1949年～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
　　
　　毛泽东不快的苏联之行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目的是商讨两国间的政治、经济等重大问题，为斯大林祝寿，重点是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希望斯大林能废除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约，再同新中国政府签订一个新约。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当晚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见。斯大林问这次来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说恐怕要搞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和苏方其他人员都弄不清毛泽东是什么意思，目瞪口呆，贝利亚还失声笑了起来。斯大林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中国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经决定对中国条约暂不做任何修改，因为即便是对一个条款进行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鉴于这种情况，条约问题无法讨论下去了。毛泽东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参加谈判，斯大林感到奇怪，认为有他和毛这两位最高领导在，什么都可以决定，还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干什么。
　　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斯大林仍只字不提条约问题。第二次会谈后，斯大林常给毛泽东打电话，但仍不提条约之事，而且不再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被冷落了十几天，十分恼火。恰在这时，英国通讯社见毛泽东在莫斯科十来天没有动静和消息，就散布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这使斯大林十分紧张。怎么办？驻苏大使王稼祥出了一个好主意，用毛泽东出面回答记者问题的方式来戳穿谣言。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发表，其中提到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斯大林改变了态度，并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
　　令笔者不解的是，既然毛泽东心里最想要的就是条约，为什么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不坚持？斯大林一说否定的话，毛泽东就不再说了。也许是事先没有准备好，也许是初次见面不好意思向斯大林提不同意见。那么第二次会谈呢，中间有七八天的空闲，为什么不好好准备一篇发言，利用第二次谈判的机会，阐明中方观点，讲清楚道理，说服斯大林？时任翻译的师哲和一些学者写文章说，毛泽东是故意坚持不主动提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中方先提出来，好像是有求于苏联，苏联应该主动提这个问题，苏方不主动提就是不诚恳，毛泽东的性格就是不低三下四地去求人。可毛泽东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忍下去，于是就对苏方人员大发脾气。
　　不仅如此。其间的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苏方举行庆祝大会。毛泽东的祝辞是苏方翻译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贡献，反响很大。大会气氛很热烈。可据师哲说，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泽东说话，无论斯大林和坐在旁边的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博得毛泽东的一丝微笑。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蒙古问题发表了长篇讲演，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苏方同毛泽东商定，由中、蒙、苏三方分别发表官方声明予以驳斥。1月21日，苏、蒙分别以外长名义发表了声明，中国的声明则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斯大林约毛泽东和已经到达莫斯科的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对中方提出了批评。苏方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新闻总署署长是不能与外长等同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很不高兴。谈话结束后，斯大林特地把毛泽东、周恩来请到自己的车上，拉他们到自己的别墅并设宴款待。在车上，斯大林与师哲谈到要择机去住处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出了其中的意思，不等斯大林把话讲完，就对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之后一路上大家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像灌了铅。到了别墅，晚宴的气氛仍然冷清、无聊。为打破僵局，斯大林自己离开座位打开留声机，请大家听音乐、跳舞。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请毛泽东上场跳舞，却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不欢而散。
　　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毛泽东的确不同寻常，他的言行常常出人意外。据随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翻译李越然在《中苏外交亲历记》中说，毛泽东向苏方提出，到达莫斯科后下了飞机就走，不要人迎接，也不检阅仪仗队。到莫斯科后，毛泽东不愿住苏方安排的大房间，而看上了李越然住的小房间，要与李越然换房。这些当然都不能按毛泽东的想法办。读到诸如此类的故事，人们会增加对毛泽东的了解，感到他的可爱之处。
　　有学者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早就对斯大林憋了一肚子意见，抗日战争时全部援助蒋介石，而信不过他毛泽东和中共，甚至打压他，所以见了斯大林情不自禁要发泄。也有学者赞扬毛泽东，说他用这样的办法来表示对斯大林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表现了应有的骨气。
　　不过笔者有所怀疑：用这种方式搞外交合适不合适？搞外交不能靠使性子，不能靠发脾气，不能靠给人脸色看，不能靠偶然。事实证明，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来访是很重视的，对毛泽东本人也是很尊重的，在一些问题上是可以听取中方的不同意见的，在签约问题上斯大林改变了态度就是明证。
　　看来，面对已经领导苏联几十年、长期同美英等大国打交道、很有国际外交经验的斯大林，毛泽东的办法不多，所以诚如师哲所说，毛泽东“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师哲说，有一次斯大林打电话问毛泽东：“我是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意见或想法。”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
　　
　　周恩来表现非凡
　　周恩来一投入这项工作，果然表现非凡。他于1950年1月10日率团动身前往苏联，20日到达莫斯科。随周恩来访苏的伍修权曾回忆：
　　“旅行路程太长，随行人员都觉得十分疲劳困乏，但周总理却一路未露倦容，利用旅行的时间从事紧张的工作，在颠簸的车厢小桌上，起草、批阅和审改许多与这次出访有关的文件材料，还利用电话与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商讨问题。”到莫斯科后，“他一面主持整个代表团的活动，一面又要不断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和研究问题，更要与苏方连续会谈。由于当时我们刚刚建国，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对我国的政策还很不了解，有的抱着怀疑态度；加之苏联仗着大国地位，常常过于强调本国利益，同他们打交道并不是一切顺利的。毛主席作为中央最高领导人，处于第二线，一切都由周总理出面处理。会谈中既要强调团结友好，努力发展互助合作关系，又要坚持原则维护本国利益，不为对方单方面意愿左右。周总理以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完成了党和毛主席交给他的这一艰巨任务。”“《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起草、修改和签订，周总理更是倾注了全部心力。从整个条约的宗旨大纲到每条每款的措辞用语，他不仅亲自一一反复推敲，还组织发动代表团和驻苏大使馆的同志一起认真讨论修改，要求人人都对此开动脑筋，贡献力量，尽可能使其准确无误。周总理对我们说，这个条约不仅要适应今天的需要，还要考虑到以后的形势发展，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后人的检验，要对我们的国家负责，维护人民的利益，决不能出现差错和漏洞。”
　　在火车上，周恩来还翻阅了一本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苏联小说《旅顺口》。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说：对这本书的印象非常坏，这本书宣扬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实在令人气愤。书中的“英雄人物”拥护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周恩来是带着对《旅顺口》这样的印象到莫斯科的，所以在谈判中他除了把握好当时的中苏友好外，不会不对苏方的错误倾向提高警惕和进行抵制。其实，早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伊始第一次去讲话时，周恩来就说过，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体系，要联合，但不是说没有区别，要认为是毫无问题，那是盲目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