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地，日子过得还不如农民。”山东日照的老渔民孔祥家语带自嘲。他说，自己年轻时出海捕鱼，驾驶的是帆船，跑10来海里就能捕到鱼，一天可捕8000到1万斤鱼。现在近海没鱼了，渔民们要跑七八十海里，一天只捕到200多斤鱼。
　　近海无鱼，原因或是填海开发、沿海污染，或是过度捕捞，总之一个后果是将中国渔民往深海赶。而由于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各国纷纷将经济海域扩大至200海里，能够自由捕捞的公海范围非常有限，且許多鱼群同样呈现枯竭现象，故涉险捕捞和越界盗猎屡见不鲜。面对荷枪实弹的外国海警，中国渔民还得有随时驾船开溜和躲避子弹的技巧。以往曾夸口的“种海”生计，在传统渔区逐渐丧失后变得难以为继。

渔村兴衰

　　“我从17岁下海，干到53岁不干了。”64岁的孔祥家说，“上了年纪的人，掌握不了船上的新式仪器了。”
　　孔祥家和他的老伴，如今住在日照市山海天区张家台村的一个小码头上。他回忆说：“大集体时全村10来条船，现在有200多条。本地人都不愿意下海了，船上的雇工都是从外面招的。生意好的船老大雇得起人，生意不好的自己就不干了。”
　　老孔有一子一女。女婿10几年前买了一条船，当着船老大。去年毛利挣上10几万，除掉费用，净利只有四五万元。“年轻人出去打工，也能赚这么多钱，还没有风险，所以本地的年轻人连船长也不愿意当了。”老孔说。
　　老孔不在船上干以后，领儿子搞过一段时间海货收购批发，码头上的小房子，以前是他们存放海货用的。前几年儿子结婚，老孔把村里的老宅腾给儿子住，把这间小屋收拾一下，老两口搬过来住了。
　　“我们能生活就不错了。”老孔说。儿子跟老孔贩了五六年海货，没挣到钱，开了3年多面包出租车，也不赚钱，现在外出打工了。去年秋天，63岁的老孔又去海上打短工，当了22天船员，赚了9000多元。他上的是小船，每天出海当天回来。秋天的鱼获量不大，但品种多，有螃蟹、八带鱼（章鱼）和其他杂鱼。
　　老孔家乡的船员工资，已经涨到每人每天400元左右。虽有政府燃油补贴，但扣除船员工资、渔船维修、加冰、加水、饮食及其他费用，大多数渔船保本经营或略有盈余；遇上渔业资源不景气的年份，大多数渔船亏损，不得不停港歇业。
　　比起“斜阳西去”的张家台村，名头响得多的海南琼海市潭门镇，由于专营珍稀鱼类和贝类，渔业仍旧兴旺。
　　潭门镇渔业人口超四成，500多条渔船中，四成专赴远海尤其是黄岩岛和南沙，都装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潭门距南沙1000多海里，出海动辄上月，花费10多万元。由于男人常出海，镇上100多辆三轮车几乎全是女司机。去年6月三沙市在西沙永兴岛上揭牌，今年4月习近平从博鳌赶来潭门登船慰问渔民，都让渔民对政府提供海上医疗救助等保障有了憧憬。
　　5月16日南海中北部进入伏季休渔期后，少数海南渔民组队远赴南沙永暑礁一带作业，顺带宣示国家主权。像潭门渔民去南沙作业，能拿到政府3万元以上的专项补贴。也有渔民试验在西沙用深海网箱养殖名贵鱼，以打发这两个半月的休渔时间。
　　尽管在南沙要面对菲律宾和越南的蛮横执法，海南渔民还是争取到受国家保护的“种海”权利，这一点甚至令黄海边的同胞有点羡慕。
　　“中韩渔业协定谈判，我们一开始还占上手，一直拖着不签。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不是划不清吗？划不清就拖着，拖一年是一年，历史上它占我们便宜多少年了？先是‘倭寇侵海’，后来是韩国渔民侵海……”一位中国海洋学者说，“但最后我们还是签了。”
　　历经7年零6个月的马拉松式协商后，《中韩渔业协定》于2001年6月30日起正式生效。由于韩方依照协定逐年减少对中国渔船的准入配额，我国渔民铤而走险进入韩方区域捕捞的现象不断发生，韩方恶性执法事件也时有耳闻。
　　“韩国海警开枪打死我国渔民，真是岂有此理！《中韩渔业协定》不是有一条规定吗？缔约任何一方在最初5年期满时或在其后，可提前一年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另一方，随时终止本协定。”上述那位要求匿名的学者说，“现在韩方一再挑起事端，如果我们提出异议，要求终止该协定，他们就不敢那么嚣张了。”

“红岛蛤蜊”转亏背后

　　2013年5月13日，上午9时，青岛市红岛经济区东大洋村的一座码头，10几艘去滩涂收蛤蜊的船只陆续返回，码头吊车将装在大网袋里的蛤蜊清洗过秤后，几十辆货车迅速将它们运到城阳水产品批发市场及其他销售地。“红岛蛤蜊”是青岛最有名的蛤蜊，个大、肉肥、味美，在码头上的售价是每公斤3到5元不等。红岛镇3.5万人，渔民70%以上以养殖蛤蜊为主。
　　红岛镇西大洋村的赵扬步，是第一批下海搞养殖的渔民，从1991年政策规定个人可以承包滩涂后，他就搞起了蛤蜊养殖。他的朋友赵扬雷笑称他是村里最先富起来的“暴发户”。
　　胶州湾本来有很多野生蛤蜊。个人可以承包滩涂养殖后，一开始是把野生的蛤蜊幼苗放到滩涂里养。1994年后，由于承包养殖的滩涂面积越来越大，挤占了野生蛤蜊的生存空间，野生幼苗没有了，要到莱州去买。从2000年起，胶州湾的养殖户要到福建或广西去买蛤蜊幼苗，放在滩涂里养。
　　红岛蛤蜊从1980年代出口日本时开始有名。当时国内其他沿海地区也有野生蛤蜊，但当地渔民大都以捕鱼为主，不识蛤蜊为何物。1991年红岛渔民开始养殖蛤蜊后发展很快，辽宁、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养殖户也开始养。现在那里也没有野生的蛤蜊了，只能买苗养。 　　“我们胶州湾这里是天然的滩涂，水浅，阳光能照射到，微生物丰富，水比较肥，别的地方是在远海养殖蛤蜊，我们就在湾里面养。”赵扬雷说。他也跟人合伙，承包了几百亩滩涂养殖蛤蜊。以前放下蛤蜊苗，一年就可以出来了。现在养殖密度大了，蛤蜊生长得慢，要养两年才能卖。
　　去年，西大洋村60%的滩涂不赚钱，因为养殖密度大，蛤蜊死亡多。有的放下苗，没等长大就找不到了，连壳也没有了。“滩涂养殖”，本来规定是在涨潮时盖上，退潮后露出来的地方，现在往海里去得越来越深。西大洋村的养殖滩涂，都到了胶州湾大桥的外面了。这几年，养殖户们主要是用地笼网捕一捕所承包滩涂里的章鱼、海螺、螃蟹等，一是能卖钱，二是清除掉蛤蜊的天敌。“放上蛤蜊苗，就是放上钱了，我们要除掉它的敌害。但是渔政看见我们用地笼网捕鱼，就要罚款，他们怕伤害自然生长的鱼苗。”东大洋村的养殖户王泽京说。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是我们最好的一段时光。”赵扬步和赵扬雷喝着啤酒说，“我们怀念那时候的生活方式，没有压力，自给自足。后来干养殖的多了，资源占用完了，就走下坡路了……下海非常辛苦。养蛤蜊是靠天吃饭。海龙王不让你发财，你就发不了财。”
　　近10几年来，鉴于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现实，我国把发展水产养殖业作为优先战略。“中国对虾”养殖始于20世纪初期，因其利润空间和出口换汇潜力较大，很快就发展成一个遍布全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直至1993年崩溃。随后，海湾扇贝、栉孔扇贝以及其他一些种类，都发生过局部海区过度养殖致大规模死亡的情况。
　　国家贝类产业技术研发中心的专家们指出：单物种大面积养殖，易造成生态系统不稳定，无序的管理加上“膨胀式”发展，导致实际养殖量大大超出了海域的生态承载力。
　　“得而復失比原本就没有更令人痛苦。”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慕永通说，他曾到辽宁长海县调研过广鹿岛虾夷扇贝养殖两次大规模死亡事件。据他了解，经历过2007年虾夷扇贝大规模死亡后，当地养殖户前10几年赚来的钱都赔进去了；再经2009年的大规模死亡后，用于养殖虾夷扇贝的投资也都搭进去了。“也就是说，当地养殖户辛辛苦苦地养了10几年扇贝，不仅分文未赚，反而连投资都打水漂了，最终结果是赔钱赚吆喝。”
　　国内水产养殖业的盛衰循环，地方政府难辞其咎。当许多种类的养殖技术趋于成熟，苗种供应相对充足，市场需求旺盛，行业尚未形成有效的自律机制时，“过度养殖”就已初露端倪。这时，地方政府本应扮演“刹车者”的角色，但却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为追求政绩而扩大养殖面积，或“为收费而发证”，积极推动“过度养殖”驶上了快车道，开到了悬崖边。

给“蓝海战略”敲敲警钟

　　“一方面国家要振兴海洋经济，另一方面，传统靠海、吃海的一些人却没饭吃了，这是不是一个悖论？”慕永通笑问。
　　慕永通把建国后中国的渔业史概括为一部“发展→过度发展→衰退或崩溃”循环史。他认为，中国实施“蓝海战略”应该引渔业之覆辙为鉴，坚守“宁可失之于保守，不可失之于冒进”这一预防原则，而不应重蹈此覆辙。
　　目前中国的渔业问题，“过度捕捞”源自于产权不明；“过度养殖”源自于只知“加油”，不知“刹车”，它们的背后有一个共同问题，即制度的缺失。长期以来，我们在技术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历史地看，每一项被广泛采用的新技术，几乎都会带来新一轮“盛衰循环”，这是因为诱发其发生的制度环境始终没有改变。换言之，“制度短板”使然。
　　从捕捞业来看，我国“四大家产”中的大、小黄花鱼和墨鱼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遭过度捕捞，至今未有恢复的迹象。随后，渤海“中国对虾”、多年生底栖鱼类和原先并不作为目标鱼种的鳀鱼先后遭到了过度利用，大部分种类目前都处于“商业灭绝”状态。黄海和东海渔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近年来，沿岸排污以及石油平台、海上运输等陆上过度活动对海洋渔业亦产生“雪上加霜”式的影响，彻底摧毁了近海鱼类的生存空间。
　　慕永通说：“历史上，我们的哲学是‘先干起来再说’，这个方法论是有问题的。你干起来了还如何规范？在广东、福建，一说搞‘水产养殖’，密密麻麻的，把水道都占了。一开始控制不严，到了想规范的时候，渔民两手拿刀对着自己的胸口，你上来我就自杀！政府也不敢强行阻止了。”
　　水产品出口（1990年代中后期）和药品使用（19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期）方面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过度”现象。由于“过度出口”，我国出口日本的鳗鲡鱼价格大幅下跌，出口其他国家的一些品种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过度用药”，我国水产品出口屡遭封杀，2006年发生的“多宝鱼事件”是过度用药促成的一大典型事件。
　　慕永通说：“对海洋资源要开发、利用，还要保护，不能变成狂热开发。‘陆海统筹’是个正确的办法。不能把开发海洋作为转嫁陆地矛盾的手段，你把陆地折腾得不像样了，再去折腾海洋，海洋折腾完了，再去折腾太空，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深刻总结陆地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经验与失误，不能一提‘海洋兴国’，舆论全都一致，都是‘喊打喊杀’。媒体不要搞这种添油加醋。如果‘海洋兴国’在经过媒体忽悠之后，变成另一次狂热，那就是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