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意味着城乡关系、空间结构与民众公共生活的重组,中世纪之后,个体权利崛起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化拓宽了国家与城市、城市与乡村关系的理解,借助资本的流动,人口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进入城市的权利”,并借助“权利走廊”这一制度外通道,全球城市网络结成了权利的纽带。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过现有的户籍甚至国籍的限制,以两种形式实现城市的权利:一是进入全球城市的地理空间;二是进入全球城市的连接网络。至今仍在蔓延的新冠疫情证明了人类生活的共同困境,但这种困境是全球化被强行中止的沮丧,是通过“权利走廊”进入全球城市体系进程戛然而止的迷茫。星罗棋布的城市个体、密布于全球资本网络的地方单位,正在深刻消解权利差距和城乡差别。随着这些差距的逐渐消失,全球城市的“权利走廊”终将失去其权利启蒙与动员的作用,而这恰恰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真正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