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已有牛耕，战国至秦开始推广，战国以前是我国牛耕的早期阶段。
　　春秋始见与牛耕相关的文字。《论语·雍也》：“犁牛之子骍且角”，这是最早牛、犁联言的文字。受何晏“犁，杂文”解的影响，或不将此条与牛耕相联系。如徐中舒说：“物训杂毛牛”与《论语》何注“犁杂文”、《淮南子·说山训》高注“牛不纯色”等义又正相应。但犁牛为耕牛，清儒刘台拱、刘宝楠父子辩之綦详，综见齐思和《牛耕之起源》所引，而杨伯峻《论语译注》径释“犁牛之子”为“耕牛的儿子”。
　　持牛耕春秋说者，多引述与牛、耕相关的人物的名、字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论语·颜渊》：“司马牛问仁”，何晏集解引孔安国：“牛，宋人，弟子司马犁。”孔子弟子司马牛又名司马犁，名牛字犁。古代有身份的人有名、有字甚至还有号，名、字在意义上是有内在联系的，字由名滋生，名字相应，二者同义或是同一意义范畴。犁字入人名也自春秋始，如莒国君主犁比公、楚国大夫伯州犁等。
　　孔子弟子的名、字中牛與耕或犁对应，其意义关联正来自当时之牛耕的存在，又寓耕读之意。《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少室周为襄主骖乘，至晋阳，有力士牛子耕，与角力而不胜。”牛子耕是春秋晋国大力士，姓牛，名或字为耕，也显然是刻意为之。只有在牛耕已是较常见之事，且人们充分认识到牛在耕田中的作用和意义之后，才会在当时人的名、字中有所反映。从“犁牛”和几例有身份的人物的名、字看，春秋显然远不是牛耕开始出现的时期，商代、西周牛耕的使用是春秋牛耕发展的基础。目前所见还只限于孔子弟子三人和晋国的牛子耕，因此，肯定春秋有牛耕的同时，也应对其在农业生产的使用情况有正确的估计。
　　《国语》卷十五《晋语九》记晋大夫窦犨对赵简子说：“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虽然不是专为牛耕问题的论述，但它是关于牛耕最早的确切记载。这段话的意思是，牛本来的用途是宗庙中用作供奉、祭祀的牺牲，宗庙是它体现价值的地方；如今沦落为耕田的畜力，受人驱使，本是不该出现的状况。窦犨以此为喻，说范和中行氏为赵氏所败，子孙流落齐地耕作以谋生。用作牺牲到耕田的畜力的变化比喻贵族的没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牛的价值的认识。《左传·成公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牛因为是祭祀用的牺牲（太牢之首）而受到重视，但由于西周以来重农抑商自上而下已有牢固的社会基础，以及春秋战国进一步形成系统的农本思想，窦犨绝不会有贬低农业劳动的意思。合理的解释是，牛耕还未十分普遍，或者由于犁具结构或套驾方式的问题，人们尚未从牛耕中看到明显的效益对比，也由于当时普遍的祭祀风尚的影响，人们还无法把牛在农耕中体现的真正价值理清。这种状况同秦汉基于农耕意义保护耕牛的做法大不相同。
　　牛耕推广同大量的祭祀用牛是相矛盾的。《周礼·地官·牛人》：“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周礼》成书于春秋战国，而以战国说影响最大，其时牛的主要用途是献神（享牛）、求福（求牛）、宴享（积膳）、丧奠（奠牛）及驾兵车和辕外挽车（牵傍），尚未提及耕牛。这种情况既是牛耕尚未形成大势的表现，也与人们祭祀观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有关，同《国语·晋语》的所述应做相似的理解。虽然战国时期在耕具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使用一定数量的铁犁，但牛耕的推广仍受制于人们传统的祭祀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加上驾耕技术的限制，进展较慢，直至战国晚期，秦律中才有了明确的田牛，有了专门对马和田牛进行保护和饲养管理的《厩苑律》 。
　　另外，牛耕的使用也存在地区间的差异，秦国可能是牛耕使用较多的地方。《战国策·赵策》赵豹语：“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史记·赵世家》所记略同。河南内黄三杨庄发现的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期的田垄宽70厘米，与西汉晚期以大铁犁进行牛耕形成的代田形式十分接近，间接反映了战国晚期牛耕在中原地区推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