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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为了纪念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三十周年，我们八间房公司编辑了一套《三十年三十人》，就是从7000多名毕业生里面，选出最有代表性的30个人，介绍自己的行业，讲述各自的人生。上半卷叫《指点江山》，由黄江南、张少杰、华生、冯仑等演说惊心动魄的改革经历；下半卷叫《激扬文字》，由徐友渔、周国平、高全喜、于沛等讲解高深莫测的思想领域。
根据掌握的资料，研究生院毕业生有近110位现任的部级以上领导，原本都可以谈出很多精彩的内容，可惜客观上都“不方便”，大家均感有些遗憾。主编之一的小喻说，其实还有些更好玩的，这下子话题打开了，列出的又何止30人。
起步，明晰自己的需求
不知怎的，把我扯进去了：咱老大也得进去啊，您看看那经历，法人代表干过30多个，涉及的行业……好像没有没干过的。这几位貌似诚恳地问：“您隔三差五地换工作，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还真被问住了，胡乱地答道：“其实也没多想，就是老有股劲儿拉着我往前走。工作一旦失去了刺激，我也就没兴趣了。可能我天生适合创业吧。”
1987年毕业那会儿，硕士还是比较金贵的，大家第一选择是去外贸公司，挣得多；其次是国家机关，正值青黄不接之际，混个局级干部，肯定是今生可期。
有次聊天，工经系的师兄突然说：“我觉得你适合我要去的体改所，都是一帮年轻人，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热情。”我以为老大哥只是说说而已，谁成想，过几天真把我拉去人民大学对面胡同里的体改所了。那时，我们年轻人对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是顶礼膜拜的，都想参与到千年一遇的改革大业里。
对一个人来说，第一份工作是与第一桶金、第一个情人同等重要的。这里面，个人的需求最关键：是权力、金钱、名声？还是稳定、刺激、献身？我没赶上革命时代，幸运或不幸很难说，但我很荣幸加入了中国最优秀的改革团队，这是一笔终身财富。况且，很多人的职业初夜都是被动的、无奈的，而我是机缘巧合地主动达成。
折腾，路过一个个驿站
离开体改所是一年多以后。那时我刚刚做了几单章光101，赚了日本人一些钱，对经商的兴趣渐起。正好我的同学老曲找来，他负责为中化集团创建海南分公司，几下子便打动了我。
离开海南是两年后的1990年，原因是大形势下的悲观失望，只想出国读个博士，搞搞研究算了。谁知申请了50多所大学，一份奖学金也没拿到，那时学习好的都在考托福，我才得了536分，所以out了。回北京复习这么久了，心想就这待着吧，于是在几个同学的推荐下，我进了中农信贸易公司，后来到了总部。
在人生中，每一次相聚都是缘分，而每一次离开，何尝不是一次重启，只不过面对的是新环境、新机缘、新挑战。有个雨夜，我把自己的彷徨和迷茫都告诉了一好友，比如人生的追求有无价值？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如何保持个人的尊严？为什么不追求升职就会很快边缘化？最后，永远记住的一句话是：任何一个职场，都不过是你人生的一个驿站。
心结打开了，能量也开始释放。虽然压力巨大，但我又一次无比幸运，因为这次的老大是一位极其了不起的人物，他看重思想，善于构建文化，带队伍驾轻就熟。我在他那几年学到了很多，反正都是做人，那就做大写的人；反正都是做事，那就做对国家民族有用的大事。
我感觉自己身上有个生物钟，每逢系统紊乱，它都会发出“重启”的提示。那是接到公司最高奖“金犁铧”的夜里，我完全睡不着，很难找出准确原因，但是金融是高危的、潜规则是致命的，长期河边走，万一湿了鞋怎么办？还是自己创业吧，哪怕小、哪怕从头再来。
不忘自我，找到职业坐标
离开中农信，我自己折腾了10年。我找来国有和民营企业的6家股东，注册了国康公司，自封老大，一路做了下去。那时的机会太多了，那时的陷阱也太多了，万通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它们敢于自我批判，人在江湖，心在职业化，事事出奇，招招领先。而跟进的好多公司也都是书生经商，转换之间落了后手，慢慢就被时代淘汰了，我和我的公司正是这样。
在此期间，我兼了好多法人代表，下面有几家中字头的媒体，以及期货公司、投资公司、演出公司等。最深的体会有两点。一是下属一般有三件事找老大：没钱了、打架了、出官司了；二是如何做老大：有登顶的决心与能力、带领“小偷团队”、关键时刻肯当傻瓜。我们看成功的企业家，都不会半途而废、都不愿斤斤计较，他们的团队往往有分工明确的技术含量，而不是敢于抢劫的棒子队。
俗语说：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既然认知了自己不善于经商的情况以后，我做了减法和除法，厘清了基本的债务。接下来，我做了一生最大的一次决定：绝不再做企业法人代表。
我在2001年考取了社科院政府政策系的博士生，同年拜在了净慧老和尚座下学禅，脑力与灵魂开始安顿了以后，再做什么都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在金诺投资公司、阿尔卡特中国公司、中稷投资公司、万企控股公司等多家企业中，我都是副总经理，做一名称职的大副，我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职场坐标。
有一次，朋友问我：“赚钱机会那么多，为什么考博士啊？”我笑笑回答：“我那时只剩下头脑了。”我的博导郑秉文老师，他说自己不懂商业，但是“知识永远都是有用的”。
2000年春天，好友老曾带我去广济寺，拜见净慧禅师，听到了一次心灵的开示。从那次到今天，我又皈依了梦参老和尚、觉真法师、明贤法师等高僧，一边学习禅法，一边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几位禅师都说我与弘法有缘，鼓励我写作。从《淡定的人生处处禅》开始，四年多时间，我出版了13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想的“重启”远远胜于一次工作的调换，因为这才决定我们的人生。
我经常飞来飞去，有时在机场书店看到那些手势夸张、唾沫四溅的大师们演讲，心里总有些不舒服。人们习惯于礼拜上帝、寻求捷径、迷恋绝招，唯独忘了自我，从而迷失在了世界的假象之中。
根据掌握的资料，研究生院毕业生有近110位现任的部级以上领导，原本都可以谈出很多精彩的内容，可惜客观上都“不方便”，大家均感有些遗憾。主编之一的小喻说，其实还有些更好玩的，这下子话题打开了，列出的又何止30人。
起步，明晰自己的需求
不知怎的，把我扯进去了：咱老大也得进去啊，您看看那经历，法人代表干过30多个，涉及的行业……好像没有没干过的。这几位貌似诚恳地问：“您隔三差五地换工作，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还真被问住了，胡乱地答道：“其实也没多想，就是老有股劲儿拉着我往前走。工作一旦失去了刺激，我也就没兴趣了。可能我天生适合创业吧。”
1987年毕业那会儿，硕士还是比较金贵的，大家第一选择是去外贸公司，挣得多；其次是国家机关，正值青黄不接之际，混个局级干部，肯定是今生可期。
有次聊天，工经系的师兄突然说：“我觉得你适合我要去的体改所，都是一帮年轻人，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热情。”我以为老大哥只是说说而已，谁成想，过几天真把我拉去人民大学对面胡同里的体改所了。那时，我们年轻人对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是顶礼膜拜的，都想参与到千年一遇的改革大业里。
对一个人来说，第一份工作是与第一桶金、第一个情人同等重要的。这里面，个人的需求最关键：是权力、金钱、名声？还是稳定、刺激、献身？我没赶上革命时代，幸运或不幸很难说，但我很荣幸加入了中国最优秀的改革团队，这是一笔终身财富。况且，很多人的职业初夜都是被动的、无奈的，而我是机缘巧合地主动达成。
折腾，路过一个个驿站
离开体改所是一年多以后。那时我刚刚做了几单章光101，赚了日本人一些钱，对经商的兴趣渐起。正好我的同学老曲找来，他负责为中化集团创建海南分公司，几下子便打动了我。
离开海南是两年后的1990年，原因是大形势下的悲观失望，只想出国读个博士，搞搞研究算了。谁知申请了50多所大学，一份奖学金也没拿到，那时学习好的都在考托福，我才得了536分，所以out了。回北京复习这么久了，心想就这待着吧，于是在几个同学的推荐下，我进了中农信贸易公司，后来到了总部。
在人生中，每一次相聚都是缘分，而每一次离开，何尝不是一次重启，只不过面对的是新环境、新机缘、新挑战。有个雨夜，我把自己的彷徨和迷茫都告诉了一好友，比如人生的追求有无价值？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如何保持个人的尊严？为什么不追求升职就会很快边缘化？最后，永远记住的一句话是：任何一个职场，都不过是你人生的一个驿站。
心结打开了，能量也开始释放。虽然压力巨大，但我又一次无比幸运，因为这次的老大是一位极其了不起的人物，他看重思想，善于构建文化，带队伍驾轻就熟。我在他那几年学到了很多，反正都是做人，那就做大写的人；反正都是做事，那就做对国家民族有用的大事。
我感觉自己身上有个生物钟，每逢系统紊乱，它都会发出“重启”的提示。那是接到公司最高奖“金犁铧”的夜里，我完全睡不着，很难找出准确原因，但是金融是高危的、潜规则是致命的，长期河边走，万一湿了鞋怎么办？还是自己创业吧，哪怕小、哪怕从头再来。
不忘自我，找到职业坐标
离开中农信，我自己折腾了10年。我找来国有和民营企业的6家股东，注册了国康公司，自封老大，一路做了下去。那时的机会太多了，那时的陷阱也太多了，万通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它们敢于自我批判，人在江湖，心在职业化，事事出奇，招招领先。而跟进的好多公司也都是书生经商，转换之间落了后手，慢慢就被时代淘汰了，我和我的公司正是这样。
在此期间，我兼了好多法人代表，下面有几家中字头的媒体，以及期货公司、投资公司、演出公司等。最深的体会有两点。一是下属一般有三件事找老大：没钱了、打架了、出官司了；二是如何做老大：有登顶的决心与能力、带领“小偷团队”、关键时刻肯当傻瓜。我们看成功的企业家，都不会半途而废、都不愿斤斤计较，他们的团队往往有分工明确的技术含量，而不是敢于抢劫的棒子队。
俗语说：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既然认知了自己不善于经商的情况以后，我做了减法和除法，厘清了基本的债务。接下来，我做了一生最大的一次决定：绝不再做企业法人代表。
我在2001年考取了社科院政府政策系的博士生，同年拜在了净慧老和尚座下学禅，脑力与灵魂开始安顿了以后，再做什么都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在金诺投资公司、阿尔卡特中国公司、中稷投资公司、万企控股公司等多家企业中，我都是副总经理，做一名称职的大副，我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职场坐标。
有一次，朋友问我：“赚钱机会那么多，为什么考博士啊？”我笑笑回答：“我那时只剩下头脑了。”我的博导郑秉文老师，他说自己不懂商业，但是“知识永远都是有用的”。
2000年春天，好友老曾带我去广济寺，拜见净慧禅师，听到了一次心灵的开示。从那次到今天，我又皈依了梦参老和尚、觉真法师、明贤法师等高僧，一边学习禅法，一边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几位禅师都说我与弘法有缘，鼓励我写作。从《淡定的人生处处禅》开始，四年多时间，我出版了13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想的“重启”远远胜于一次工作的调换，因为这才决定我们的人生。
我经常飞来飞去，有时在机场书店看到那些手势夸张、唾沫四溅的大师们演讲，心里总有些不舒服。人们习惯于礼拜上帝、寻求捷径、迷恋绝招，唯独忘了自我，从而迷失在了世界的假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