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认为梁山好汉作乱是由“无道之世”逼出来的，他在评《水浒传》（七十回本）时指出，“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十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其实金圣叹的这一评价放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中也是符合的，此本中的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只是整个内容的一个楔子，而正真故事的开端是从第二回开始的，此回的第一人便是高俅。
　　对于“乱自上作”的见解我是赞同的，但对于将“乱自上作”的主体只归于高俅的见解我并不完全认同。伟大的思想家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清人唐甄说“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国之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而非人臣。在我看来，把《水浒传》中梁山聚义作乱的始作俑者只落在高俅身上是片面的，而以宋徽宗为中心的上层统治集团才是“乱自上作”的主体，宋徽宗应是其核心要素。
　　历史上的宋徽宗，名赵佶，宋神宗十一子，是北宋第八位皇帝。他酷爱艺术且造诣极高。他创造的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书”。在位时曾以画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种方式，以专业艺术家为官治政可谓“创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艺术高超的画家，除出产大量的绘画外，还撰写过有关绘画的理论文章。同时，广泛搜集历代文物，令下属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美术史书籍。苦心孤诣于艺术的宋徽宗对中国美术史可谓作出了巨大贡献，乃至于我们似乎忘记了赵佶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皇帝。
　　“有名的皇帝”不假，“靖康之变”事件，连同其子赵桓（宋钦宗）、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被金兵所俘，最终，国破家亡，客死他鄉，还得了一个“昏德公”的“美名”。这一事件，的确确定了他——宋徽宗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显赫“名声”。
　　昏庸腐朽、贪图享乐、任用奸佞是宋徽宗自取灭亡的历史根本原因。而这一点，在《水浒传》中是有充分交代的。
　　小说第十二回交代：青面兽杨志说，“道君（宋徽宗）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这句话反映的是历史真实。崇信道教、自称“道君皇帝”的赵佶在位期间，十分追求奢侈生活，在南方采办花石纲，搜集奇花异石运到汴京修建园林宫殿，任用贪官宦官横征暴敛，给百姓造成巨大负担，激起了各地的农民起义。
　　其实，小说中的高俅出场是连带着端王（后来的宋徽宗）一起出场的，高俅的发迹源于端王的上台——登上皇帝宝座。此情节布局在作品中是一个整体，而非割裂独立的出现。
　　高俅何许人也？“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弄棒，最是踢得好脚气球”，“吹谈歌舞，刺枪使棒，相扑杂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主要工作陪着别的公子哥斗鸡玩马，到处风花雪月。作品开场对高俅的交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识得几字的街头无赖、流氓混混形象。
　　作品第二回高俅遇赦携开赌坊的闲汉柳世权的书信返东京，但董将士、小苏学士因此人“没信行”均推辞不留，最后推荐给小王都太尉。“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小王都太尉收留此人并于身边听用。由此可见这皇室宗亲中的小王都太尉也绝非清正君子。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专请小舅端王”，那端王的品行如何呢？作品中说：“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由上，这位“聪明俊俏人物”的未来皇族接班人品行境界就可见一斑了。
　　端王喜好蹴鞠，与小黄门踢球，正好高俅替小王都太尉给端王送羊脂玉镇纸和玉龙笔架（此两物件正是对宋徽宗痴迷书画艺术这一史实的映射），球落脚下，高俅使一招鸳鸯拐将球传于端王，博得端王欢喜，便从小王都太尉处索要此人，留于自己身边踢球玩耍。后来端王有幸成为皇帝，为了抬举高俅，给了其殿帅府太尉一职。从其管理的职权看，高太尉似乎可以掌控国家的正规禁军，后来征讨梁山时能节制十节度使，官位如同今天的军区司令之位，真可谓位高权重。就是这样一个德性卑劣、几无才学的社会渣滓，却因陪皇帝踢得两脚球而被授予朝廷军务要职，可见宋徽宗视国家前途命运如儿戏。
　　为使皇帝宋徽宗更显荒淫腐朽，后文还写了他钻地道与李师师的青楼幽会的故事情节，为国之君滑稽荒诞的行径实属可笑至极！作品中蔡京、高俅、杨戬、童贯四大奸臣包藏祸心、欺上瞒下、专权害民的写照后文比比皆是，此处不再赘叙。
　　综上可见，宋徽宗统治集团的成员是龌龊的，“乱自上作”不仅是历史的真实，也是文学的真实。这样腐朽的统治其灭亡的时间自然不会太久。
　　（作者单位：甘肃省兰州市第五十九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