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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眼睛
“不应说共产党有坏蛋。《腹地》的缺点就是没有爱护党像爱护眼睛一样”陈企霞说
1954年元旦下午，作家王林到吴砚农家做客。吴砚农是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
晚饭后，吴砚农劝导王林，对小说被禁一事，就不必再追究了。王林有些火：“这问题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问题！”吴砚农劝道：“历史自有公论，何必再追究?”王林更加生气：“书被禁，他们想像过去国民党秘密枪杀共产党员似的，杀错了也算了？我却不能不追究历史的公平解决!”两人不欢而教。回家后，王林把这些记在了日记里。
王林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就是他的小说《腹地》。这部以1942年日军对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为背景、被著名作家孙犁称为留下了“一幅完整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的小说，1950年遭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遭到批判的长篇小说。
“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其实，早在《腹地》出版前，争议就开始了。
这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叫辛大刚，是一位因伤致残回到村中的八路军战士。他参加了剧团，并跟剧团主演、一位美丽的姑娘白玉萼相爱。村支书范世荣是破落地主后代，丧妻后想将白玉萼续弦，于是在村中开反淫乱斗争会批判辛大刚。此时，日军开始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村支书躲到了亲戚家，树政权陷入瘫痪。危急之时，辛大刚毅然担负起军人的职责，带领村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小说用细致的笔法，描述了村民在战时的生活和中共基层组织的状况，真实地描写了人物的处境和内心：支部书记也有私心杂念；主人公也有对现实的不满、对当地领导的怀疑和对恋爱的渴望。
王林对《腹地》异常看重，因为这部小说是他拿命换来的。
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时，王林是冀中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社长。据日后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刘绳回忆，为保护和储备干部，上级要求王林等人立即转移至西太行山区，但王林坚决要求留在冀中，见证反扫荡这一壮举。《腹地》就是他趴在“堡垒户”的地道口，像写遗嘱一样写出来的。完成后，他将手稿深埋地下，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从土里把手稿挖出。
1946年，王林将《腹地》手稿本拿给文艺界的朋友们看，征求意见。曾在延安鲁艺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提意见说：“第一节到第六节气魄太，但辛大刚到剧团中搞恋爱去了……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另一位作家沙可夫却来信鼓励他：“张庚同志他们给的意见，不一定就是说这篇文章完全要不得，用不着藏之名山。”
在批评意见中，陈企霞的声音是最响亮的：“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政治影响不好，让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不应该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腹地》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这是一次尖锐的警告，但是王林忽略了。他以一个作家的固执，拿着原稿四处奔走。
彼时，国共战事正紧，一部小说的命运不足挂齿。直到战争胜利前夕，《腹地》的出版才又重新提上日程。
，
1949年月20日。《腹地》在天津开始排印。就在开国大典的前—天，王林拿到了第一本《腹地》。他像捧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它送到爱人刘燕瑾手中。
这位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亲历西安事变--的老党员不会想到，在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枪炮之后，他却会因为一本小说，倒在自己同志的批判之下。
《腹地》实际成为禁书
在1950年的第27、28期《文艺报》上，时任该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发表了署名文章《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
经历过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洗礼的陈企霞以无产阶级文艺的典型视角，对《腹地》作了一次文本细读：“带着十二分的惋惜，郑重地指出这部小说无论在选择英雄形象上，反映农村内部斗争上，描写党内斗争和党的领导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重大缺点，这些缺点和小说全面地纠结在一起。”在文章末尾，作者提出警告：“对于我们矢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者，是值得十二分警惕，应该千百次去思索的。”
1950年的《文艺报》，几乎直接代表着中共对文艺思想的态度和看法。这篇两万三千字的重磅文章，将《腹地》定性为“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已经宣判了这部小说的死刑。
王林后来写道：“因为陈企霞同志的批评，《腹地》实际上成了禁书。”
“也没有具体的禁止发行这本书的文件。就是这篇文章一出，新华书店就都买不到这本书了，很快就全部下架。”王林的儿子王端阳说。“她哈哈大笑，我浑身打冷战”
这次名为批评实为批判的事件，是王林命运的拐点。此后，他因为这部小说一共写过8次检查。
“同志们帮我认识了我在创作上的主要错误，是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在写完长篇小说《腹地》一年多以后到北岳区整风才正式看到的。”
这篇写于1952年3月27日的检查，无意间道出了小说被批判的根源。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文艺作品的判断标准。根据这一标准，
《腹地》中对党的基层状况的真实描写被批判为“自然主义”“暴露黑暗”。
但王林并不认为自己的这部小说“暴露黑暗”。因为，无论从主题抑或内容上，这都是—部“光明战胜黑暗”的作品。
“对于对他的批判，虽然我父親心里从来没服气过，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思想。他总想怎么改造自己，怎么跟上新的文艺思想。这很代表他们那一代人的想法。”王端阳指着父亲的日记说。
王林一直关注着形势的发展。1952年，先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罪被执行死刑。“刘青山、张予善一抓，我父亲就觉得这实际生活中比我小说写的还黑暗啊，这都可以说，我的小说就可以没问题了啊。他就要给中央写信啊等等。”王端阳回忆。
王林决定上书中央。4月22日，他写下了《给毛主席书》和《对(腹地)新的检讨和辩护》。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三个叹号为自己打气：“信是发出了!毛主席不会再犯官僚主义的l这是一线曙光j”
三个月后，王林终于等来了一封中宣部的回信。信中写道：“这种问题完全可以在作家中间进行公开讨论。经我们提议，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准备在最近召集专门的座谈会谈论你的小说《腹地》，我们并提议届时请你本人参加讨论。”
很快，文协内刊《创作通讯》上刊登了准备召开《腹地》讨论会的消息。王林“喜出望外”，天天盼着这个座谈会。但再无下文。后来王林才得知，所谓中宣部的回信，只是“—个秘书看了看就回了信”。
1953年夏，王林在北戴河遇到《文艺报》主编丁玲。丁玲告诉王林：“企霞同志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虽在《文艺报》当主编，但是我没看过《腹地》。”王林惊讶地问原因。丁玲说：“我听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怕卷入漩涡!”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王林在文章中回忆：“她开心地大笑，我却浑身打冷战。”
1954年，感觉到“呼天不灵，入地无门”的王林终于低头，写了一份《我的检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创作上无一件成功。抗战期间写的《腹地》又严遭打击和批评……所以我的情绪是‘自馁’‘自惭形秽’……我初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险性，希望同志们帮助挖掘和监督改正。”
改稿30年
放弃抗争的王林开始修改《腹地》。没想到，这一改就改了30年。
王林努力揣摩和消化《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反映新时期新面貌的小说，并努力做着不喜欢的行政工作。“文革中他还写了话剧，左得要命，鬼子都鸠山似的，共产党都李玉和似的。我当时在军区话剧团，还拿给我看。”王端阳说。
除了这些，就是无休无止地修改《腹地》，“一有想法就写个《腹地》修改提纲，前后我都没数，有好多次。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脑子完全混乱了。”
让王端阳感到痛心的是，王林越来越陷入自我怀疑。“改革开放之后，他也从没想过是不是可以把最初版的重新出，他就认为必须得修改。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精神修改。”王端阳说。
此时，王端阳已经成为作家，他的弟弟王克平成为“星星美展”的发起人之一。王林对两个儿子叛逆的作品极为反感。“你们以后就是卖国!”老人有时这样说道。
偶尔，王林也会让子女帮自己誊抄《腹地》修改稿。“我从来不管。我说你改那个干什么?现在有谁看那样的小说?你知道那么多事，你写个回忆录多好!”王端阳说，“我父亲对我很失望。”
经过多年修改，《腹地》中的共产党员终于彻底高大起来，村里的老人也都有了“喜神似的”相貌，反面人物则变得猥琐不堪……
198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修改后的《腹地》，定价2.15元。那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王林是谁。
此前一年，王林病逝。他至死也没能看到缠绕自己几十年、代表自己思想改造成果的新版《腹地》。
2007年，王端阳自费将49年版《腹地》再版。
“我本来一直认为我父亲就是个二三流作家。直到看到了1949年版的手稿才改变了想法，觉得越看越好。”王端阳说。
“不应说共产党有坏蛋。《腹地》的缺点就是没有爱护党像爱护眼睛一样”陈企霞说
1954年元旦下午，作家王林到吴砚农家做客。吴砚农是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
晚饭后，吴砚农劝导王林，对小说被禁一事，就不必再追究了。王林有些火：“这问题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问题！”吴砚农劝道：“历史自有公论，何必再追究?”王林更加生气：“书被禁，他们想像过去国民党秘密枪杀共产党员似的，杀错了也算了？我却不能不追究历史的公平解决!”两人不欢而教。回家后，王林把这些记在了日记里。
王林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就是他的小说《腹地》。这部以1942年日军对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为背景、被著名作家孙犁称为留下了“一幅完整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的小说，1950年遭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遭到批判的长篇小说。
“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其实，早在《腹地》出版前，争议就开始了。
这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叫辛大刚，是一位因伤致残回到村中的八路军战士。他参加了剧团，并跟剧团主演、一位美丽的姑娘白玉萼相爱。村支书范世荣是破落地主后代，丧妻后想将白玉萼续弦，于是在村中开反淫乱斗争会批判辛大刚。此时，日军开始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村支书躲到了亲戚家，树政权陷入瘫痪。危急之时，辛大刚毅然担负起军人的职责，带领村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小说用细致的笔法，描述了村民在战时的生活和中共基层组织的状况，真实地描写了人物的处境和内心：支部书记也有私心杂念；主人公也有对现实的不满、对当地领导的怀疑和对恋爱的渴望。
王林对《腹地》异常看重，因为这部小说是他拿命换来的。
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时，王林是冀中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社长。据日后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刘绳回忆，为保护和储备干部，上级要求王林等人立即转移至西太行山区，但王林坚决要求留在冀中，见证反扫荡这一壮举。《腹地》就是他趴在“堡垒户”的地道口，像写遗嘱一样写出来的。完成后，他将手稿深埋地下，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从土里把手稿挖出。
1946年，王林将《腹地》手稿本拿给文艺界的朋友们看，征求意见。曾在延安鲁艺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提意见说：“第一节到第六节气魄太，但辛大刚到剧团中搞恋爱去了……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另一位作家沙可夫却来信鼓励他：“张庚同志他们给的意见，不一定就是说这篇文章完全要不得，用不着藏之名山。”
在批评意见中，陈企霞的声音是最响亮的：“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政治影响不好，让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不应该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腹地》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这是一次尖锐的警告，但是王林忽略了。他以一个作家的固执，拿着原稿四处奔走。
彼时，国共战事正紧，一部小说的命运不足挂齿。直到战争胜利前夕，《腹地》的出版才又重新提上日程。
，
1949年月20日。《腹地》在天津开始排印。就在开国大典的前—天，王林拿到了第一本《腹地》。他像捧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它送到爱人刘燕瑾手中。
这位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亲历西安事变--的老党员不会想到，在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枪炮之后，他却会因为一本小说，倒在自己同志的批判之下。
《腹地》实际成为禁书
在1950年的第27、28期《文艺报》上，时任该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发表了署名文章《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
经历过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洗礼的陈企霞以无产阶级文艺的典型视角，对《腹地》作了一次文本细读：“带着十二分的惋惜，郑重地指出这部小说无论在选择英雄形象上，反映农村内部斗争上，描写党内斗争和党的领导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重大缺点，这些缺点和小说全面地纠结在一起。”在文章末尾，作者提出警告：“对于我们矢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者，是值得十二分警惕，应该千百次去思索的。”
1950年的《文艺报》，几乎直接代表着中共对文艺思想的态度和看法。这篇两万三千字的重磅文章，将《腹地》定性为“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已经宣判了这部小说的死刑。
王林后来写道：“因为陈企霞同志的批评，《腹地》实际上成了禁书。”
“也没有具体的禁止发行这本书的文件。就是这篇文章一出，新华书店就都买不到这本书了，很快就全部下架。”王林的儿子王端阳说。“她哈哈大笑，我浑身打冷战”
这次名为批评实为批判的事件，是王林命运的拐点。此后，他因为这部小说一共写过8次检查。
“同志们帮我认识了我在创作上的主要错误，是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在写完长篇小说《腹地》一年多以后到北岳区整风才正式看到的。”
这篇写于1952年3月27日的检查，无意间道出了小说被批判的根源。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文艺作品的判断标准。根据这一标准，
《腹地》中对党的基层状况的真实描写被批判为“自然主义”“暴露黑暗”。
但王林并不认为自己的这部小说“暴露黑暗”。因为，无论从主题抑或内容上，这都是—部“光明战胜黑暗”的作品。
“对于对他的批判，虽然我父親心里从来没服气过，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思想。他总想怎么改造自己，怎么跟上新的文艺思想。这很代表他们那一代人的想法。”王端阳指着父亲的日记说。
王林一直关注着形势的发展。1952年，先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罪被执行死刑。“刘青山、张予善一抓，我父亲就觉得这实际生活中比我小说写的还黑暗啊，这都可以说，我的小说就可以没问题了啊。他就要给中央写信啊等等。”王端阳回忆。
王林决定上书中央。4月22日，他写下了《给毛主席书》和《对(腹地)新的检讨和辩护》。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三个叹号为自己打气：“信是发出了!毛主席不会再犯官僚主义的l这是一线曙光j”
三个月后，王林终于等来了一封中宣部的回信。信中写道：“这种问题完全可以在作家中间进行公开讨论。经我们提议，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准备在最近召集专门的座谈会谈论你的小说《腹地》，我们并提议届时请你本人参加讨论。”
很快，文协内刊《创作通讯》上刊登了准备召开《腹地》讨论会的消息。王林“喜出望外”，天天盼着这个座谈会。但再无下文。后来王林才得知，所谓中宣部的回信，只是“—个秘书看了看就回了信”。
1953年夏，王林在北戴河遇到《文艺报》主编丁玲。丁玲告诉王林：“企霞同志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虽在《文艺报》当主编，但是我没看过《腹地》。”王林惊讶地问原因。丁玲说：“我听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怕卷入漩涡!”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王林在文章中回忆：“她开心地大笑，我却浑身打冷战。”
1954年，感觉到“呼天不灵，入地无门”的王林终于低头，写了一份《我的检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创作上无一件成功。抗战期间写的《腹地》又严遭打击和批评……所以我的情绪是‘自馁’‘自惭形秽’……我初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险性，希望同志们帮助挖掘和监督改正。”
改稿30年
放弃抗争的王林开始修改《腹地》。没想到，这一改就改了30年。
王林努力揣摩和消化《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反映新时期新面貌的小说，并努力做着不喜欢的行政工作。“文革中他还写了话剧，左得要命，鬼子都鸠山似的，共产党都李玉和似的。我当时在军区话剧团，还拿给我看。”王端阳说。
除了这些，就是无休无止地修改《腹地》，“一有想法就写个《腹地》修改提纲，前后我都没数，有好多次。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脑子完全混乱了。”
让王端阳感到痛心的是，王林越来越陷入自我怀疑。“改革开放之后，他也从没想过是不是可以把最初版的重新出，他就认为必须得修改。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精神修改。”王端阳说。
此时，王端阳已经成为作家，他的弟弟王克平成为“星星美展”的发起人之一。王林对两个儿子叛逆的作品极为反感。“你们以后就是卖国!”老人有时这样说道。
偶尔，王林也会让子女帮自己誊抄《腹地》修改稿。“我从来不管。我说你改那个干什么?现在有谁看那样的小说?你知道那么多事，你写个回忆录多好!”王端阳说，“我父亲对我很失望。”
经过多年修改，《腹地》中的共产党员终于彻底高大起来，村里的老人也都有了“喜神似的”相貌，反面人物则变得猥琐不堪……
198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修改后的《腹地》，定价2.15元。那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王林是谁。
此前一年，王林病逝。他至死也没能看到缠绕自己几十年、代表自己思想改造成果的新版《腹地》。
2007年，王端阳自费将49年版《腹地》再版。
“我本来一直认为我父亲就是个二三流作家。直到看到了1949年版的手稿才改变了想法，觉得越看越好。”王端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