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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留不住的婚姻
2016年初春，面庞清瘦的农民李须来到河南省宁陵县法院，递上民事诉状。他希望通过起诉离婚的方式，让法官帮自己劝回远在杭州的媳妇，一起好好过日子。
时光回到2011年1月，25岁的李须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大2岁的张燕。那时，离过婚的张燕带着1岁多的女儿欣欣过日子。两人第一次见面，感觉还不错，不到20天就办了婚事，共同生活。
2013年，张燕外出打工，3岁的欣欣由李须的父母帮助照顾。张燕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视野也越来越开阔，渐渐开始嫌弃老家农村的生活，跟挣不了大钱的李须也起了嫌隙。
2015年农历正月初六，张燕不辞而别，从此任凭丈夫如何劝说，甚至带着欣欣找到杭州，她也无意回头。最后，张燕偷偷从丈夫家拉走全部嫁妆，带走女儿。李须的婚姻名存实亡。
“如果她能回来，你还能和她共同生活吗？”法官问。
“如果她能回来，我们再生个孩子，我就不离婚了。”李须弱弱地表示。
但事与愿违。经法院通知，从杭州赶回来的张燕态度坚决：“我这次回来就是专门办离婚的。”她衣着华丽、打扮入时，一切的一切，与李须看起来格格不入。
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2016年3月22日，这对半路夫妻又半路分手。该案的审判员、宁陵县法院家事法庭庭长卫锋抚额苦笑：“这种事在农村越来越常见。一些青年农民工在外打工开了眼界，追求个性、时尚，婚姻的随意性、脆弱性加剧，稍有坎坷便离婚。”
离婚主体女性化
宁陵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曾是战国四君子之一信陵君的封地。2014年3月，该县法院根据家事案件占比大的现实，把家事案件从民事案件中剥离出来，成立了河南省首家家事法庭，专门审理离婚、“三养”（赡、抚、扶）、继承、家暴、遗弃、干涉婚姻自由等10余类案件。
宁陵县法院院长王宏伟介绍，随着专案专办，他们发现“80后”、“90后”农村青年离婚案件逐年走高，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堪忧。2013年至2015年，全县法院3年间共审理离婚案件339起、448起、460起，分别占当年审理民事案件的30%、36%、36.5%。其中，“80后”、“90”后青年成为离婚高危人群，占全部离婚案件的85%左右。
据统计分析，这些青年的离婚呈“四化”特点：
一是离婚主体女性化。起诉离婚的大多是女性。其中，2015年女性281人，男性179人。
二是离婚事由多样化。诉讼离婚必须具备法定事由。但记者调查发现，当事人起诉离婚事由随意多样，除传统的经济、道德、性格等原因外，身体相貌、子女老人、生活习惯等都能成为离婚理由。
三是婚姻时间短暂化。“闪婚闪离”较为普遍，在2014年和2015年审理的离婚案件中，分别有13%和15%属于此类现象。宁陵县家事法庭今年审理了一起“闪离”案件：河北省大名县女子仝某与宁陵县男子刘某在打工时相识，不久即确立恋爱关系。2015年1月，两人按农村风俗举办婚礼，8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9月生一女孩，12月仝某起诉离婚。
四是婚姻价值偏激化。一些当事人奉行“潇洒婚姻”、“过不下去就离”的婚姻价值取向。二婚、三婚者仍要求离婚的不乏其例。
物质攀比推动离婚潮
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市场经济和网络影响大，对土地和乡土文明的依存度低。他们进入城市后，婚姻观、家庭观、生活观发生偏离。部分女性追求生活攀比，因物质需求引发离婚，直接推动离婚潮。
同时，严重倾斜的出生性别比，造成农村男青年婚配难，光棍危机显现。据宁陵县计生委的干部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农村选择性别生育普遍，新生儿六七成是男性。若按六成五计算，出生性别比为186︰100。这就意味着县乡青年中超过46%的男性被挤压出婚姻市场。宁陵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张文礼告诉记者，去年春节他回农村老家，村里30岁左右的光棍汉几十个。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宁陵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内地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376万人。“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一女难求推高彩礼市场，由此造成乡村买卖婚姻现象加剧。而农民工受地域迁徙阻隔等客观因素影响，婚外性行为增多，家庭婚姻稳定性受到冲击，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宁陵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来办理离婚的女方大多比较强势，因为在该县，二婚、三婚的女人都不愁嫁。据介绍，前些年结婚的女人，彩礼比较低，大概在6000元至2万元之间，现在彩礼起步价6.6万元。最高达三四十万元，即“一动（汽车）一不动（房子）”。这些花大价钱娶回的儿媳妇，婆家一般都高高供着，这也造成个别女方生活稍不如意，就放弃现有婚姻另寻婚配。
引导建立正确的婚恋观
记者采访时，遇到正在法院起诉离婚的宁陵县孔集乡青年农民林一杰。他流着泪说，自己长年在新疆打工，家里给自己相了个媳妇，2015年2月订婚，2016年1月结婚。结婚后，女方和他分被窝睡觉，不让他碰，半个月后失踪。至此，他已支付彩礼等各种费用16.7万元。法官调查发现，林一杰失踪的妻子年仅24岁，已经有3次婚姻。根据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即使法院判离，林一杰也无法拿回全部彩礼。
河南师范大学“三农”法律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进才、河南领先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婚姻家庭咨询师杨智等人认为，传统乡村文明随着多年的打工潮逐渐解体，与农民工“候鸟”行为相匹配的新型乡村文明尚未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又难以回归农村，他们利用春节等长假回家进行走马灯式的相亲，是这一尴尬境地的具体表现，高离婚率则是后果。
专家建议，政府应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相关职能部门应大力宣传正确的婚恋观，增强人们的家庭责任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事前学习恋爱、婚姻、家庭知识的机会。社会机构也应提供专业辅导和公益服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质量。
（据《半月谈》）
2016年初春，面庞清瘦的农民李须来到河南省宁陵县法院，递上民事诉状。他希望通过起诉离婚的方式，让法官帮自己劝回远在杭州的媳妇，一起好好过日子。
时光回到2011年1月，25岁的李须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大2岁的张燕。那时，离过婚的张燕带着1岁多的女儿欣欣过日子。两人第一次见面，感觉还不错，不到20天就办了婚事，共同生活。
2013年，张燕外出打工，3岁的欣欣由李须的父母帮助照顾。张燕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视野也越来越开阔，渐渐开始嫌弃老家农村的生活，跟挣不了大钱的李须也起了嫌隙。
2015年农历正月初六，张燕不辞而别，从此任凭丈夫如何劝说，甚至带着欣欣找到杭州，她也无意回头。最后，张燕偷偷从丈夫家拉走全部嫁妆，带走女儿。李须的婚姻名存实亡。
“如果她能回来，你还能和她共同生活吗？”法官问。
“如果她能回来，我们再生个孩子，我就不离婚了。”李须弱弱地表示。
但事与愿违。经法院通知，从杭州赶回来的张燕态度坚决：“我这次回来就是专门办离婚的。”她衣着华丽、打扮入时，一切的一切，与李须看起来格格不入。
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2016年3月22日，这对半路夫妻又半路分手。该案的审判员、宁陵县法院家事法庭庭长卫锋抚额苦笑：“这种事在农村越来越常见。一些青年农民工在外打工开了眼界，追求个性、时尚，婚姻的随意性、脆弱性加剧，稍有坎坷便离婚。”
离婚主体女性化
宁陵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曾是战国四君子之一信陵君的封地。2014年3月，该县法院根据家事案件占比大的现实，把家事案件从民事案件中剥离出来，成立了河南省首家家事法庭，专门审理离婚、“三养”（赡、抚、扶）、继承、家暴、遗弃、干涉婚姻自由等10余类案件。
宁陵县法院院长王宏伟介绍，随着专案专办，他们发现“80后”、“90后”农村青年离婚案件逐年走高，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堪忧。2013年至2015年，全县法院3年间共审理离婚案件339起、448起、460起，分别占当年审理民事案件的30%、36%、36.5%。其中，“80后”、“90”后青年成为离婚高危人群，占全部离婚案件的85%左右。
据统计分析，这些青年的离婚呈“四化”特点：
一是离婚主体女性化。起诉离婚的大多是女性。其中，2015年女性281人，男性179人。
二是离婚事由多样化。诉讼离婚必须具备法定事由。但记者调查发现，当事人起诉离婚事由随意多样，除传统的经济、道德、性格等原因外，身体相貌、子女老人、生活习惯等都能成为离婚理由。
三是婚姻时间短暂化。“闪婚闪离”较为普遍，在2014年和2015年审理的离婚案件中，分别有13%和15%属于此类现象。宁陵县家事法庭今年审理了一起“闪离”案件：河北省大名县女子仝某与宁陵县男子刘某在打工时相识，不久即确立恋爱关系。2015年1月，两人按农村风俗举办婚礼，8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9月生一女孩，12月仝某起诉离婚。
四是婚姻价值偏激化。一些当事人奉行“潇洒婚姻”、“过不下去就离”的婚姻价值取向。二婚、三婚者仍要求离婚的不乏其例。
物质攀比推动离婚潮
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市场经济和网络影响大，对土地和乡土文明的依存度低。他们进入城市后，婚姻观、家庭观、生活观发生偏离。部分女性追求生活攀比，因物质需求引发离婚，直接推动离婚潮。
同时，严重倾斜的出生性别比，造成农村男青年婚配难，光棍危机显现。据宁陵县计生委的干部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农村选择性别生育普遍，新生儿六七成是男性。若按六成五计算，出生性别比为186︰100。这就意味着县乡青年中超过46%的男性被挤压出婚姻市场。宁陵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张文礼告诉记者，去年春节他回农村老家，村里30岁左右的光棍汉几十个。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宁陵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内地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376万人。“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一女难求推高彩礼市场，由此造成乡村买卖婚姻现象加剧。而农民工受地域迁徙阻隔等客观因素影响，婚外性行为增多，家庭婚姻稳定性受到冲击，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宁陵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来办理离婚的女方大多比较强势，因为在该县，二婚、三婚的女人都不愁嫁。据介绍，前些年结婚的女人，彩礼比较低，大概在6000元至2万元之间，现在彩礼起步价6.6万元。最高达三四十万元，即“一动（汽车）一不动（房子）”。这些花大价钱娶回的儿媳妇，婆家一般都高高供着，这也造成个别女方生活稍不如意，就放弃现有婚姻另寻婚配。
引导建立正确的婚恋观
记者采访时，遇到正在法院起诉离婚的宁陵县孔集乡青年农民林一杰。他流着泪说，自己长年在新疆打工，家里给自己相了个媳妇，2015年2月订婚，2016年1月结婚。结婚后，女方和他分被窝睡觉，不让他碰，半个月后失踪。至此，他已支付彩礼等各种费用16.7万元。法官调查发现，林一杰失踪的妻子年仅24岁，已经有3次婚姻。根据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即使法院判离，林一杰也无法拿回全部彩礼。
河南师范大学“三农”法律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进才、河南领先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婚姻家庭咨询师杨智等人认为，传统乡村文明随着多年的打工潮逐渐解体，与农民工“候鸟”行为相匹配的新型乡村文明尚未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又难以回归农村，他们利用春节等长假回家进行走马灯式的相亲，是这一尴尬境地的具体表现，高离婚率则是后果。
专家建议，政府应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相关职能部门应大力宣传正确的婚恋观，增强人们的家庭责任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事前学习恋爱、婚姻、家庭知识的机会。社会机构也应提供专业辅导和公益服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质量。
（据《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