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8世纪，启蒙主义席卷欧洲。元杂剧《赵氏孤儿》传到法国。伏尔泰改编创作了《中国孤儿》，引起巨大轰动。然而两部作品内容差异较大。情节皆为主题服务，为探究原因，本文从两方面对《中国孤儿》中儒家思想和启蒙主义的冲突与“融合”进行研究：1、儒家思想与启蒙主义的冲突;2、儒家思想与启蒙主义的“融合”。
【关键词】：儒家思想，启蒙主义，《中国孤儿》
一、儒家思想与启蒙主义的冲突
从情节上看，最明显的改编就是孤儿复仇部分。原作中跨越两代人，时隔二十年的血亲复仇情节被删改了。血亲复仇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中国热的伏尔泰不可能不知晓。“伏尔泰一生在近80部作品、二百多封书信中提到过中国”[1]， “涉及到整个中国的古老文明。他是中国古文明的真正的发现者和发掘者， 从政治思想到伦理道德， 从历史、哲学到科学技术乃至风俗民情 ， 全面地发现中国”[2]那么为何伏尔泰在改编本中删去了血亲复仇思想？
中国的创世神话中记载了女娲造人。女娲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更是将孝列为百善之首。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血亲复仇行为被认为是孝的体现，儒家思想对此是肯定甚至是鼓励的。《礼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国，交游之仇不反兵。”再看西方文化，圣经中记载了人的起源是上帝造人。圣经赋予了上帝比父母更重要的地位。举一例，倘若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想要求福求保佑，往往去祖先祠堂求祖宗，然而大部分西方人却会向上帝祷告。孝文化在西方的地位显然是大大降低了的。没有孝文化的支撑，血腥复仇思想就没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经过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开始深入人心。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知道父亲死因后，不是立马要为父报仇，而是长时间处在对报仇方式的思考中。可见这一时期的西方人已经开始思考血腥复仇的合理性。
到了18世纪，启蒙主义席卷了整个欧洲。整个法国充斥着“自由、平等、民主”的声音。伏尔泰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人人享有“自然权利”。因此，伏尔泰认为原作中用平民后代的生命换取大臣后代的做法是不符合启蒙主义思想的， 原作中浓厚的血亲复仇思想被删除。
二、儒家思想与启蒙主义的“融合”
如果伏尔泰认为儒家思想与启蒙主义是冲突的，他为何又大加赞赏并改编创作？“人们简直以为看到《一千零一夜》搬上舞台了， 但是， 尽管令人难以置信， 剧作却妙趣横生; 尽管变化多端， 全剧却极其明畅;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两大优点;而这种优点， 我们现在很多剧本是没有的。”[3]
原作最突出的主题就是义。开篇楔子中就用“蠹国的奸臣”指屠岸贾，“报国的忠良”指赵盾，明善恶。无论是提弥明劈神獒救赵盾还是公主、韩厥、公孙杵臼舍命、程婴舍子救孤，都是大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伏尔泰在《中国孤儿》中亦是热情歌颂了这份大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得很明确， 要把‘张惕作为孔子后裔来表現， 让他作为孔子替身来说话‘， ‘大胆宣扬孔子的教诲’”[4]全城搜孤时，张惕意欲用自己的儿子换遗孤。面对成吉思汗的严刑拷打时，他宁死不屈。“面对野蛮的征服者成吉思汗， 他说：你不过是战胜者， 你不是我的君主。我们俩义非君臣， 我对你有何臣职！你尽可断我的头， 你不能夺我的志。”[5]他的夫人伊达美亦是如此，在生死关头严辞拒绝成吉思汗的求爱，欲与丈夫一同赴死。原作中的义在这里不仅得到了保留，甚至更加升华了。冲突的对立双方不再是忠邪臣子，而是不同民族。对张惕而言，忠于宋朝就是忠于国家和人民。伏尔泰热情歌颂了忠君爱国、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最后，成吉思汗被张惕夫妇的高尚品德打动，更体现了儒家精神的巨大包容力。
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在《中国孤儿》的对话中也使用了‘野蛮人’（sauvage） 这个词。当成吉思汗威胁要杀掉伊达梅的丈夫和两个孩子时，伏尔泰让她喊出了‘野蛮人！ ’这句斥责。而成吉思汗则回答： ‘我正是野蛮人。’”[6]伏尔泰让成吉思汗代表了野蛮。最后，“成吉思汗恳请张惕‘留在宫中教授法律，用理性、公正和习俗教化百官，使他们都像你一样高尚知礼’”[7]，伏尔泰让张惕夫妇成为理性的化身。因此，张惕夫妇成为了儒家思想和启蒙主义的代言人，似乎体现了伏尔泰试图在《中国孤儿》中融合儒家思想和启蒙主义。
结合伏尔泰人生经历来看，他一生坚定地反对教会压迫。这也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伏尔泰辛辣地抨击教会专制统治，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但伏尔泰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信奉自然神论。他认为孔子的思想理论就是自然神论，认为中国的君主制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孝道是中国政府的统治基础， 中国的文职大官被视为城市和省的父母官， 而国王则是帝国的君父。这种理想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 从而把这个广裹无垠的国家组成一个家庭。”[8]于是，伏尔泰把主人公由大臣改为皇帝，并且最终让他屈服于文明，显示出帝王的智慧与仁德。伏尔泰赞美中国的君主制，借以抨击法国的教会专制。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和启蒙主义在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中看似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实际上，这主要出于伏尔泰借儒家思想抨击法国教会专制、弘扬启蒙思想的主张。其融合成果一经搬上舞台便大受西方观众喜爱，但从中华文化视角审视，却丢失了许多中华传统文化因素，这样的丢失也是因其为启蒙主义服务的需要。当然，作品中伏尔泰对舍生取义、忠君爱国的儒家精神的热情颂扬依然动人。
参考文献：
[1]孟华博士论文《伏尔泰与中国）（ 提要 ） ， 《中国比较文学通讯》， 1989年3期
[2]艾田蒲《中国之欧洲》第2卷第3部分， “亲华的伏尔泰” （第220-280页）
[3]《路易十四时代》第579页。
[4][5]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6][7]吕超《论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借用与衍化》，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8]Essai sur les moeure P52
【关键词】：儒家思想，启蒙主义，《中国孤儿》
一、儒家思想与启蒙主义的冲突
从情节上看，最明显的改编就是孤儿复仇部分。原作中跨越两代人，时隔二十年的血亲复仇情节被删改了。血亲复仇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中国热的伏尔泰不可能不知晓。“伏尔泰一生在近80部作品、二百多封书信中提到过中国”[1]， “涉及到整个中国的古老文明。他是中国古文明的真正的发现者和发掘者， 从政治思想到伦理道德， 从历史、哲学到科学技术乃至风俗民情 ， 全面地发现中国”[2]那么为何伏尔泰在改编本中删去了血亲复仇思想？
中国的创世神话中记载了女娲造人。女娲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更是将孝列为百善之首。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血亲复仇行为被认为是孝的体现，儒家思想对此是肯定甚至是鼓励的。《礼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国，交游之仇不反兵。”再看西方文化，圣经中记载了人的起源是上帝造人。圣经赋予了上帝比父母更重要的地位。举一例，倘若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想要求福求保佑，往往去祖先祠堂求祖宗，然而大部分西方人却会向上帝祷告。孝文化在西方的地位显然是大大降低了的。没有孝文化的支撑，血腥复仇思想就没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经过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开始深入人心。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知道父亲死因后，不是立马要为父报仇，而是长时间处在对报仇方式的思考中。可见这一时期的西方人已经开始思考血腥复仇的合理性。
到了18世纪，启蒙主义席卷了整个欧洲。整个法国充斥着“自由、平等、民主”的声音。伏尔泰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人人享有“自然权利”。因此，伏尔泰认为原作中用平民后代的生命换取大臣后代的做法是不符合启蒙主义思想的， 原作中浓厚的血亲复仇思想被删除。
二、儒家思想与启蒙主义的“融合”
如果伏尔泰认为儒家思想与启蒙主义是冲突的，他为何又大加赞赏并改编创作？“人们简直以为看到《一千零一夜》搬上舞台了， 但是， 尽管令人难以置信， 剧作却妙趣横生; 尽管变化多端， 全剧却极其明畅;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两大优点;而这种优点， 我们现在很多剧本是没有的。”[3]
原作最突出的主题就是义。开篇楔子中就用“蠹国的奸臣”指屠岸贾，“报国的忠良”指赵盾，明善恶。无论是提弥明劈神獒救赵盾还是公主、韩厥、公孙杵臼舍命、程婴舍子救孤，都是大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伏尔泰在《中国孤儿》中亦是热情歌颂了这份大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得很明确， 要把‘张惕作为孔子后裔来表現， 让他作为孔子替身来说话‘， ‘大胆宣扬孔子的教诲’”[4]全城搜孤时，张惕意欲用自己的儿子换遗孤。面对成吉思汗的严刑拷打时，他宁死不屈。“面对野蛮的征服者成吉思汗， 他说：你不过是战胜者， 你不是我的君主。我们俩义非君臣， 我对你有何臣职！你尽可断我的头， 你不能夺我的志。”[5]他的夫人伊达美亦是如此，在生死关头严辞拒绝成吉思汗的求爱，欲与丈夫一同赴死。原作中的义在这里不仅得到了保留，甚至更加升华了。冲突的对立双方不再是忠邪臣子，而是不同民族。对张惕而言，忠于宋朝就是忠于国家和人民。伏尔泰热情歌颂了忠君爱国、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最后，成吉思汗被张惕夫妇的高尚品德打动，更体现了儒家精神的巨大包容力。
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在《中国孤儿》的对话中也使用了‘野蛮人’（sauvage） 这个词。当成吉思汗威胁要杀掉伊达梅的丈夫和两个孩子时，伏尔泰让她喊出了‘野蛮人！ ’这句斥责。而成吉思汗则回答： ‘我正是野蛮人。’”[6]伏尔泰让成吉思汗代表了野蛮。最后，“成吉思汗恳请张惕‘留在宫中教授法律，用理性、公正和习俗教化百官，使他们都像你一样高尚知礼’”[7]，伏尔泰让张惕夫妇成为理性的化身。因此，张惕夫妇成为了儒家思想和启蒙主义的代言人，似乎体现了伏尔泰试图在《中国孤儿》中融合儒家思想和启蒙主义。
结合伏尔泰人生经历来看，他一生坚定地反对教会压迫。这也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伏尔泰辛辣地抨击教会专制统治，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但伏尔泰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信奉自然神论。他认为孔子的思想理论就是自然神论，认为中国的君主制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孝道是中国政府的统治基础， 中国的文职大官被视为城市和省的父母官， 而国王则是帝国的君父。这种理想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 从而把这个广裹无垠的国家组成一个家庭。”[8]于是，伏尔泰把主人公由大臣改为皇帝，并且最终让他屈服于文明，显示出帝王的智慧与仁德。伏尔泰赞美中国的君主制，借以抨击法国的教会专制。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和启蒙主义在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中看似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实际上，这主要出于伏尔泰借儒家思想抨击法国教会专制、弘扬启蒙思想的主张。其融合成果一经搬上舞台便大受西方观众喜爱，但从中华文化视角审视，却丢失了许多中华传统文化因素，这样的丢失也是因其为启蒙主义服务的需要。当然，作品中伏尔泰对舍生取义、忠君爱国的儒家精神的热情颂扬依然动人。
参考文献：
[1]孟华博士论文《伏尔泰与中国）（ 提要 ） ， 《中国比较文学通讯》， 1989年3期
[2]艾田蒲《中国之欧洲》第2卷第3部分， “亲华的伏尔泰” （第220-280页）
[3]《路易十四时代》第579页。
[4][5]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6][7]吕超《论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借用与衍化》，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8]Essai sur les moeure 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