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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家人，在战火燃上太行时陆续走上支援抗战、宣传抗战的革命道路；有这样一家人，在革命熔炉中锤炼成长，全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专程来到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顾植家拜访。他是这户抗战人家中的小儿子，他向我们回忆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父亲顾清和、母亲杨进莲：发生在农家小院的故事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人称边区政府）在河北阜平县城成立。1943年，政府机关先后驻在凹里村及史家寨村。其时，地处晋察冀边区腹地的凹里村成为红色政权的中心。顾家住在凹里村一个小巧的院子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这里先后住进过边区政府实业处、农林局、军区供给部、华盛大队（即华北联合大学）、抗敌剧社等机关工作人员。这个普通农家小院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看似平凡的抗战故事。
早在1937年初冬，阜平县动委会工作队在凹里村进行抗日宣传时，顾清和就积极响应号召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不久，他当选为村动委会主任、村长，负责动员村民为抗日募捐。然而，这种“动员”却困难重重，一方面是因为捐献时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有钱出钱、有粮出粮”，而募捐所得不能完全满足部队所需；另一方面是因为来往部队有时不能在此久留，需要补充物资时来不及动员全体村民。每当这时，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捐出自家的粮食。
一天傍晚，有村民报信：一股逃兵从外省流窜到阜平，来到凹里村的副村南沟向老百姓索要财物并强占房子过夜。顾清和吩咐那名村民立即回去稳住逃兵，自己则随手拿起一根防身木棍，摸黑走崎岖山路，直奔10多公里外的县城，借来一支20多人的革命武装。次日天刚亮，他就带人包围了这股逃兵。通过规劝，逃兵们终于放下武器返乡。之后，村民都很钦佩顾清和的机智勇敢，遇事都愿与他商量，他的威望越来越高了。
1938年冬的一天，一个八路军通信员来到凹里村，告诉他说有一支执行任务的连队要来村里吃午饭和休整。他知道已来不及动员大家，便急忙从自家背出次年播种用的谷子，和妻子等人一道磨成小米。接着，挑水劈柴，烧火做饭，忙忙碌碌直到这100多名战士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由于他积极支援抗战，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女学员谢慧因病不能随队转移作战，上级便把掩护她的任务交给了顾家。当时，日军纠集7万余兵力集中“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其目标之一就是搜寻隐蔽在阜平县境内的边区机关。凹里村自然也陷入包围中。为防意外，顾清和让谢慧装扮成农妇，并对外谎称是长子在保定做买卖时带回的儿媳，有惊无险地度过了40余天。
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妻子杨进莲担起村妇救会主任一职。粗通文字的她深知妇女们所受到的封建迫害，带领妇女委员们走村串户，给有姓无名的妇女起名字、建名册，使她们从心理上“翻了身”。妇女们逐渐被发动起来，一起为抗日部队赶制军衣军鞋，搞募捐，还在逢年过节时慰问抗属。此外，她还利用到区里、县里开会的机会学唱抗日歌曲，教给村里的妇女们，大家的抗日热情都高涨起来。
顾家的5名子女都在抗战时期先后走出这个农家小院，参加了革命。顾清和常对人说：“自古忠孝不能双全，孩子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只要革命需要，孩子又有那份出息，就要先为国尽忠，后为家尽孝。”这种家国观念，便是一家人参加革命的动力。
长子顾棠：“小村长”迈入军旅之路
抗战全面爆发后，顾棠任村青救会主任、抗日先锋队队长。他带头造木枪、手榴弹，积极组织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为组建村民兵自卫队打下了基础。16岁时就曾替卧床两个多月的父亲担负起抗勤工作，募捐物资，运送粮草，抬送伤员，一桩一件都井井有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村长”。后因父亲调到区里工作，经过民主选举，1940年他当选为村长。
不久，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百团大战打响，晋察冀军区部队在石家庄至阳泉段对日军展开破袭攻势，地处后方的阜平县群众纷纷支前。顾棠任命抗勤助理来具体负责，还亲自带领村民赶着毛驴去支前。任务是把军需物资和粮草运送到15公里外的交通站。但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因战事影响无人换班。在众人一筹莫展时，他果断决定带领大家继续运送。他们冒着危险，穿过阜平县、灵寿县，直到平山县温塘镇的交通站才遇到了接班的人。此次支前任务往返7天，行程250多公里。这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底，边区政府根据“合理负担”的基本方针，提出征收统一累进税的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按照要求，顾棠带领村干部认真执行此项工作，在计算时都亲力亲为。他还组织宣传动员抗日的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冬学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将全村80多名男女青年编成扫盲班、中级班和自由研究小组，并任命受过高小教育的村民赵祥、王德凤为教员。每到晚上，大家纷纷来到村小学上课。此外，他还积极组建村剧团改编传统戏，排演革命新剧。他参演的讽刺剧《双簧》《打城隍》广受村民好评。
担任村长时，顾棠在支援抗战、征收粮税、动员村民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因表现突出，曾先后出任阜平县五区实业助理、县财政科科员、司法科书记员、新编第五区区长等职。在县财政科任职期间，面对诱惑，他从未产生过一丝邪念，甚至连脱产干部本应享有的服装供给，也从未领取。
1943年秋季大“扫荡”期间，日军在一区驻地西庄村安插了个据点。为保护群众，根据上级安排，顾棠把大家疏散到相对安全的山沟里。同时，为了给晋察冀三分区部队和东庄、西庄村民兵偷袭日军据点做好后勤保障，他带领几名村民冒着危险，晚上偷偷回村挖出早前坚壁好的粮食慰劳大家。
抗战胜利后，顾棠被抽调到山西广灵县工作，先后担任司法科长、财粮科长等职。1948年底，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政工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夕，绥远和平解放，他被抽调派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改造起义部队。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后一直在解放军第八步兵学校、武汉军区工作，离休前为后勤供应部政委。
长女顾瑞兰：在战火中成长为多面手 七八岁起，顾瑞兰就辍学在家照顾弟妹。到1938年时，父亲任村长、母亲任村妇救会主任后，年仅12岁的她承担起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1939年深秋，晋察冀军区机关刚从凹里村转移，日军飞机就来轰炸。当时，仅有她带着二妹、三弟在家。情急之下，她从炕上拽下一条棉被，蒙在自己和弟妹头上，一起钻到屋内的方桌下，不等他们喘息，就听到震耳欲聋的“轰、轰”爆炸声。直到飞机飞远，母亲回来后，才把这姐弟3人从已垮塌的桌子下拉了出来。
身处战祸之中，面对日军暴行，顾瑞兰没有退缩和逃避，而是走上了支援抗战的革命道路。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起，18岁的她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组织全村妇女做军鞋、磨公粮、慰问军烈属，并广泛动员妇女们上民校学文化，接受革命教育。与此同时，她也积极学文化并成了文艺骨干。在区春节汇演中，她凭借在小型歌舞剧《小放牛》《钉锅》中的表演，荣获第一。抗敌剧社从板峪店村转移到凹里村后，她在张海、白居、胡朋等专业演员的帮助下，更是进步很快，如鱼得水。当时，剧社专门指导凹里村剧团排演剧目，她有幸主演了《妯娌俩》《兄妹开荒》《赶路程》《防旱备荒》等剧。
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军政机关都迁往张家口，抗敌剧社也离开凹里村转往张家口。1945年9月，负责招兵工作的同乡王廷俊把顾瑞兰、顾俊和等4名村剧团骨干招进抗敌剧社，分配在张家口人民剧院。起初都被安排在幕后，到了年底，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一起排演《白毛女》时急需大量人员做后台服务工作。因此，顾瑞兰被安排负责化妆室管理和化妆品制作，有时她还会充当群众演员参与演出。对于这段经历，她曾回忆：“通过服务、观剧，我自己不仅学会了做油彩和正规的化妆，还认识了不少当时就很有名气的文艺工作者”，“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他（她）们非凡表演艺术才华的认识，也真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解放战争期间，她先是在抗敌剧社戏剧队从事宣传和慰问工作。之后被调往晋察冀画报社从事照片洗印工作。她和同事们冲洗了从战地前线寄回的大量胶卷，为真实记录我国的革命战争史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顾瑞兰被调往新华社摄影部工作。1959年起任中国图片社副经理。她努力钻研业务，对技术精益求精，很快成为中国图片社照片洗印厂最优秀的高级技术能手之一。
次子顾棣：娃娃“团长”的辉煌摄影梦
抗战岁月里阜平县的每个村庄很快都有了儿童团组织，凹里村也不例外。在家庭熏陶下，1937年冬，9岁的顾棣带头报名参加了村抗日儿童团，半年多后任团长。
这个娃娃“团长”，领导起小伙伴来有板有眼，安排大家站岗放哨、查路条、传信件，还委托大哥找来民兵当教练，教授团员刺枪、劈刀、投弹等军事技术。在得知当地兵工厂需要制弹原料后，他就组织团员冒着危险到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去搜集废弹壳和钻进土地里的变形弹头。看到那些没了壮劳力的抗属和烈属们生活艰难时，他又带着团员在凹里的10多个自然村募捐，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1940年2月，12岁的顾棣任阜平县一区儿童团团长，领导全区22个村的儿童团。8月，由北方局书记彭真主持制定的《中共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正式颁布实施。县政府与各群众团体联合发起成立了“阜平县宪政促进会”，儿童团和学校也成立“县儿童宪政问题学习会”，以促进各级政权进行民主建设。顾棣积极组织全区儿童唱选举歌、演街头剧、扭秧歌等，推动民主选举和宪政运动的开展。他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都得到充分锻炼和发挥。之后被派到华北联大群众工作部接受了半年多培训，结业后调任三区儿童团团长。1943年儿童团改称童子军后，他又兼任了一年大队长，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小毕业后他本会被保送到华北联大，却因与沙飞的一次偶遇改变了人生轨迹。
1943年盛夏的一天，他在放学路上遇到了时任晋察冀画报社主任的沙飞。当时，他并不了解这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干部是摄影家沙飞。攀谈中，他对抗战形势的见解令沙飞大为惊讶。在了解了这个15岁少年的经历后，沙飞颇为欣赏：“小鬼这么聪明，又有这么多爱好，太好了，你长大了不要干别的，跟我学摄影吧！”顾棣回答说自己的志愿是当八路军，上前线打鬼子。沙飞说道：“相机和枪一样都是战斗武器，战士是用枪打仗，摄影记者是用相机打仗，你再长大一些跟我学摄影，用相机去打日本鬼子吧！”听了这番解释，他对作为“武器”的相机产生了浓厚兴趣。1944年9月17日，他正式加入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石少华安排他在暗房学习洗印技术，并嘱咐其要打牢摄影基础。12月，他参加了画报社举办的摄影训练队。不久，边区第二届群英会开幕，沙飞便把他抽调到身边，手把手地教他拍照。次年春天结业后，很多学员背着相机上了前线，但他却因年龄较小，又被分回暗房，有时还从事展览、通联、发稿、编辑等内务工作，偶尔才会有采访任务。这对十分渴求上前线的顾棣来说很受打击。
1946年6月，国内战争一触即发，画报社全体进入战备状态。顾棣被安排从事底片档案保管工作，又与他的梦想相悖，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无条件服从了上级的安排。他在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内战全面开始，一切都随着变化了。如果真正打起来，个人的要求，个人的想法，完全要放在一边，为争取新中国的早日实现，勇敢去担负自己应有的使命。”从此，他便把这两万多张晋察冀八年抗日战争的摄影底片视为自己的生命。在8月份从张家口撤离前，他还专门找人焊制了8个铁皮盒子用来装载底片。在保护底片转移的同时，顾棣等人开始整理底片，决心把这些庞杂零碎的底片变成记录抗战的“活”档案。当时，沙飞还专门调派人手帮助顾棣，后因工作重心改变，这项工作被迫中止，但这却为日后建立、健全底片档案的科学化管理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晋察冀边区抗战底片的整理工作到1950年9月终于全部完成。
1958年9月，顾棣转业到山西。这时的他终于拿起相机，成为一名专职摄影工作者。他历任《山西文化》《山西戏剧》专职摄影记者、编辑，山西省戏剧工作研究室摄影组长，山西人民出版社摄影编辑、记者，《山西画报》总编辑等。1989年离休后，他曾担任山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并于2009年荣获第二届沙飞摄影奖特别贡献奖，2012年在第9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上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他发表过摄影作品6500余幅，文章百余篇。参与《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中国解放区文艺发展史》的编写工作，并与他人合著有《中国解放区摄影史料》《中国摄影史》《沙飞纪念集》《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等。 次女顾金兰：高举文艺宣传的旗帜
20世纪40年代初，在炮火声和锣鼓声交替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腹地阜平县，少年顾金兰感触最多的是边区政府带给群众的新生活和新改变。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她8岁参加儿童团，12岁时就当起了童子军指导员。
1943年春，边区政府搬到了凹里村，后因日军“扫荡”被迫转移，其对村里的社会建设一直没有中断。次年开春，农林局把顾金兰家作为推广优质谷种和瓜种的试验户，还派出技术人员跟踪指导。入秋后等庄稼收割完毕，又把一群细毛优质羊试养在了她家。技术人员还专门指导村民修建了一条长约2.5公里的盘山水渠，解决了全村200多亩旱地的浇水问题。1944年，在阜平县西庄村举办的儿童节大会上，她指挥儿童合唱了《童子军之歌》，并当选为“小先生”，获模范儿童奖。这一年，她还和大姐、三弟一起去边区卫生所种了牛痘。这些都使她体会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带给群众的实惠和进步。
抗敌剧社1944年10月进驻凹里村后的近一年时间里，给这个小山村和顾金兰带来更多鲜活丰富的改变，“抗敌剧社一到我村，村里就‘红火’起来了。他们每天清早到村边练嗓子，嘹亮的歌声震荡着山谷。他们唱着‘敌人‘扫荡’我们反‘扫荡’，晋察冀的军民越打越坚强’的歌曲，坚定了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他们每天在村里拉胡琴、小提琴、手风琴，吱吱嗡嗡驱走了寂静”。怀着这种喜悦和兴奋的心情，她开始积极参加抗敌剧社组织的文艺辅导，因年龄相仿，还和十六七岁的小演员田华、华江成了好朋友。当时，田华、华江受命教她们排演小歌剧《问路》。学了几天后，她因嗓子不好，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两人就耐心地劝说：“小兰子呀！你是童子军指导员，可要知道咱们演戏可不是光为了娱乐，而是在做宣传工作呀！东板峪店的小枝子和小斑子比你俩还小，可人家演《问路》演得可好啦！你俩就不能和她俩展开竞赛吗？”此后，她虽心有犹豫，却把演好这出戏当成政治任务，最后还在村里登台演出。1945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夏，因干旱无雨，全县播种玉米成了问题。为响应上级防旱备荒的号召，剧社派王久晨发动村民编排广场歌剧《防旱备荒》，参与者都是普通村民，大家白天挑水抢种、晚上排练，干劲十足，更促进了生产。排练之余，田华等人还把一套花样新颖、难度较大的打击类舞蹈“霸王鞭”教授给了顾金兰、顾燕云等10个学生，并带着她们徒步到家北、庙台、史家寨等村，向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交际处等机关对首长和国际友人进行慰问演出。不久，为庆祝党的“七大”胜利闭幕，凹里村剧团在边区政府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表演了《防旱备荒》和打“霸王鞭”。这些演出经历使她开阔了眼界，激发了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的兴趣。
1945年10月，顾金兰在张家口加入抗敌剧社，成为一名文艺战士。两年后考入阜平县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柏崖村高小教书，并担任校团支部书记。20世纪60年代初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81年当选为阜平县副县长。
小儿子顾植：师友情长一生铭记
幼年时的顾植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经历着躲避敌机轰炸和日军“扫荡”的动荡生活。他7岁入学并加入儿童团，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过文艺宣传、站岗放哨、慰问伤病员等抗日活动。
1944年，抗敌剧社大约有50余人住进凹里村。剧社里的很多人都给顾植留下了深刻印象：田华、华江教他跳舞、打霸王鞭；张非、罗浪教他识谱、唱歌；王久晨、季明教他打锣鼓。还有时常去他家小住的胡可、胡朋夫妇，在相处中切身感受到了他们热情随和、率真朴实的品质和风范。对于那段经历，他多次明确表示：“他们许多人既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是我的兄长、大姐，所以很愿同他们在一起，向他们学习。”深藏于内心的崇拜，成为他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动力。次年10月，年仅11岁的他和二姐辗转来到张家口，加入抗敌剧社。
报到后，顾植换上了新军装，每每回忆起那时的情形，他都很自豪：“胡朋像慈母一样亲手给我整装，教我扎绑腿，系腰带，真让我感动不已”，“换上军装后，我真成了一名小八路，出门上街，市民们以新奇的目光看我，过岗哨时，军警也不向我要出门证，坐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要我买票，而且还问我几岁，这一切都让我体会到了小八路的光荣”。在剧社的半年多日子里，他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学习和观戏中度过的，第一次登台是在1946年元旦后公演的大型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中饰演群众角色。剧中，他和田华扮演一对农村姐弟，反映了在日军“扫荡”中父母被杀、房子被烧的孤苦伶仃生活。
1946年春，顾植和大姐、二姐等人都进入文训队。随着国内形势紧张，他返乡继续上学。通过在张家口参加革命的经历，顾植对自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革命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回到家中他刻苦学习，于1954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并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因成绩突出，留任山西大学。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学生遍布全国且多有成就，此外在中国古代文学上也取得很深的理论造诣，合作著书12部，发表文章百余篇、古体诗20多首。由此，他也收获了很多荣誉，1979年获山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二等奖、1987-1988年所授《古典文学》被评为山西大学优秀课程第一名、1993年被评为“三育人”先进工作者……退休后还被评为教授，这一切都是对他潜心教学、艰辛付出的肯定。
1992年10月10日，纪念抗敌剧社成立55周年聚会在北京召开，应邀参会的顾植终于和原抗敌剧社的老战友们重逢。多年未见的他们，高兴得像孩童一般，握手拥抱、聊天拍照。对于这次又见到田华，顾植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离上次在阜平县重逢，又过去10年了，没想到她样子大变，满头白发，真成了‘白毛女’了。不过她的性格一点也没变，仍是那样的活泼热情，就像在张家口舞台上一样，依旧把我看做她的小弟弟，挽起我的手臂一块合影。”在他的一首小诗《赠田华》中有这样两句：“张市同台未能忘，故邑亲授霸王鞭。四十七年再相见，战友情谊与时长。”由此可见，那段在革命年代建立的虽短暂但却真切的战友情、师生情都成为他一生最深刻而温暖的回忆……
历史的车轮永远不会停下脚步，经历岁月沉淀之后，只在人们心中留下深深的辙痕。当思绪重新回到现在，在顾老家卧室，看着墙上他手书的那幅《卜算子·咏梅》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词句，不同于原词中的意境，我好像触摸到了他们一家人精神世界中对信仰的那份执着和坚定。这个家庭是众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日军侵略、支援抗战行列中的革命者和革命家庭的缩影。在“风雨”“飞雪”之后，和平来之不易，幸福来之不易，让我们铭记历史，铭记那些为和平而战、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战的人们。
（责编 孟红）
父亲顾清和、母亲杨进莲：发生在农家小院的故事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人称边区政府）在河北阜平县城成立。1943年，政府机关先后驻在凹里村及史家寨村。其时，地处晋察冀边区腹地的凹里村成为红色政权的中心。顾家住在凹里村一个小巧的院子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这里先后住进过边区政府实业处、农林局、军区供给部、华盛大队（即华北联合大学）、抗敌剧社等机关工作人员。这个普通农家小院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看似平凡的抗战故事。
早在1937年初冬，阜平县动委会工作队在凹里村进行抗日宣传时，顾清和就积极响应号召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不久，他当选为村动委会主任、村长，负责动员村民为抗日募捐。然而，这种“动员”却困难重重，一方面是因为捐献时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有钱出钱、有粮出粮”，而募捐所得不能完全满足部队所需；另一方面是因为来往部队有时不能在此久留，需要补充物资时来不及动员全体村民。每当这时，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捐出自家的粮食。
一天傍晚，有村民报信：一股逃兵从外省流窜到阜平，来到凹里村的副村南沟向老百姓索要财物并强占房子过夜。顾清和吩咐那名村民立即回去稳住逃兵，自己则随手拿起一根防身木棍，摸黑走崎岖山路，直奔10多公里外的县城，借来一支20多人的革命武装。次日天刚亮，他就带人包围了这股逃兵。通过规劝，逃兵们终于放下武器返乡。之后，村民都很钦佩顾清和的机智勇敢，遇事都愿与他商量，他的威望越来越高了。
1938年冬的一天，一个八路军通信员来到凹里村，告诉他说有一支执行任务的连队要来村里吃午饭和休整。他知道已来不及动员大家，便急忙从自家背出次年播种用的谷子，和妻子等人一道磨成小米。接着，挑水劈柴，烧火做饭，忙忙碌碌直到这100多名战士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由于他积极支援抗战，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女学员谢慧因病不能随队转移作战，上级便把掩护她的任务交给了顾家。当时，日军纠集7万余兵力集中“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其目标之一就是搜寻隐蔽在阜平县境内的边区机关。凹里村自然也陷入包围中。为防意外，顾清和让谢慧装扮成农妇，并对外谎称是长子在保定做买卖时带回的儿媳，有惊无险地度过了40余天。
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妻子杨进莲担起村妇救会主任一职。粗通文字的她深知妇女们所受到的封建迫害，带领妇女委员们走村串户，给有姓无名的妇女起名字、建名册，使她们从心理上“翻了身”。妇女们逐渐被发动起来，一起为抗日部队赶制军衣军鞋，搞募捐，还在逢年过节时慰问抗属。此外，她还利用到区里、县里开会的机会学唱抗日歌曲，教给村里的妇女们，大家的抗日热情都高涨起来。
顾家的5名子女都在抗战时期先后走出这个农家小院，参加了革命。顾清和常对人说：“自古忠孝不能双全，孩子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只要革命需要，孩子又有那份出息，就要先为国尽忠，后为家尽孝。”这种家国观念，便是一家人参加革命的动力。
长子顾棠：“小村长”迈入军旅之路
抗战全面爆发后，顾棠任村青救会主任、抗日先锋队队长。他带头造木枪、手榴弹，积极组织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为组建村民兵自卫队打下了基础。16岁时就曾替卧床两个多月的父亲担负起抗勤工作，募捐物资，运送粮草，抬送伤员，一桩一件都井井有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村长”。后因父亲调到区里工作，经过民主选举，1940年他当选为村长。
不久，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百团大战打响，晋察冀军区部队在石家庄至阳泉段对日军展开破袭攻势，地处后方的阜平县群众纷纷支前。顾棠任命抗勤助理来具体负责，还亲自带领村民赶着毛驴去支前。任务是把军需物资和粮草运送到15公里外的交通站。但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因战事影响无人换班。在众人一筹莫展时，他果断决定带领大家继续运送。他们冒着危险，穿过阜平县、灵寿县，直到平山县温塘镇的交通站才遇到了接班的人。此次支前任务往返7天，行程250多公里。这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底，边区政府根据“合理负担”的基本方针，提出征收统一累进税的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按照要求，顾棠带领村干部认真执行此项工作，在计算时都亲力亲为。他还组织宣传动员抗日的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冬学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将全村80多名男女青年编成扫盲班、中级班和自由研究小组，并任命受过高小教育的村民赵祥、王德凤为教员。每到晚上，大家纷纷来到村小学上课。此外，他还积极组建村剧团改编传统戏，排演革命新剧。他参演的讽刺剧《双簧》《打城隍》广受村民好评。
担任村长时，顾棠在支援抗战、征收粮税、动员村民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因表现突出，曾先后出任阜平县五区实业助理、县财政科科员、司法科书记员、新编第五区区长等职。在县财政科任职期间，面对诱惑，他从未产生过一丝邪念，甚至连脱产干部本应享有的服装供给，也从未领取。
1943年秋季大“扫荡”期间，日军在一区驻地西庄村安插了个据点。为保护群众，根据上级安排，顾棠把大家疏散到相对安全的山沟里。同时，为了给晋察冀三分区部队和东庄、西庄村民兵偷袭日军据点做好后勤保障，他带领几名村民冒着危险，晚上偷偷回村挖出早前坚壁好的粮食慰劳大家。
抗战胜利后，顾棠被抽调到山西广灵县工作，先后担任司法科长、财粮科长等职。1948年底，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政工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夕，绥远和平解放，他被抽调派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改造起义部队。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后一直在解放军第八步兵学校、武汉军区工作，离休前为后勤供应部政委。
长女顾瑞兰：在战火中成长为多面手 七八岁起，顾瑞兰就辍学在家照顾弟妹。到1938年时，父亲任村长、母亲任村妇救会主任后，年仅12岁的她承担起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1939年深秋，晋察冀军区机关刚从凹里村转移，日军飞机就来轰炸。当时，仅有她带着二妹、三弟在家。情急之下，她从炕上拽下一条棉被，蒙在自己和弟妹头上，一起钻到屋内的方桌下，不等他们喘息，就听到震耳欲聋的“轰、轰”爆炸声。直到飞机飞远，母亲回来后，才把这姐弟3人从已垮塌的桌子下拉了出来。
身处战祸之中，面对日军暴行，顾瑞兰没有退缩和逃避，而是走上了支援抗战的革命道路。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起，18岁的她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组织全村妇女做军鞋、磨公粮、慰问军烈属，并广泛动员妇女们上民校学文化，接受革命教育。与此同时，她也积极学文化并成了文艺骨干。在区春节汇演中，她凭借在小型歌舞剧《小放牛》《钉锅》中的表演，荣获第一。抗敌剧社从板峪店村转移到凹里村后，她在张海、白居、胡朋等专业演员的帮助下，更是进步很快，如鱼得水。当时，剧社专门指导凹里村剧团排演剧目，她有幸主演了《妯娌俩》《兄妹开荒》《赶路程》《防旱备荒》等剧。
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军政机关都迁往张家口，抗敌剧社也离开凹里村转往张家口。1945年9月，负责招兵工作的同乡王廷俊把顾瑞兰、顾俊和等4名村剧团骨干招进抗敌剧社，分配在张家口人民剧院。起初都被安排在幕后，到了年底，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一起排演《白毛女》时急需大量人员做后台服务工作。因此，顾瑞兰被安排负责化妆室管理和化妆品制作，有时她还会充当群众演员参与演出。对于这段经历，她曾回忆：“通过服务、观剧，我自己不仅学会了做油彩和正规的化妆，还认识了不少当时就很有名气的文艺工作者”，“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他（她）们非凡表演艺术才华的认识，也真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解放战争期间，她先是在抗敌剧社戏剧队从事宣传和慰问工作。之后被调往晋察冀画报社从事照片洗印工作。她和同事们冲洗了从战地前线寄回的大量胶卷，为真实记录我国的革命战争史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顾瑞兰被调往新华社摄影部工作。1959年起任中国图片社副经理。她努力钻研业务，对技术精益求精，很快成为中国图片社照片洗印厂最优秀的高级技术能手之一。
次子顾棣：娃娃“团长”的辉煌摄影梦
抗战岁月里阜平县的每个村庄很快都有了儿童团组织，凹里村也不例外。在家庭熏陶下，1937年冬，9岁的顾棣带头报名参加了村抗日儿童团，半年多后任团长。
这个娃娃“团长”，领导起小伙伴来有板有眼，安排大家站岗放哨、查路条、传信件，还委托大哥找来民兵当教练，教授团员刺枪、劈刀、投弹等军事技术。在得知当地兵工厂需要制弹原料后，他就组织团员冒着危险到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去搜集废弹壳和钻进土地里的变形弹头。看到那些没了壮劳力的抗属和烈属们生活艰难时，他又带着团员在凹里的10多个自然村募捐，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1940年2月，12岁的顾棣任阜平县一区儿童团团长，领导全区22个村的儿童团。8月，由北方局书记彭真主持制定的《中共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正式颁布实施。县政府与各群众团体联合发起成立了“阜平县宪政促进会”，儿童团和学校也成立“县儿童宪政问题学习会”，以促进各级政权进行民主建设。顾棣积极组织全区儿童唱选举歌、演街头剧、扭秧歌等，推动民主选举和宪政运动的开展。他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都得到充分锻炼和发挥。之后被派到华北联大群众工作部接受了半年多培训，结业后调任三区儿童团团长。1943年儿童团改称童子军后，他又兼任了一年大队长，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小毕业后他本会被保送到华北联大，却因与沙飞的一次偶遇改变了人生轨迹。
1943年盛夏的一天，他在放学路上遇到了时任晋察冀画报社主任的沙飞。当时，他并不了解这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干部是摄影家沙飞。攀谈中，他对抗战形势的见解令沙飞大为惊讶。在了解了这个15岁少年的经历后，沙飞颇为欣赏：“小鬼这么聪明，又有这么多爱好，太好了，你长大了不要干别的，跟我学摄影吧！”顾棣回答说自己的志愿是当八路军，上前线打鬼子。沙飞说道：“相机和枪一样都是战斗武器，战士是用枪打仗，摄影记者是用相机打仗，你再长大一些跟我学摄影，用相机去打日本鬼子吧！”听了这番解释，他对作为“武器”的相机产生了浓厚兴趣。1944年9月17日，他正式加入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石少华安排他在暗房学习洗印技术，并嘱咐其要打牢摄影基础。12月，他参加了画报社举办的摄影训练队。不久，边区第二届群英会开幕，沙飞便把他抽调到身边，手把手地教他拍照。次年春天结业后，很多学员背着相机上了前线，但他却因年龄较小，又被分回暗房，有时还从事展览、通联、发稿、编辑等内务工作，偶尔才会有采访任务。这对十分渴求上前线的顾棣来说很受打击。
1946年6月，国内战争一触即发，画报社全体进入战备状态。顾棣被安排从事底片档案保管工作，又与他的梦想相悖，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无条件服从了上级的安排。他在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内战全面开始，一切都随着变化了。如果真正打起来，个人的要求，个人的想法，完全要放在一边，为争取新中国的早日实现，勇敢去担负自己应有的使命。”从此，他便把这两万多张晋察冀八年抗日战争的摄影底片视为自己的生命。在8月份从张家口撤离前，他还专门找人焊制了8个铁皮盒子用来装载底片。在保护底片转移的同时，顾棣等人开始整理底片，决心把这些庞杂零碎的底片变成记录抗战的“活”档案。当时，沙飞还专门调派人手帮助顾棣，后因工作重心改变，这项工作被迫中止，但这却为日后建立、健全底片档案的科学化管理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晋察冀边区抗战底片的整理工作到1950年9月终于全部完成。
1958年9月，顾棣转业到山西。这时的他终于拿起相机，成为一名专职摄影工作者。他历任《山西文化》《山西戏剧》专职摄影记者、编辑，山西省戏剧工作研究室摄影组长，山西人民出版社摄影编辑、记者，《山西画报》总编辑等。1989年离休后，他曾担任山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并于2009年荣获第二届沙飞摄影奖特别贡献奖，2012年在第9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上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他发表过摄影作品6500余幅，文章百余篇。参与《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中国解放区文艺发展史》的编写工作，并与他人合著有《中国解放区摄影史料》《中国摄影史》《沙飞纪念集》《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等。 次女顾金兰：高举文艺宣传的旗帜
20世纪40年代初，在炮火声和锣鼓声交替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腹地阜平县，少年顾金兰感触最多的是边区政府带给群众的新生活和新改变。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她8岁参加儿童团，12岁时就当起了童子军指导员。
1943年春，边区政府搬到了凹里村，后因日军“扫荡”被迫转移，其对村里的社会建设一直没有中断。次年开春，农林局把顾金兰家作为推广优质谷种和瓜种的试验户，还派出技术人员跟踪指导。入秋后等庄稼收割完毕，又把一群细毛优质羊试养在了她家。技术人员还专门指导村民修建了一条长约2.5公里的盘山水渠，解决了全村200多亩旱地的浇水问题。1944年，在阜平县西庄村举办的儿童节大会上，她指挥儿童合唱了《童子军之歌》，并当选为“小先生”，获模范儿童奖。这一年，她还和大姐、三弟一起去边区卫生所种了牛痘。这些都使她体会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带给群众的实惠和进步。
抗敌剧社1944年10月进驻凹里村后的近一年时间里，给这个小山村和顾金兰带来更多鲜活丰富的改变，“抗敌剧社一到我村，村里就‘红火’起来了。他们每天清早到村边练嗓子，嘹亮的歌声震荡着山谷。他们唱着‘敌人‘扫荡’我们反‘扫荡’，晋察冀的军民越打越坚强’的歌曲，坚定了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他们每天在村里拉胡琴、小提琴、手风琴，吱吱嗡嗡驱走了寂静”。怀着这种喜悦和兴奋的心情，她开始积极参加抗敌剧社组织的文艺辅导，因年龄相仿，还和十六七岁的小演员田华、华江成了好朋友。当时，田华、华江受命教她们排演小歌剧《问路》。学了几天后，她因嗓子不好，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两人就耐心地劝说：“小兰子呀！你是童子军指导员，可要知道咱们演戏可不是光为了娱乐，而是在做宣传工作呀！东板峪店的小枝子和小斑子比你俩还小，可人家演《问路》演得可好啦！你俩就不能和她俩展开竞赛吗？”此后，她虽心有犹豫，却把演好这出戏当成政治任务，最后还在村里登台演出。1945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夏，因干旱无雨，全县播种玉米成了问题。为响应上级防旱备荒的号召，剧社派王久晨发动村民编排广场歌剧《防旱备荒》，参与者都是普通村民，大家白天挑水抢种、晚上排练，干劲十足，更促进了生产。排练之余，田华等人还把一套花样新颖、难度较大的打击类舞蹈“霸王鞭”教授给了顾金兰、顾燕云等10个学生，并带着她们徒步到家北、庙台、史家寨等村，向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交际处等机关对首长和国际友人进行慰问演出。不久，为庆祝党的“七大”胜利闭幕，凹里村剧团在边区政府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表演了《防旱备荒》和打“霸王鞭”。这些演出经历使她开阔了眼界，激发了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的兴趣。
1945年10月，顾金兰在张家口加入抗敌剧社，成为一名文艺战士。两年后考入阜平县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柏崖村高小教书，并担任校团支部书记。20世纪60年代初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81年当选为阜平县副县长。
小儿子顾植：师友情长一生铭记
幼年时的顾植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经历着躲避敌机轰炸和日军“扫荡”的动荡生活。他7岁入学并加入儿童团，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过文艺宣传、站岗放哨、慰问伤病员等抗日活动。
1944年，抗敌剧社大约有50余人住进凹里村。剧社里的很多人都给顾植留下了深刻印象：田华、华江教他跳舞、打霸王鞭；张非、罗浪教他识谱、唱歌；王久晨、季明教他打锣鼓。还有时常去他家小住的胡可、胡朋夫妇，在相处中切身感受到了他们热情随和、率真朴实的品质和风范。对于那段经历，他多次明确表示：“他们许多人既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是我的兄长、大姐，所以很愿同他们在一起，向他们学习。”深藏于内心的崇拜，成为他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动力。次年10月，年仅11岁的他和二姐辗转来到张家口，加入抗敌剧社。
报到后，顾植换上了新军装，每每回忆起那时的情形，他都很自豪：“胡朋像慈母一样亲手给我整装，教我扎绑腿，系腰带，真让我感动不已”，“换上军装后，我真成了一名小八路，出门上街，市民们以新奇的目光看我，过岗哨时，军警也不向我要出门证，坐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要我买票，而且还问我几岁，这一切都让我体会到了小八路的光荣”。在剧社的半年多日子里，他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学习和观戏中度过的，第一次登台是在1946年元旦后公演的大型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中饰演群众角色。剧中，他和田华扮演一对农村姐弟，反映了在日军“扫荡”中父母被杀、房子被烧的孤苦伶仃生活。
1946年春，顾植和大姐、二姐等人都进入文训队。随着国内形势紧张，他返乡继续上学。通过在张家口参加革命的经历，顾植对自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革命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回到家中他刻苦学习，于1954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并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因成绩突出，留任山西大学。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学生遍布全国且多有成就，此外在中国古代文学上也取得很深的理论造诣，合作著书12部，发表文章百余篇、古体诗20多首。由此，他也收获了很多荣誉，1979年获山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二等奖、1987-1988年所授《古典文学》被评为山西大学优秀课程第一名、1993年被评为“三育人”先进工作者……退休后还被评为教授，这一切都是对他潜心教学、艰辛付出的肯定。
1992年10月10日，纪念抗敌剧社成立55周年聚会在北京召开，应邀参会的顾植终于和原抗敌剧社的老战友们重逢。多年未见的他们，高兴得像孩童一般，握手拥抱、聊天拍照。对于这次又见到田华，顾植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离上次在阜平县重逢，又过去10年了，没想到她样子大变，满头白发，真成了‘白毛女’了。不过她的性格一点也没变，仍是那样的活泼热情，就像在张家口舞台上一样，依旧把我看做她的小弟弟，挽起我的手臂一块合影。”在他的一首小诗《赠田华》中有这样两句：“张市同台未能忘，故邑亲授霸王鞭。四十七年再相见，战友情谊与时长。”由此可见，那段在革命年代建立的虽短暂但却真切的战友情、师生情都成为他一生最深刻而温暖的回忆……
历史的车轮永远不会停下脚步，经历岁月沉淀之后，只在人们心中留下深深的辙痕。当思绪重新回到现在，在顾老家卧室，看着墙上他手书的那幅《卜算子·咏梅》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词句，不同于原词中的意境，我好像触摸到了他们一家人精神世界中对信仰的那份执着和坚定。这个家庭是众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日军侵略、支援抗战行列中的革命者和革命家庭的缩影。在“风雨”“飞雪”之后，和平来之不易，幸福来之不易，让我们铭记历史，铭记那些为和平而战、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战的人们。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