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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石如;篆书;失意;创新
怀宁书法家邓石如（1743—1805）活动在清代乾嘉两朝，他是中国书法史后期最具革新意义的书家之一。他用自己丰富的实践而非理论成就推动了书史的发展。他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小篆和分隶二体上。在当时帖学当道、馆阁体盛行、世人摹写皆趋柔媚甜俗的衰靡风气下，邓石如独辟蹊径，直追上古，以秦汉碑刻和“二李”为宗，又熔铸多家之长，开创性地做到了篆从隶入、隶从篆出。他推动了篆隶的复兴，并突破了前人书写的藩篱，殊为可贵。然而其在有生之年，并不十分得志。除了获得过少数文人亟称，邓氏始终未能见容于书坛正统。此一事实或可从其中年后在他乡的两次失意经历上得到体现。一次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入京。包世臣《完白山人传》称：“时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内阁学士翁方纲。阁学以山人不至其门，乃力诋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说，山人顿踬出都。”[1]另一次是在湖北武汉两湖总督毕沅的节署，“居三年辞归”[1]。吴育《邓完白传》称，邓氏“又尝游巡抚毕沅幕府，无所知名”[2]。关于邓氏出都和从毕府辞归的原因，迄今为止仅有其后人、美学家邓以蛰先生做过说明。他在196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邓石如法书选集》前言中写道：“曹文埴进京，又强完白山人与之同行。当时京中所谓执艺坛牛耳的名书家翁方纲、成亲王永瑆等，对完白山人的书法排斥不遗余力，诬以‘无书卷气’‘匠气’等等诽言……后来曹文埴又推荐他至湖广总督毕沅处做幕友，而毕沅幕中的名流如孙星衍、洪亮吉、汪中等，也都是气势凌人、不可一世的。完白山人因屡遭歧视，悒郁愤慨，后来便拂袖归田。”[3]
一、邓以蛰所言是否可靠
那么， 邓以蛰所言有何根据？其自注显示是邓石如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寄给好友徐嘉穀的一封信札。然而山人在此信中除了抱怨毕沅衙署中风气不正，并未说自己遭受过什么委屈。至于早先在京中有无遭诋以及为谁所诋，更是丝毫没有提及。所以邓以蛰的说法难免令人心生疑窦。
邓石如的“顿踬出都”，是否与翁方纲、永瑆等人的力诋直接有关？又，他从毕沅处辞归，真的是由于不堪孙、洪、汪等辈的歧视？
首先，遍查相关资料，言翁方纲力诋山人的，见于包世臣《完白山人传》、李元度《邓石如先生事略》、《清史稿·邓石如传》、金天羽《邓石如传》、张原炜《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叙》。但后四种记载，皆本于包世臣《完白山人传》，故而此说实出于包氏一家之言。
包氏曾与晚年的邓石如在镇江过从十余日，被邓氏引为知己。故而邓氏在包世臣面前诉说都中往事当在情理之中。言及具体名姓，应非空穴来风。但包氏《完白山人传》的传奇色彩亦颇浓重，诚不足以尽信。譬如《传》中所云，翁方纲诋山人，是在文清（刘墉）左迁失势，而副宪（陆锡熊）以忧暴卒之后。可是邓石如应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六月，也就是在乾隆皇帝80岁时，应太子太保曹文埴邀请入都，随后留居至辛亥年（1791）的。因为是年暮春，他已经南下到了扬州。无锡市博物馆现藏有邓石如篆书作品《南陔孝子四屏》一件，书尾款识记为“乾隆岁次辛亥暮春月书于维扬之寒香僧舍，邓琰。”[4]可以提供佐证。这也和包氏《完白山人传》中所云“山人遂留都中，未几”正好相吻合。在此期间，刘墉并未左迁，陆锡熊也并未暴卒。后者实卒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2月25日。这从王昶《宝奎堂文集》卷首的《督察院左副都御史陆公锡熊墓志铭》一文就可得知。如果包世臣這样书写是建立在知悉实情的前提下，那么其演绎历史的用意就很明显了。在此意图驱使下，翁方纲力诋山人一说也未尝不可能就是刻意强调邓石如在京城遭受的打击之重，以放大山人书道求索的悲剧性。翁方纲不认可邓书是肯定的，但究竟有无在公开场合批评过邓书，又是否仅因邓氏没有拜他的山头才“力诋”，所谓的“耳食者”实际上包括哪些人物，翁方纲以及那些名姓未详的“耳食者”到底谁才是迫使邓氏出都的决定性力量，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详考。
笔者猜测，“耳食者”不一定是耳食者，反倒是真正的“力诋”者，并促成了翁方纲对邓石如篆书的负面评价。而这个人最有可能是嘉定人钱坫。因为翁方纲虽然嗜好金石收藏与考证，书法上下功夫最深的却不在篆书这一块，和邓石如构不成直接矛盾。且其和邓氏，一为显宦，久居朝中;一为布衣，入京谋生，身份、地位有霄壤之别。翁氏1733年生，年长于邓，故公然抨击邓，难免有以大欺小之嫌。反观钱坫，1744年生，年龄和邓石如相仿，又是当时最具声望的篆书家。且有文字资料可以佐证，钱坫很得翁方纲的青眼：“时都中能作篆者，唯翁学士方纲，闻是事，索君书，叹绝，以为神授。君篆书遂名天下。”[5]当时不光翁氏，朱筠、洪亮吉、孙星衍、钱泳等硕学名流，也对钱坫的篆书和字学修养赞誉有加。如朱筠《笥河诗集》卷十二有《送钱献之坫还嘉定即题其篆秋书屋图》一诗，诗中赞钱坫篆书云：“害文徒隶各不用，大古小篆束之囤。”洪亮吉云：“钱君献之夙操记事之觚，早究结绳之学，研六经从文字入，故时析精微。”[6]《昭代尺牍小传》云：“（钱坫）最精篆书，得汉人法。孙渊如称为本朝第一。晚年用左手书，笔力苍厚。”钱泳《小篆》文云：“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王澍），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7]钱生前对自己的篆书亦颇自负。张惠言曾在《茗柯文补编·与钱鲁斯书》中描述：“自钱献之以其妍俗鄙陋之书，自是所学，以为斯冰之后，直至小生，天下之士翕然宗之，二十年矣。今京师名士盛为篆学，大抵无虑奉为宪章，横街塞衢，牢不可破。”故而邓氏入都，极有可能被钱坫视为潜在对手。
而至于成亲王永瑆，除了邓以蛰一说，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其对邓氏书法有过非议的文字证明。
其次是关于邓石如的游幕经历。接纳他的名僚毕沅， 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已开府延揽人才，助力文化事业。其幕府也随自己的官职调动， 依次分为陕西、河南、湖北三个阶段， 一直持续到嘉庆二年（1797）。邓石如客居毕沅幕府的时间， 应该是起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结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即毕沅幕府的最后一个阶段。考察此阶段，虽然仍有不少文士星聚在毕沅馆署，但邓以蛰提到的孙星衍、洪亮吉、汪中三人俱已离开楚中。详情如下： 参考清张绍南编《孙渊如先生年谱》光绪年刻本，孙星衍（1753—1818） 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入毕沅幕府，主要从事古书校订和金石搜集工作。他跟随毕氏8年左右，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进士及第而离幕赴京。
参考清吕培等编《洪北江年谱》光绪三年刻本，洪亮吉（1746—1809）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受孙星衍举荐、毕沅相邀而入毕氏陕西幕府的。入幕后，洪氏为毕氏治理地方贡献良多，并参与编修多部陕西和河南地区的方志。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其应礼部会试而离开毕氏武昌节署，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参考清汪喜孙编《容甫先生年谱》嘉庆年刻本，汪中（1744—1794）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被毕沅延请入幕，曾为毕氏撰《铁牛铭》《琴台铭》《黄鹤楼铭》等佳文。乾隆五十五年（1790）应两淮盐政戴全德之请，汪中前往镇江检校文宗阁本《四库全书》，遂与毕沅告别。
以上三人在毕沅幕府活动的时间与邓石如的游幕时间并未发生重叠，查三人各自的年谱，也没有于邓氏客居期间回访武昌的记载。是故邓以蛰云完白山人屡遭孙、洪、汪歧视的说法无法成立。
二、邓石如失意原因辨析
邓以蛰先生此论不可靠既已明了，其先祖石如生前的两次失意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失意的原因是什么？从邓山人失意经历的背后，我们又能窥见哪些与书法史论相关的内容？
首先须了解邓石如入都的始末。其之所以入都，是因为曹文埴有心提携他。曹文埴（？—1798）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历任翰林院侍读、左都御史、户部尚书等职，加太子太保，在官方文化圈中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另外邓氏的伯乐、朴学大家程瑶田在邓氏入都前，还给他写过10封介绍信，以助其结交包括王念孙、宋葆淳、翁树培在内的京师名流[8]392。故入都之初，邓氏应当是有所希冀的：既有着“以书傭衣食”的现实打算，亦不乏“欲以篆籀古法，劘切时俗”的壮志豪情。然而当时京城书坛仍然普遍推崇帖学。这从翁方纲、刘墉、永瑆、铁保被推为四大家就可窥见一斑。后世康有为亦云：“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9]在这样的情况下，邓石如卓异的取法路径和独特的书风，就很难不被贴上另类的标签。认识到其价值的人，如曹文埴、刘墉、陆锡熊等，固然对邓刮目相看。但无论何时何地，别具慧眼者都只是少数，且改变不了大多数人的审美习惯。诚如吴育《邓完白传》所云：“刘文清公（刘墉）颇知之，然不能胜众口。”尽管对邓石如发动攻讦不一定始于翁方纲，但邓氏受到都中不少人的排挤是一定的。和邓氏交情甚笃，当时也在都中供职的张惠言就曾在《茗柯文补编·跋邓石如八分书后》中说：
石如之书，一以古作者为法，其辞辟俗陋，廓如也。尝一至京师，京师之名能书者争摈斥之，嘿嘿以去。
又，惠言《茗柯文补编·与钱鲁斯书》云：
当世能篆书者，有怀宁邓石如，字顽伯。往年到都下，都下书人群排斥之，鞅掌而去。惠言夙好于此，未能用力，偶以意作书，已为诸老先生所呵怪。石如为之甚工，其人拓落，又无他才，众人见其容貌，因而轻之。
通过张惠言之口，可知出身是邓氏不受京师书家群体待见的一大原因。此外更有一点不可忽略，即创作观念的问题。乾嘉时代以毕沅、翁方纲、黄易、钱坫等人为代表，他们对金石碑版的搜剔考证不遗余力，从而推动了篆书的勃兴。同时，受浓厚的朴学风气影响，文字学研究也日趋火热。许氏《说文解字》渐渐成为治学者的必备之学。有影响力者如朱筠、王昶、段玉裁、桂馥等，都认为字学不明，无以窥经史之堂奥。如朱筠（1729—1781）曾谓：“经学不明，良由训诂不通。通经必先识字。”王昶（1725—1806）亦云：“士大夫不讲《说文解字》久矣，遂置以讹传讹，随意迁改，以俗字易旧文。”段玉裁（1735—1815）笃信：“以识字为读经之始，以穷经为识义理之途。”桂馥（1736—1805）亦“嗜古学，以为读书必先识字，叹近世小学多忽略，因研究八体源流”[10]。如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四所云：“凡习篆，《说文》为根本，能通《说文》，则写不差。”尽管这一社会共识的达成主要是面向学术，客观上却也对篆书的普及有所助力，并对篆书的书写提出了新要求：要“合乎六书之旨”。如果书家作品中的笔画在《说文解字》中找不到依据，就会被认定为缺乏书学修养。就像钱泳在《小篆》一文中评价王澍篆书所说的：“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唐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学者讥之。”[7]这条标准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书法本身的评估，即规范性大于艺术性。正因为如此，张惠言“以意作书”的行为才会被“呵怪”。想必邓石如也是在京师书篆时没有全盘遵守古法，而被人揪了小辫子。至于未合六书的根由是字学修养不够，还是为强调书写而有意增损变通，惜乎无人细察。
关于邓氏篆书是否合乎古法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争议。明确持肯定论调者有张惠言、李兆洛、方朔、包世臣、康有为、章太炎。否定者有翁方纲、钱坫、钱泳、王潜刚。余意以为邓石如生前虽未专诵习，但于书学方面曾从梁、梅、程瑶田、张惠言等学者处获益良多，又手写《说文解字》多次，字学修养自是不差。之所以被钱坫等辈摭其篆书不合六书之旨，乃是因为其书风熔各种金石碑刻，乃至秦汉瓦当于一炉。他是借着书法本身的艺术追求去进行创作的。诚如其自述所云：“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廿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零碑断碣，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沙孟海先生的观点亦颇有见地：钱坫“和邓石如同时，他常常批评邓石如篆书笔画的错误，说他不懂六书。邓石如的确没有小学根柢的，只是小学是一事，书学又是一事。书家能兼小学，固然更好，因不能兼小学而并取消书家的资格，那也太苛刻了”[11]。
邓氏在京师失意的第三个原因，还在于个性。好友孙云桂曾用“狂不可及”“盖古之任侠士”等语评其为人。邓氏曾大言曰：“邓布衣篆书，世岂有敌哉！”每逢酒酣落墨，他亦会睨书自赞曰：“何处让冰斯！”[8]210可见邓石如对自己的篆书是极为自负的。客观看来，这种桀骜固然给己身以及邓书平添了不少魅力，然而也致使其在遇到批评时无法做到虚心听取。据邓氏另一位好友王灼在《悔生文集·鄧石如传》中所云，某日在京，一位颇负书名的官员在聚会上谈及邓石如的书法，“有微辞”，邓氏当时的回应是：“某书修短、肥瘦皆有法，一点一画皆与秦汉碑刻合，不似公俗书，纵荡任意无所忌。”言毕便拂衣而去，惊骇全场。此种作风，正与其生前自标的“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相契合。王灼没有透露这位官员的名字，料想品阶必不会低。数年之后，邓石如在镇江作诗回顾都中岁月，有“草刺趾高诸宰相，诗坛帜拔众吟仙”[8]150之句。公开回击达官，对邓氏而言，无疑是值得矜夸的经历。然而任性如此，正统派还能由着他在京城混下去，倒也真奇怪了。 时的回应是：“某书修短、肥瘦皆有法，一点一画皆与秦汉碑刻合，不似公俗书，纵荡任意无所忌。”言毕便拂衣而去，惊骇全场。此种作风，正与其生前自标的“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相契合。王灼没有透露这位官员的名字，料想品阶必不会低。数年之后，邓石如在镇江作诗回顾都中岁月，有“草刺趾高诸宰相，诗坛帜拔众吟仙”[8]150之句。公开回击达官，对邓氏而言，无疑是值得矜夸的经历。然而任性如此，正统派还能由着他在京城混下去，倒也真奇怪了。
来此坐食无事，日见群蚁趋膻，阿谀而佞，此今之所谓时宜，亦今之所谓捷径也。得大佳处，大抵要如此面孔，而谓琰能之乎？日与此辈为伍，郁郁殊甚，奈何奈何！琰将弃此而归。[8]181
以笔者愚见，看不惯幕僚们的言行是邓氏的天性使然，并非其选择辞归的决定性因素。之所以彻底失望，还是因为他在毕沅幕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诚然，在礼数上毕公待邓氏不可谓不周到。但这种慷慨也是他为官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并非令邓石如独享。毕沅喜汲引后进，开幕后，“闻有一艺长，必驰币往聘请，惟恐其不来。来则厚给之”[12]。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曾记录云，乾隆五十三年（1788），毕沅开府武昌，重修黄鹤楼，请扬州汪中撰《黄鹤楼铭》，歙县程瑶田书石，嘉定钱坫篆额。时人登楼，叹为三绝。开府两湖之前，毕沅就曾在陕、豫两地广延书家鸿儒，于幕中搜罗古籍善本，校勘辑佚，编纂新书，于金石稽考一域，更是孜孜不倦，修成并刊刻了《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等有价值的著作。很多书家、学者包括钱坫、洪亮吉、孙星衍、江声、章学诚等，都曾在毕沅幕中历练过，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关于这些，邓石如又怎会不知。他也渴望自己的才干能得以尽情施展，继而通过毕公的身份和影响力，让官方认可自己。
他在武昌期间曾呈给毕沅一札手稿，云：
琰谓字书如河海，不得其航，终望洋兴叹也。连日为少君书《说文字原》一编，凡一字之意，俱从《说文解字》之义，参以他书，细为旁释明晰，意义赅备。日写十字，为之师者教以旁训，不两月，可了了也，并不妨诵读。若不间断，文字之原，宜可融贯，且去翻阅之劳。如能刻之，以淑世人，若赴河海，不啻济人以舟楫也。并请钧安！琰谨启。[8]181
《说文字原》是邓氏生平唯一一部书稿，料应包含了他多年翰墨实践经验和字学修养。然而时运不济，毕沅在总督两湖之后，先是忙于治理荆州水患、缉拿盗匪、整肃民风等，后期则疲于镇压白莲教徒起义，于艺术赞助及文化出版方面未能如从前那样投注太多的精力。邓氏想将书稿付梓的愿望最终落空，又长时间“坐食无事”，其郁闷之情可想而知。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尚书（毕沅）以鉴赏名家，然于此事实疏，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 邓石如这样一个把书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如何会满足当一个道德楷模？
三、结语
邓石如从毕沅幕府辞归时，年已五十有二。虽然在武昌的游幕生活不甚得意，但毕沅终究是位仁厚君子，他确保了布衣书家的离开足够体面：除赠千金，又为邓氏制作了一方铁砚。邓氏还乡以后构屋筑室，便名之以“铁砚山房”。在余岁里，邓石如继续靠鬻书刻字谋活，往来于江淮之间。诚如民国张原炜《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叙》所云：“……行吟荒江之畔，……无安吴包氏，其人将老死牖下汶汶以终焉耳。”今天看来，他的两次失意经历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几个代表性人物的偏见。在当时的情境下，书法创作笔笔讲求来源，又严格限定正宗的官方书坛是不鼓励邓石如这样的创新者的：不宗阁帖，不做高论，醉心于篆分，而远师秦汉;以隶笔作篆，又以篆意入分。正统派不鼓励创新，自然也就看不上创新，所谓“不合六书之旨”“野狐禅”云云也就毫不奇怪了。反之，创新是艺术的根本诉求，这一訴求总得靠具体的人来实现。此种角色既然无法从恪守传统的官僚阶层中产生，那么历史就只能选择邓石如这样的“愣头青”了。因为只有他身兼推动历史所必需的技术条件、执着的探索心，还有不肯妥协的精神。邓氏的际遇不啻一面镜子，借着它的折射，我们得以认识乾嘉时期书法乃至文化圈生态之复杂。所幸历史看似无情，到底却很公平。
怀宁书法家邓石如（1743—1805）活动在清代乾嘉两朝，他是中国书法史后期最具革新意义的书家之一。他用自己丰富的实践而非理论成就推动了书史的发展。他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小篆和分隶二体上。在当时帖学当道、馆阁体盛行、世人摹写皆趋柔媚甜俗的衰靡风气下，邓石如独辟蹊径，直追上古，以秦汉碑刻和“二李”为宗，又熔铸多家之长，开创性地做到了篆从隶入、隶从篆出。他推动了篆隶的复兴，并突破了前人书写的藩篱，殊为可贵。然而其在有生之年，并不十分得志。除了获得过少数文人亟称，邓氏始终未能见容于书坛正统。此一事实或可从其中年后在他乡的两次失意经历上得到体现。一次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入京。包世臣《完白山人传》称：“时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内阁学士翁方纲。阁学以山人不至其门，乃力诋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说，山人顿踬出都。”[1]另一次是在湖北武汉两湖总督毕沅的节署，“居三年辞归”[1]。吴育《邓完白传》称，邓氏“又尝游巡抚毕沅幕府，无所知名”[2]。关于邓氏出都和从毕府辞归的原因，迄今为止仅有其后人、美学家邓以蛰先生做过说明。他在196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邓石如法书选集》前言中写道：“曹文埴进京，又强完白山人与之同行。当时京中所谓执艺坛牛耳的名书家翁方纲、成亲王永瑆等，对完白山人的书法排斥不遗余力，诬以‘无书卷气’‘匠气’等等诽言……后来曹文埴又推荐他至湖广总督毕沅处做幕友，而毕沅幕中的名流如孙星衍、洪亮吉、汪中等，也都是气势凌人、不可一世的。完白山人因屡遭歧视，悒郁愤慨，后来便拂袖归田。”[3]
一、邓以蛰所言是否可靠
那么， 邓以蛰所言有何根据？其自注显示是邓石如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寄给好友徐嘉穀的一封信札。然而山人在此信中除了抱怨毕沅衙署中风气不正，并未说自己遭受过什么委屈。至于早先在京中有无遭诋以及为谁所诋，更是丝毫没有提及。所以邓以蛰的说法难免令人心生疑窦。
邓石如的“顿踬出都”，是否与翁方纲、永瑆等人的力诋直接有关？又，他从毕沅处辞归，真的是由于不堪孙、洪、汪等辈的歧视？
首先，遍查相关资料，言翁方纲力诋山人的，见于包世臣《完白山人传》、李元度《邓石如先生事略》、《清史稿·邓石如传》、金天羽《邓石如传》、张原炜《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叙》。但后四种记载，皆本于包世臣《完白山人传》，故而此说实出于包氏一家之言。
包氏曾与晚年的邓石如在镇江过从十余日，被邓氏引为知己。故而邓氏在包世臣面前诉说都中往事当在情理之中。言及具体名姓，应非空穴来风。但包氏《完白山人传》的传奇色彩亦颇浓重，诚不足以尽信。譬如《传》中所云，翁方纲诋山人，是在文清（刘墉）左迁失势，而副宪（陆锡熊）以忧暴卒之后。可是邓石如应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六月，也就是在乾隆皇帝80岁时，应太子太保曹文埴邀请入都，随后留居至辛亥年（1791）的。因为是年暮春，他已经南下到了扬州。无锡市博物馆现藏有邓石如篆书作品《南陔孝子四屏》一件，书尾款识记为“乾隆岁次辛亥暮春月书于维扬之寒香僧舍，邓琰。”[4]可以提供佐证。这也和包氏《完白山人传》中所云“山人遂留都中，未几”正好相吻合。在此期间，刘墉并未左迁，陆锡熊也并未暴卒。后者实卒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2月25日。这从王昶《宝奎堂文集》卷首的《督察院左副都御史陆公锡熊墓志铭》一文就可得知。如果包世臣這样书写是建立在知悉实情的前提下，那么其演绎历史的用意就很明显了。在此意图驱使下，翁方纲力诋山人一说也未尝不可能就是刻意强调邓石如在京城遭受的打击之重，以放大山人书道求索的悲剧性。翁方纲不认可邓书是肯定的，但究竟有无在公开场合批评过邓书，又是否仅因邓氏没有拜他的山头才“力诋”，所谓的“耳食者”实际上包括哪些人物，翁方纲以及那些名姓未详的“耳食者”到底谁才是迫使邓氏出都的决定性力量，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详考。
笔者猜测，“耳食者”不一定是耳食者，反倒是真正的“力诋”者，并促成了翁方纲对邓石如篆书的负面评价。而这个人最有可能是嘉定人钱坫。因为翁方纲虽然嗜好金石收藏与考证，书法上下功夫最深的却不在篆书这一块，和邓石如构不成直接矛盾。且其和邓氏，一为显宦，久居朝中;一为布衣，入京谋生，身份、地位有霄壤之别。翁氏1733年生，年长于邓，故公然抨击邓，难免有以大欺小之嫌。反观钱坫，1744年生，年龄和邓石如相仿，又是当时最具声望的篆书家。且有文字资料可以佐证，钱坫很得翁方纲的青眼：“时都中能作篆者，唯翁学士方纲，闻是事，索君书，叹绝，以为神授。君篆书遂名天下。”[5]当时不光翁氏，朱筠、洪亮吉、孙星衍、钱泳等硕学名流，也对钱坫的篆书和字学修养赞誉有加。如朱筠《笥河诗集》卷十二有《送钱献之坫还嘉定即题其篆秋书屋图》一诗，诗中赞钱坫篆书云：“害文徒隶各不用，大古小篆束之囤。”洪亮吉云：“钱君献之夙操记事之觚，早究结绳之学，研六经从文字入，故时析精微。”[6]《昭代尺牍小传》云：“（钱坫）最精篆书，得汉人法。孙渊如称为本朝第一。晚年用左手书，笔力苍厚。”钱泳《小篆》文云：“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王澍），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7]钱生前对自己的篆书亦颇自负。张惠言曾在《茗柯文补编·与钱鲁斯书》中描述：“自钱献之以其妍俗鄙陋之书，自是所学，以为斯冰之后，直至小生，天下之士翕然宗之，二十年矣。今京师名士盛为篆学，大抵无虑奉为宪章，横街塞衢，牢不可破。”故而邓氏入都，极有可能被钱坫视为潜在对手。
而至于成亲王永瑆，除了邓以蛰一说，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其对邓氏书法有过非议的文字证明。
其次是关于邓石如的游幕经历。接纳他的名僚毕沅， 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已开府延揽人才，助力文化事业。其幕府也随自己的官职调动， 依次分为陕西、河南、湖北三个阶段， 一直持续到嘉庆二年（1797）。邓石如客居毕沅幕府的时间， 应该是起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结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即毕沅幕府的最后一个阶段。考察此阶段，虽然仍有不少文士星聚在毕沅馆署，但邓以蛰提到的孙星衍、洪亮吉、汪中三人俱已离开楚中。详情如下： 参考清张绍南编《孙渊如先生年谱》光绪年刻本，孙星衍（1753—1818） 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入毕沅幕府，主要从事古书校订和金石搜集工作。他跟随毕氏8年左右，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进士及第而离幕赴京。
参考清吕培等编《洪北江年谱》光绪三年刻本，洪亮吉（1746—1809）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受孙星衍举荐、毕沅相邀而入毕氏陕西幕府的。入幕后，洪氏为毕氏治理地方贡献良多，并参与编修多部陕西和河南地区的方志。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其应礼部会试而离开毕氏武昌节署，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参考清汪喜孙编《容甫先生年谱》嘉庆年刻本，汪中（1744—1794）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被毕沅延请入幕，曾为毕氏撰《铁牛铭》《琴台铭》《黄鹤楼铭》等佳文。乾隆五十五年（1790）应两淮盐政戴全德之请，汪中前往镇江检校文宗阁本《四库全书》，遂与毕沅告别。
以上三人在毕沅幕府活动的时间与邓石如的游幕时间并未发生重叠，查三人各自的年谱，也没有于邓氏客居期间回访武昌的记载。是故邓以蛰云完白山人屡遭孙、洪、汪歧视的说法无法成立。
二、邓石如失意原因辨析
邓以蛰先生此论不可靠既已明了，其先祖石如生前的两次失意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失意的原因是什么？从邓山人失意经历的背后，我们又能窥见哪些与书法史论相关的内容？
首先须了解邓石如入都的始末。其之所以入都，是因为曹文埴有心提携他。曹文埴（？—1798）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历任翰林院侍读、左都御史、户部尚书等职，加太子太保，在官方文化圈中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另外邓氏的伯乐、朴学大家程瑶田在邓氏入都前，还给他写过10封介绍信，以助其结交包括王念孙、宋葆淳、翁树培在内的京师名流[8]392。故入都之初，邓氏应当是有所希冀的：既有着“以书傭衣食”的现实打算，亦不乏“欲以篆籀古法，劘切时俗”的壮志豪情。然而当时京城书坛仍然普遍推崇帖学。这从翁方纲、刘墉、永瑆、铁保被推为四大家就可窥见一斑。后世康有为亦云：“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9]在这样的情况下，邓石如卓异的取法路径和独特的书风，就很难不被贴上另类的标签。认识到其价值的人，如曹文埴、刘墉、陆锡熊等，固然对邓刮目相看。但无论何时何地，别具慧眼者都只是少数，且改变不了大多数人的审美习惯。诚如吴育《邓完白传》所云：“刘文清公（刘墉）颇知之，然不能胜众口。”尽管对邓石如发动攻讦不一定始于翁方纲，但邓氏受到都中不少人的排挤是一定的。和邓氏交情甚笃，当时也在都中供职的张惠言就曾在《茗柯文补编·跋邓石如八分书后》中说：
石如之书，一以古作者为法，其辞辟俗陋，廓如也。尝一至京师，京师之名能书者争摈斥之，嘿嘿以去。
又，惠言《茗柯文补编·与钱鲁斯书》云：
当世能篆书者，有怀宁邓石如，字顽伯。往年到都下，都下书人群排斥之，鞅掌而去。惠言夙好于此，未能用力，偶以意作书，已为诸老先生所呵怪。石如为之甚工，其人拓落，又无他才，众人见其容貌，因而轻之。
通过张惠言之口，可知出身是邓氏不受京师书家群体待见的一大原因。此外更有一点不可忽略，即创作观念的问题。乾嘉时代以毕沅、翁方纲、黄易、钱坫等人为代表，他们对金石碑版的搜剔考证不遗余力，从而推动了篆书的勃兴。同时，受浓厚的朴学风气影响，文字学研究也日趋火热。许氏《说文解字》渐渐成为治学者的必备之学。有影响力者如朱筠、王昶、段玉裁、桂馥等，都认为字学不明，无以窥经史之堂奥。如朱筠（1729—1781）曾谓：“经学不明，良由训诂不通。通经必先识字。”王昶（1725—1806）亦云：“士大夫不讲《说文解字》久矣，遂置以讹传讹，随意迁改，以俗字易旧文。”段玉裁（1735—1815）笃信：“以识字为读经之始，以穷经为识义理之途。”桂馥（1736—1805）亦“嗜古学，以为读书必先识字，叹近世小学多忽略，因研究八体源流”[10]。如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四所云：“凡习篆，《说文》为根本，能通《说文》，则写不差。”尽管这一社会共识的达成主要是面向学术，客观上却也对篆书的普及有所助力，并对篆书的书写提出了新要求：要“合乎六书之旨”。如果书家作品中的笔画在《说文解字》中找不到依据，就会被认定为缺乏书学修养。就像钱泳在《小篆》一文中评价王澍篆书所说的：“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唐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学者讥之。”[7]这条标准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书法本身的评估，即规范性大于艺术性。正因为如此，张惠言“以意作书”的行为才会被“呵怪”。想必邓石如也是在京师书篆时没有全盘遵守古法，而被人揪了小辫子。至于未合六书的根由是字学修养不够，还是为强调书写而有意增损变通，惜乎无人细察。
关于邓氏篆书是否合乎古法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争议。明确持肯定论调者有张惠言、李兆洛、方朔、包世臣、康有为、章太炎。否定者有翁方纲、钱坫、钱泳、王潜刚。余意以为邓石如生前虽未专诵习，但于书学方面曾从梁、梅、程瑶田、张惠言等学者处获益良多，又手写《说文解字》多次，字学修养自是不差。之所以被钱坫等辈摭其篆书不合六书之旨，乃是因为其书风熔各种金石碑刻，乃至秦汉瓦当于一炉。他是借着书法本身的艺术追求去进行创作的。诚如其自述所云：“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廿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零碑断碣，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沙孟海先生的观点亦颇有见地：钱坫“和邓石如同时，他常常批评邓石如篆书笔画的错误，说他不懂六书。邓石如的确没有小学根柢的，只是小学是一事，书学又是一事。书家能兼小学，固然更好，因不能兼小学而并取消书家的资格，那也太苛刻了”[11]。
邓氏在京师失意的第三个原因，还在于个性。好友孙云桂曾用“狂不可及”“盖古之任侠士”等语评其为人。邓氏曾大言曰：“邓布衣篆书，世岂有敌哉！”每逢酒酣落墨，他亦会睨书自赞曰：“何处让冰斯！”[8]210可见邓石如对自己的篆书是极为自负的。客观看来，这种桀骜固然给己身以及邓书平添了不少魅力，然而也致使其在遇到批评时无法做到虚心听取。据邓氏另一位好友王灼在《悔生文集·鄧石如传》中所云，某日在京，一位颇负书名的官员在聚会上谈及邓石如的书法，“有微辞”，邓氏当时的回应是：“某书修短、肥瘦皆有法，一点一画皆与秦汉碑刻合，不似公俗书，纵荡任意无所忌。”言毕便拂衣而去，惊骇全场。此种作风，正与其生前自标的“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相契合。王灼没有透露这位官员的名字，料想品阶必不会低。数年之后，邓石如在镇江作诗回顾都中岁月，有“草刺趾高诸宰相，诗坛帜拔众吟仙”[8]150之句。公开回击达官，对邓氏而言，无疑是值得矜夸的经历。然而任性如此，正统派还能由着他在京城混下去，倒也真奇怪了。 时的回应是：“某书修短、肥瘦皆有法，一点一画皆与秦汉碑刻合，不似公俗书，纵荡任意无所忌。”言毕便拂衣而去，惊骇全场。此种作风，正与其生前自标的“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相契合。王灼没有透露这位官员的名字，料想品阶必不会低。数年之后，邓石如在镇江作诗回顾都中岁月，有“草刺趾高诸宰相，诗坛帜拔众吟仙”[8]150之句。公开回击达官，对邓氏而言，无疑是值得矜夸的经历。然而任性如此，正统派还能由着他在京城混下去，倒也真奇怪了。
来此坐食无事，日见群蚁趋膻，阿谀而佞，此今之所谓时宜，亦今之所谓捷径也。得大佳处，大抵要如此面孔，而谓琰能之乎？日与此辈为伍，郁郁殊甚，奈何奈何！琰将弃此而归。[8]181
以笔者愚见，看不惯幕僚们的言行是邓氏的天性使然，并非其选择辞归的决定性因素。之所以彻底失望，还是因为他在毕沅幕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诚然，在礼数上毕公待邓氏不可谓不周到。但这种慷慨也是他为官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并非令邓石如独享。毕沅喜汲引后进，开幕后，“闻有一艺长，必驰币往聘请，惟恐其不来。来则厚给之”[12]。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曾记录云，乾隆五十三年（1788），毕沅开府武昌，重修黄鹤楼，请扬州汪中撰《黄鹤楼铭》，歙县程瑶田书石，嘉定钱坫篆额。时人登楼，叹为三绝。开府两湖之前，毕沅就曾在陕、豫两地广延书家鸿儒，于幕中搜罗古籍善本，校勘辑佚，编纂新书，于金石稽考一域，更是孜孜不倦，修成并刊刻了《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等有价值的著作。很多书家、学者包括钱坫、洪亮吉、孙星衍、江声、章学诚等，都曾在毕沅幕中历练过，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关于这些，邓石如又怎会不知。他也渴望自己的才干能得以尽情施展，继而通过毕公的身份和影响力，让官方认可自己。
他在武昌期间曾呈给毕沅一札手稿，云：
琰谓字书如河海，不得其航，终望洋兴叹也。连日为少君书《说文字原》一编，凡一字之意，俱从《说文解字》之义，参以他书，细为旁释明晰，意义赅备。日写十字，为之师者教以旁训，不两月，可了了也，并不妨诵读。若不间断，文字之原，宜可融贯，且去翻阅之劳。如能刻之，以淑世人，若赴河海，不啻济人以舟楫也。并请钧安！琰谨启。[8]181
《说文字原》是邓氏生平唯一一部书稿，料应包含了他多年翰墨实践经验和字学修养。然而时运不济，毕沅在总督两湖之后，先是忙于治理荆州水患、缉拿盗匪、整肃民风等，后期则疲于镇压白莲教徒起义，于艺术赞助及文化出版方面未能如从前那样投注太多的精力。邓氏想将书稿付梓的愿望最终落空，又长时间“坐食无事”，其郁闷之情可想而知。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尚书（毕沅）以鉴赏名家，然于此事实疏，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 邓石如这样一个把书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如何会满足当一个道德楷模？
三、结语
邓石如从毕沅幕府辞归时，年已五十有二。虽然在武昌的游幕生活不甚得意，但毕沅终究是位仁厚君子，他确保了布衣书家的离开足够体面：除赠千金，又为邓氏制作了一方铁砚。邓氏还乡以后构屋筑室，便名之以“铁砚山房”。在余岁里，邓石如继续靠鬻书刻字谋活，往来于江淮之间。诚如民国张原炜《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叙》所云：“……行吟荒江之畔，……无安吴包氏，其人将老死牖下汶汶以终焉耳。”今天看来，他的两次失意经历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几个代表性人物的偏见。在当时的情境下，书法创作笔笔讲求来源，又严格限定正宗的官方书坛是不鼓励邓石如这样的创新者的：不宗阁帖，不做高论，醉心于篆分，而远师秦汉;以隶笔作篆，又以篆意入分。正统派不鼓励创新，自然也就看不上创新，所谓“不合六书之旨”“野狐禅”云云也就毫不奇怪了。反之，创新是艺术的根本诉求，这一訴求总得靠具体的人来实现。此种角色既然无法从恪守传统的官僚阶层中产生，那么历史就只能选择邓石如这样的“愣头青”了。因为只有他身兼推动历史所必需的技术条件、执着的探索心，还有不肯妥协的精神。邓氏的际遇不啻一面镜子，借着它的折射，我们得以认识乾嘉时期书法乃至文化圈生态之复杂。所幸历史看似无情，到底却很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