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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雕之源
核雕，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文玩，能够成为当下风靡大江南北的掌上时尚，不仅因为其意趣盎然的把玩性，还因为其所融涵的历史文化性。说核雕古老，这是因为用核雕刻古已有之。核雕究竟古老到什么年代，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没有精确的文字记载，核雕作为文玩奇珍载于文字的大概就是我们曾经在中学课本中读到的明代魏学洢写就的那篇《核舟记》了。说核雕年轻，这是因为当代兴起核雕把玩之风也就只有十来年的历史。
核雕之所以成为掌上珍玩，有其悠远的文化渊源，它的诞生大概与中国古代男女喜欢随身悬挂佩饰与手中把玩有关。古人佩饰把玩，除了美的装饰和观赏外，更多的却是精神的付托，以核为饰既是人们尚美本性的物化呈现，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想，这就难怪早期的核雕选材都以桃核为主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桃不仅仅是一种鲜美的水果，它还是一种驱灾避祸、惠施福泽、长康永寿的“吉祥果”，“桃”可以寓意爱情，“面带桃花”并“交了桃花运”的年轻男女，他们的爱情故事，不是发生在“桃花岛”上，就是荡漾在“桃花源”里面，至今，在胶东地区男女传情时，男子在接受了女子馈赠的荷包后，还常常回赠桃核雕以为定情之物。
因为桃所具有如此多的美好寄想，所以明清时期桃核是核雕的主体，年轻男女腰间悬挂，文人雅士手中把玩，市井商贾扇上垂悬的基本上都是桃核杏核雕刻。明代魏学洢《核舟记》开篇“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中的“径寸之木”其实就是桃核，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民俗就有将桃木和桃核当作桃符和桃梗，用以压邪扶正、避凶趋吉，用桃核雕刻成舟一直奉为宝中之奇而被列为宫廷贵胄秘藏。然而，核雕在长期的佩饰把玩过程中其所负载的文化寓意性却逐渐地让位于把玩的趣味性，慢慢地，一种质地细腻、结构致密、外表圆滑、更易于施刀雕刻的果核——橄榄核成为核雕的新载体。
核雕载体由桃核往橄榄核的转化究竟起于何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今天我们能够看到最早的橄榄核雕刻就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和苏州常熟博物馆的两枚同属于清代乾隆时期的“核舟”了。由明代常熟人王叔远从桃核雕舟到清代乾隆时期吴县“鬼工”杜士元用橄榄核雕舟，数百年间他们完成了由桃核到橄榄核雕刻载体的转化。
二、核雕之技
核雕是运刀的艺术，在雕刻工艺师手里，刀具如同毛笔，运刀有如运笔，要达到刀锋游走处、入木如有神的境界。核雕体积小，雕刻主体——果核必须拿捏在手指上进行雕刻，这一并不需要大刀阔斧砍斫的微型雕刻，其执刀也就比较自然简单，只需三指把持即可。握刀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运刀却是一门技巧，核雕作品生动与否，全在运刀雕刻中。
核上雕刻与把玩，雕刻和欣赏的是作品的“形”和“神”。“形”可以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精心的雕琢得以呈现，而“神”则全在刀尖上的功夫。核雕品位的高低，取决于雕刻的技艺和手法，品评作品高下优劣，首先从刀功开始。作为以刀为笔、用刀作画的雕刻工艺品——核雕，其所呈现的审美价值都集中在下刀的精准、用刀的畅达和刀痕的趣味之上。
核雕和其他如木雕、牙雕、竹刻不同，其可以施刀的角度和体面很小，在果核上施刀切不可犹豫不决，也无法进行反复修改，因此，下刀精准则成了评判优劣的基础。要达到庖丁解牛刀刀入骨的技艺，其实并不容易，这首先要求工艺师具备一定的造型能力，只有对雕刻对象的形体结构了如指掌，下刀时才能够成竹在胸。其次还必须对所雕刻的载体——不同果核的形状、质地和性能以及所使用的刀具充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把握下刀的角度和力度、用刀的形式和技法。
技艺是工艺美术的价值所在，工艺美术的美，不仅呈现在“精思”和“良材”之中，还体现在“工巧”之上。在果核上雕刻，要做到不僵不滞，快而不飘，慢而沉着，就必须在落刀前凝神静思，精心构画，只有意在刀先，运刀时才能够干净利落。用刀雕刻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用刀的境界，善雕者以眼带刀，用心转腕，刀随心动，刀尽意在，不善雕者一刻一划，刀刀阻隔。核雕工艺之美和其他雕刻工艺一样，呈现在技艺的婉转有序、心手相应的畅达中。
雕刻工艺是用刻刀在雕刻载体上作画的艺术，刻刀在作品上遗留下的雕刻“痕迹”如同宣纸上挥洒的“笔墨”，是把玩品评的审美主体。果核雕刻因其体积小、质地硬、形状怪，其雕刻难度与其他如木雕、竹刻相比有天壤之别，在指头大小的果核上呈现生动传神的雕刀笔墨没有过人的雕刻技艺和心手相应的运刀能力无法做到。核雕上的刀痕趣味不仅要注意保留雕刻的痕迹，做到刻划留迹，刀过留痕，在后期打磨加工时也要注意留下运刀走线的刀痕意趣，切不可片面追求表面光洁，过度打磨抛光便失去了把玩的趣味。
三、核雕之艺
因为地域文化和审美取向的差异，在核雕的载体和雕刻手法上便形成了南、北两种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以江苏苏州、浙江东阳为主的南方核雕，其雕刻载体以广东乌橄榄核为主，兼作樱桃、松子等其他小型果核。“南工”核雕雕工细腻、细微处往往追求毫发之变，精致时常常呈现惊人之态。以河北廊坊、山东潍坊为主的北方核雕，在雕刻载体上往往以桃核为主、兼用核桃等材料。桃核和核桃表面起伏大，皱褶多，在雕刻时必须依形就势，合理利用果核表面特有的纹饰肌理下刀走线。因为雕刻载体特有的组织形态和材质结构，使得“北工”核雕在雕刻时不得不依赖雕刻机进行初加工。艺术样式取决于雕刻工具和表现手段，样式的形成又与审美取向密切相关，北方核雕雕刻的率意豁达使其形成了粗犷古朴的艺术风貌。
所谓“南工”核雕，其实就是特指以苏州舟山村为主的“苏作”核雕。当代苏作核雕的崛起，与一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老城隍庙开设“永兴斋”文玩店的殷根福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牙雕手艺入行的殷根福，一次偶尔的机会从广东船员那里得到了仔大颗圆的乌榄核，在“核舟”传奇故事中长大的他立即尝试着用橄榄核雕刻成了罗汉手串，不曾想刚刚摆上柜台便被抢购一空，殷根福的一个尝试，开启了近代文物核雕市场的大门。
苏作核雕精、微、雅、趣的艺术特征，全都呈现在“直线”和“圆线”两种不同的雕刻风格中。
“直线雕”主要采用“冲刀”雕刻法，运刀走线以前冲深挖为主，刻刀运行角度多呈直线，运刀力度大，运行速度快，作品纹饰线条流畅、形象硬朗、结构分明，重写意，轻打磨，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特征。这一冲刀直线雕刻法是明清时期竹雕、木刻中常用的表现手法，最早将竹木雕刻技法运用到核雕上来的是殷根福。
“圆线雕”用刀的角度和运刀的方向以雕刻对象的形体结构为依据，采用曲线深雕细琢的方法，强调雕刻主体的形体结构，注重雕刻主体的空间感和立体效果，追求自然真实感。雕刻时下刀轻缓，多采用半月刀以点带面地精雕细琢，不轻易放过体面的各种起伏变化关系，务求体面空间转换的自然生动。打磨是“圆线雕”的表现手段之一，恰到好处的打磨，可以更好地呈现出不同体面的起伏转换和各种细微变化关系。在橄榄核上采用“圆线雕”表现手法的，是殷根福的入室弟子须吟笙。
须吟笙在殷根福“直线雕”的基础上，强调目视的自然效果，抛弃了民间艺术图案化的处理手法和概念化的人物造型传统，广泛吸收其他艺术的处理手法，注重雕刻对象的形体结构和精神气质，追求自然真实性。
“直线雕”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意味，古朴醇厚，夸张写意，“圆线雕”努力迎合“真实”的视觉感受，在表现形式上，无论造型还是空间关系，都遵循“写实”的原则。无论“直线雕”还是“圆线雕”，在美学上无所谓高下之分，如果有什么好恶之别的话，那只是个人的审美取向不同所致，由殷根福和须吟笙师徒所开创的这两种不同的雕刻风格构成了当下苏作核雕的基本表现语言。
核雕，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文玩，能够成为当下风靡大江南北的掌上时尚，不仅因为其意趣盎然的把玩性，还因为其所融涵的历史文化性。说核雕古老，这是因为用核雕刻古已有之。核雕究竟古老到什么年代，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没有精确的文字记载，核雕作为文玩奇珍载于文字的大概就是我们曾经在中学课本中读到的明代魏学洢写就的那篇《核舟记》了。说核雕年轻，这是因为当代兴起核雕把玩之风也就只有十来年的历史。
核雕之所以成为掌上珍玩，有其悠远的文化渊源，它的诞生大概与中国古代男女喜欢随身悬挂佩饰与手中把玩有关。古人佩饰把玩，除了美的装饰和观赏外，更多的却是精神的付托，以核为饰既是人们尚美本性的物化呈现，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想，这就难怪早期的核雕选材都以桃核为主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桃不仅仅是一种鲜美的水果，它还是一种驱灾避祸、惠施福泽、长康永寿的“吉祥果”，“桃”可以寓意爱情，“面带桃花”并“交了桃花运”的年轻男女，他们的爱情故事，不是发生在“桃花岛”上，就是荡漾在“桃花源”里面，至今，在胶东地区男女传情时，男子在接受了女子馈赠的荷包后，还常常回赠桃核雕以为定情之物。
因为桃所具有如此多的美好寄想，所以明清时期桃核是核雕的主体，年轻男女腰间悬挂，文人雅士手中把玩，市井商贾扇上垂悬的基本上都是桃核杏核雕刻。明代魏学洢《核舟记》开篇“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中的“径寸之木”其实就是桃核，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民俗就有将桃木和桃核当作桃符和桃梗，用以压邪扶正、避凶趋吉，用桃核雕刻成舟一直奉为宝中之奇而被列为宫廷贵胄秘藏。然而，核雕在长期的佩饰把玩过程中其所负载的文化寓意性却逐渐地让位于把玩的趣味性，慢慢地，一种质地细腻、结构致密、外表圆滑、更易于施刀雕刻的果核——橄榄核成为核雕的新载体。
核雕载体由桃核往橄榄核的转化究竟起于何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今天我们能够看到最早的橄榄核雕刻就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和苏州常熟博物馆的两枚同属于清代乾隆时期的“核舟”了。由明代常熟人王叔远从桃核雕舟到清代乾隆时期吴县“鬼工”杜士元用橄榄核雕舟，数百年间他们完成了由桃核到橄榄核雕刻载体的转化。
二、核雕之技
核雕是运刀的艺术，在雕刻工艺师手里，刀具如同毛笔，运刀有如运笔，要达到刀锋游走处、入木如有神的境界。核雕体积小，雕刻主体——果核必须拿捏在手指上进行雕刻，这一并不需要大刀阔斧砍斫的微型雕刻，其执刀也就比较自然简单，只需三指把持即可。握刀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运刀却是一门技巧，核雕作品生动与否，全在运刀雕刻中。
核上雕刻与把玩，雕刻和欣赏的是作品的“形”和“神”。“形”可以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精心的雕琢得以呈现，而“神”则全在刀尖上的功夫。核雕品位的高低，取决于雕刻的技艺和手法，品评作品高下优劣，首先从刀功开始。作为以刀为笔、用刀作画的雕刻工艺品——核雕，其所呈现的审美价值都集中在下刀的精准、用刀的畅达和刀痕的趣味之上。
核雕和其他如木雕、牙雕、竹刻不同，其可以施刀的角度和体面很小，在果核上施刀切不可犹豫不决，也无法进行反复修改，因此，下刀精准则成了评判优劣的基础。要达到庖丁解牛刀刀入骨的技艺，其实并不容易，这首先要求工艺师具备一定的造型能力，只有对雕刻对象的形体结构了如指掌，下刀时才能够成竹在胸。其次还必须对所雕刻的载体——不同果核的形状、质地和性能以及所使用的刀具充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把握下刀的角度和力度、用刀的形式和技法。
技艺是工艺美术的价值所在，工艺美术的美，不仅呈现在“精思”和“良材”之中，还体现在“工巧”之上。在果核上雕刻，要做到不僵不滞，快而不飘，慢而沉着，就必须在落刀前凝神静思，精心构画，只有意在刀先，运刀时才能够干净利落。用刀雕刻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用刀的境界，善雕者以眼带刀，用心转腕，刀随心动，刀尽意在，不善雕者一刻一划，刀刀阻隔。核雕工艺之美和其他雕刻工艺一样，呈现在技艺的婉转有序、心手相应的畅达中。
雕刻工艺是用刻刀在雕刻载体上作画的艺术，刻刀在作品上遗留下的雕刻“痕迹”如同宣纸上挥洒的“笔墨”，是把玩品评的审美主体。果核雕刻因其体积小、质地硬、形状怪，其雕刻难度与其他如木雕、竹刻相比有天壤之别，在指头大小的果核上呈现生动传神的雕刀笔墨没有过人的雕刻技艺和心手相应的运刀能力无法做到。核雕上的刀痕趣味不仅要注意保留雕刻的痕迹，做到刻划留迹，刀过留痕，在后期打磨加工时也要注意留下运刀走线的刀痕意趣，切不可片面追求表面光洁，过度打磨抛光便失去了把玩的趣味。
三、核雕之艺
因为地域文化和审美取向的差异，在核雕的载体和雕刻手法上便形成了南、北两种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以江苏苏州、浙江东阳为主的南方核雕，其雕刻载体以广东乌橄榄核为主，兼作樱桃、松子等其他小型果核。“南工”核雕雕工细腻、细微处往往追求毫发之变，精致时常常呈现惊人之态。以河北廊坊、山东潍坊为主的北方核雕，在雕刻载体上往往以桃核为主、兼用核桃等材料。桃核和核桃表面起伏大，皱褶多，在雕刻时必须依形就势，合理利用果核表面特有的纹饰肌理下刀走线。因为雕刻载体特有的组织形态和材质结构，使得“北工”核雕在雕刻时不得不依赖雕刻机进行初加工。艺术样式取决于雕刻工具和表现手段，样式的形成又与审美取向密切相关，北方核雕雕刻的率意豁达使其形成了粗犷古朴的艺术风貌。
所谓“南工”核雕，其实就是特指以苏州舟山村为主的“苏作”核雕。当代苏作核雕的崛起，与一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老城隍庙开设“永兴斋”文玩店的殷根福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牙雕手艺入行的殷根福，一次偶尔的机会从广东船员那里得到了仔大颗圆的乌榄核，在“核舟”传奇故事中长大的他立即尝试着用橄榄核雕刻成了罗汉手串，不曾想刚刚摆上柜台便被抢购一空，殷根福的一个尝试，开启了近代文物核雕市场的大门。
苏作核雕精、微、雅、趣的艺术特征，全都呈现在“直线”和“圆线”两种不同的雕刻风格中。
“直线雕”主要采用“冲刀”雕刻法，运刀走线以前冲深挖为主，刻刀运行角度多呈直线，运刀力度大，运行速度快，作品纹饰线条流畅、形象硬朗、结构分明，重写意，轻打磨，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特征。这一冲刀直线雕刻法是明清时期竹雕、木刻中常用的表现手法，最早将竹木雕刻技法运用到核雕上来的是殷根福。
“圆线雕”用刀的角度和运刀的方向以雕刻对象的形体结构为依据，采用曲线深雕细琢的方法，强调雕刻主体的形体结构，注重雕刻主体的空间感和立体效果，追求自然真实感。雕刻时下刀轻缓，多采用半月刀以点带面地精雕细琢，不轻易放过体面的各种起伏变化关系，务求体面空间转换的自然生动。打磨是“圆线雕”的表现手段之一，恰到好处的打磨，可以更好地呈现出不同体面的起伏转换和各种细微变化关系。在橄榄核上采用“圆线雕”表现手法的，是殷根福的入室弟子须吟笙。
须吟笙在殷根福“直线雕”的基础上，强调目视的自然效果，抛弃了民间艺术图案化的处理手法和概念化的人物造型传统，广泛吸收其他艺术的处理手法，注重雕刻对象的形体结构和精神气质，追求自然真实性。
“直线雕”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意味，古朴醇厚，夸张写意，“圆线雕”努力迎合“真实”的视觉感受，在表现形式上，无论造型还是空间关系，都遵循“写实”的原则。无论“直线雕”还是“圆线雕”，在美学上无所谓高下之分，如果有什么好恶之别的话，那只是个人的审美取向不同所致，由殷根福和须吟笙师徒所开创的这两种不同的雕刻风格构成了当下苏作核雕的基本表现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