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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初中西古今文化处于交汇撞击的历史交叉点上，梁启超在中国文化、文论与美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梁氏美學思想核心“趣味”与康德所提出来的“审美带给人一种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悦”大相径庭。梁启超审美“趣味”理论包括心灵体验的心安之趣、本体内涵的生命之趣以及最终归旨的自由之趣。当下社会文化失范、道德滑坡、问题滋生新的现实问题的出现，梁启超的审美“趣味”思想对于抵御人的物化与异化有着比以往更为迫切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趣味”；现代美学；审美体验
二十世纪初中西古今文化处于交汇撞击的历史交叉点上，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出现了新的变革与契机，其中梁启超、王国维及蔡元培在中国文化、文论与美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事实上，梁氏美学思想并不是完整系统的体系，而是多见著于其文化、教育、人生、文艺等杂论之中。作为我国美学的初引者以及美学研究的奠基人，梁启超虽未明确指出其美学思想到底来源于何人理论，但从其论述内容来看，带有明显的康德美学思想以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乐生”观念。集诸家之言而自成一派，梁氏提出其特有的审美“趣味”理念。然而作为梁氏美学理论核心的“趣味”理念到底由几方面组成？兹简要分析，如下：
一、梁启超“趣味”相关概念之界定
从古至今中，外诸多学者一直对“美”的本质有着不曾间断地发问，从柏拉图“美是什么”的发问，直至今天的美学学科的建立，“美的本质”问题仍不能以准确概念加以界定。近现代学者梁启超以“趣味”深入阐述了美的本体性，其“趣味”术语源自中西文化的凝合，其所界定的“趣味”，既不是指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艺术情趣，也不是西方近现代美学中的审美情趣。究其实质，梁启超的“趣味”实质上是一种蕴藉于审美精神中的生命意趣，有着清晰的精神理想和人生实践向度。什么是“趣味”？在梁启超看来，以“无所为而为”和“为而不有”的统一达成的“兴味”与“责任”则为“趣味”。
“趣味”是梁氏美学思想的核心，其所提出的“趣味”并不等同于英文Taste直译而来的“趣味”（即鉴赏力），而是指康德所提出来的“审美带给人一种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悦”[1]这种“趣味”仅对对象本身产生兴趣，不为功利所计，甚至不限于艺术审美鉴赏，还包含着人生整体态度。这“态度”在康德美学观念中被称之为“游戏”，是康德为区别于“艺术”和“手工业”时提出的。在康德理解中“艺术”是自由的，“手工业”是雇佣的；“艺术”能够使身心愉悦，“手工业”仅作为劳动，为报酬所吸引而使自身困苦不愉悦。因此康德将摆脱束缚建立于自由爱好上的人类活动称之为“游戏”。后来这种观念被席勒、马克思等人认同与接受，被用来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进行批判的思想武器。笔者认为，梁氏“趣味”思想虽未直接引述这些言论思想作为论据，但与其精神而言却一脉相承。
二、梁启超审美“趣味”理论构成分析
1.心安之趣——审美“趣味”的心灵体验
从字面解意而言，“趣味”是乐观，是快乐，是对艺术、自然欣赏时体验到的审美愉悦，更是超越喜怒哀乐面对广阔人生天地而产生的自在之乐，一种基于感官自觉、精神深度而产生的生命美妙之感。“梁启超所说的‘美’并不是对象的一种属性，而是指快乐、愉悦的感受，即美感，因而，这种主体感觉性的美自然不在物而在心。”[2]于心灵上体验到愉悦之感，是观者了然于心的审美体验。
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是以“趣味”表达美和美感，而不是其他词汇，关键之处就在于“趣味”中蕴藉着正面情绪，即“乐”，乐的心理感受恰好表达了美与美感的独立价值和本质特征。然而，梁启超将趣味作为人生根本，关键之处在于“乐”可以为人们带来愉悦的心灵享受，正如他的一些言论：“新学会做些从前不会做的事，便觉得自己生命内容日日扩大，天下再愉快的事没有了”[3]、“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4]等，由此看来梁氏所理解的快感，与其说是对物体在观赏中达成的审美对象与主体情趣合而产生的暂时性愉悦，不如说是审美主体自身恒有的积极因素对诸事不倦的恒久乐观精神。审美“趣味”作为广义的审美体验，它既非仅局限于艺术、文学、自然界狭小领域中独特的情感，也非精英人士独有的禀赋，而是渗透于思维、消费、交往等多层次多维度，贯穿于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真正成为属于人的生命体验。梁氏认为，不管从事何种事业，只要按照意愿和要求去做，就是真正的“趣味”人生。做喜爱之事，保持意愿与行为一致，将思想与行为融合为一，不为外物所拘，就能够从中体验到生命之趣。
2.生命之趣——审美“趣味”的本体内涵
梁启超美学理念中，“趣味”是生趣，是生机，是催发积极向上、情感升华的生命意趣。梁氏趣味理论有其历史缘由，其“趣味”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国人的惰性、萎缩、沦丧而提出的。
如何实现生命之趣？梁启超有这样的言语：“人类心理，凡遇着快乐的事，把快乐状态归拢一想，越想便越有味；或别人替我指点出来，我的快乐程度也增加。凡遇着苦痛的事，把苦痛倾筐倒筐吐露出来，或别人能够看出我苦痛，替我说出，我的苦痛程度反会减少。不唯如此，看出说出别人的快乐，也增加我的快乐；替别人看出、说出苦痛，也减少我的苦痛。这种道理，因为各人的心都有个微妙的所在，只要搔着痒处，便把微妙之门打开了。那种愉快，真是得未曾有，所以俗话叫做‘开心’。我们要求‘趣味’，这又是一条路。”[5]站在自身的角度，将乐观心态集中或加以描述会使快乐增加；将悲观心态倾盘倒出则会减少痛苦，至少会得到开心“趣味”的慰藉。站在他人的角度，分享他人的快乐会使自己更快乐，分担他人的痛苦则会减轻自己的痛苦，以此可以获得开心“趣味”之感。沿着这一脉络分析，梁启超认为“美”与“快乐”表现相关，也同“痛苦”表现相通。生命常与“快乐”和“痛苦”相伴而行，对二者的深入体验更是对生命的审美体验。
梁氏从生命的层面对“趣味”进行展开，关注生命自身的表达：“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6]、“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7]。也正是因为如此，“趣味”才与“审美”取得了内在的一致性。梁氏谈“趣味”，事实上也是在谈“美”，同时还包含着“美”的理念：“美”的本质是什么？对于这一哲思问题，从古代先贤至近现代学者都为此作出不懈的解读与探究。在梁氏看来“美”即“趣味”，“趣味”是人最原始、最本质的自然状态，也只有趣味充盈的世界里人才会达到内外相互统一的自在状态。 3.自由之趣——审美“趣味”的最终归旨
何为人生最终归旨？人生如何才能更加有意义？对人生价值的最终思考，恰是梁启超“趣味”理论的切入点、触机与最终指向，他从关注人的存在价值与个体生命的重要意义来审视趣味的，在梁氏看来，生活无趣味就不可谓之生活。生活不能没有趣味，因为心灵自由绽放、精神自由洒脱而毫不畏惧枷锁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然而，“趣味”状态下的心灵愉悦并非单纯的快乐，“趣味”是审美愉悦，其以心智为精神，并包含欣慰、抗争、振奋等多种元素的综合情感，最高境界为以苦为乐，苦中品趣。与其说“趣味”的快感是快乐，不如说是生命价值体验感与自由感，它能够使人从个体的生命愉悦迈向无垠的人生自由，由精神的愉悦之感通向生命的自由之乐。
以趣味以核心的喜爱之情是愉快的、自愿的，是情感的自由，而非痛苦的、强迫的。自由的爱令人陶醉、流连忘返，最丰富的爱心具有丰富的趣味。梁氏主张的趣味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激活人性之爱的教育，是以爱社会、爱生活、爱生命，并欣赏、喜爱、品位，并以之为旨趣的教育。
三、梁启超审美“趣味”理论的当代启示
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只有美学思想而无美学学科，作为我国美学研究的先驱者，梁启超必然会学习借鉴西方美学的理论资源，在他看来，“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精神更要“有一种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既不能“为中国旧学之奴隶”，又不能“为西人新学之奴隶”，基于此则需要继承传统又立足现实来进行创造。在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资源方面，梁启超力求趣味、艺术及人生三者圆融贯通，其理论集百家之长而自成一派。就其整体美学思想和核心观念“趣味”而言，其中虽包含有“鉴赏力”這层意思，然而在西方美学中，鉴赏力只存在美的领域，超越这一范围比如“崇高”“悲剧”等虽然也属于审美范畴，但却没有鉴赏力。如此一来就很难以概括日常生活中动人心魄、提升境界的情感体验。而梁启超以“趣味教育”取代“审美教育”，以“趣味”代替“鉴赏力”，这样就超越了“鉴赏力”的层面，进入到美与艺术的领域，将人生整体兴味体验都纳入其中，从而将审美内涵扩展至整个人生领域，完成与我国传统人生论哲学的衔接，这乃是一种美学走向民族化的能动性创造。不可知否，“梁启超的‘趣味’说也有它的局限，在当时看来明显带有脱离实际的‘审美救世主义’的倾向。”[8]我国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一直面临着社会变革问题，然而制度上的问题并不是仅以审美就能够解决的。现如今我国正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迈进，在迈进过程中也遇到了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如何协调发展这一问题。就人的生存状态而言，尽管近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然而精神生活跟不上物质生活的步伐，人们反倒被物质所支配了，使得人们在做事时甘愿将自己作为工具与手段，完全计较眼前的成败、功利、得失，甚至不惜丧失自己的人格以达到自身的功利目的，这便致使有些人除了受物欲驱使之外，已经找不到除物欲之外的精神动力与源泉，人们所追求的全部生活内容限制在了吃、穿、玩、乐，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生命消退，“趣味”的沦丧。这种生命消退的生活必将走向空虚、庸俗、乏味、干枯的困境，这也是当下社会文化失范、道德滑坡、问题滋生的重要诱因。新的现实问题的出现，促使我们对梁启超的审美“趣味”思想重新定位与审视，使我们看到当下审美“趣味”理论不仅不是理想主义、高姿态的空论，而是具有抵御人的物化与异化有着比以往更为迫切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6页.
[2] 祁志详.《梁启超美学：审美之上的“趣味主义”》[J].贵州社会科学.2009（02）
[3] 梁启超著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M].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1页.
[4]梁启超著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六册）[M].北京出版社. 1999年版第3411页.
[5]梁启超.《拈花笑佛》[M].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页.
[6] 梁启超著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M].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3页.
[7] 梁启超著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M].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3页.
[8] 王元骧.《梁启超‘趣味’说的理论构架和现代意义》[J].文艺争鸣.2008（03）
【关键词】：梁启超；“趣味”；现代美学；审美体验
二十世纪初中西古今文化处于交汇撞击的历史交叉点上，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出现了新的变革与契机，其中梁启超、王国维及蔡元培在中国文化、文论与美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事实上，梁氏美学思想并不是完整系统的体系，而是多见著于其文化、教育、人生、文艺等杂论之中。作为我国美学的初引者以及美学研究的奠基人，梁启超虽未明确指出其美学思想到底来源于何人理论，但从其论述内容来看，带有明显的康德美学思想以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乐生”观念。集诸家之言而自成一派，梁氏提出其特有的审美“趣味”理念。然而作为梁氏美学理论核心的“趣味”理念到底由几方面组成？兹简要分析，如下：
一、梁启超“趣味”相关概念之界定
从古至今中，外诸多学者一直对“美”的本质有着不曾间断地发问，从柏拉图“美是什么”的发问，直至今天的美学学科的建立，“美的本质”问题仍不能以准确概念加以界定。近现代学者梁启超以“趣味”深入阐述了美的本体性，其“趣味”术语源自中西文化的凝合，其所界定的“趣味”，既不是指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艺术情趣，也不是西方近现代美学中的审美情趣。究其实质，梁启超的“趣味”实质上是一种蕴藉于审美精神中的生命意趣，有着清晰的精神理想和人生实践向度。什么是“趣味”？在梁启超看来，以“无所为而为”和“为而不有”的统一达成的“兴味”与“责任”则为“趣味”。
“趣味”是梁氏美学思想的核心，其所提出的“趣味”并不等同于英文Taste直译而来的“趣味”（即鉴赏力），而是指康德所提出来的“审美带给人一种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悦”[1]这种“趣味”仅对对象本身产生兴趣，不为功利所计，甚至不限于艺术审美鉴赏，还包含着人生整体态度。这“态度”在康德美学观念中被称之为“游戏”，是康德为区别于“艺术”和“手工业”时提出的。在康德理解中“艺术”是自由的，“手工业”是雇佣的；“艺术”能够使身心愉悦，“手工业”仅作为劳动，为报酬所吸引而使自身困苦不愉悦。因此康德将摆脱束缚建立于自由爱好上的人类活动称之为“游戏”。后来这种观念被席勒、马克思等人认同与接受，被用来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进行批判的思想武器。笔者认为，梁氏“趣味”思想虽未直接引述这些言论思想作为论据，但与其精神而言却一脉相承。
二、梁启超审美“趣味”理论构成分析
1.心安之趣——审美“趣味”的心灵体验
从字面解意而言，“趣味”是乐观，是快乐，是对艺术、自然欣赏时体验到的审美愉悦，更是超越喜怒哀乐面对广阔人生天地而产生的自在之乐，一种基于感官自觉、精神深度而产生的生命美妙之感。“梁启超所说的‘美’并不是对象的一种属性，而是指快乐、愉悦的感受，即美感，因而，这种主体感觉性的美自然不在物而在心。”[2]于心灵上体验到愉悦之感，是观者了然于心的审美体验。
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是以“趣味”表达美和美感，而不是其他词汇，关键之处就在于“趣味”中蕴藉着正面情绪，即“乐”，乐的心理感受恰好表达了美与美感的独立价值和本质特征。然而，梁启超将趣味作为人生根本，关键之处在于“乐”可以为人们带来愉悦的心灵享受，正如他的一些言论：“新学会做些从前不会做的事，便觉得自己生命内容日日扩大，天下再愉快的事没有了”[3]、“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4]等，由此看来梁氏所理解的快感，与其说是对物体在观赏中达成的审美对象与主体情趣合而产生的暂时性愉悦，不如说是审美主体自身恒有的积极因素对诸事不倦的恒久乐观精神。审美“趣味”作为广义的审美体验，它既非仅局限于艺术、文学、自然界狭小领域中独特的情感，也非精英人士独有的禀赋，而是渗透于思维、消费、交往等多层次多维度，贯穿于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真正成为属于人的生命体验。梁氏认为，不管从事何种事业，只要按照意愿和要求去做，就是真正的“趣味”人生。做喜爱之事，保持意愿与行为一致，将思想与行为融合为一，不为外物所拘，就能够从中体验到生命之趣。
2.生命之趣——审美“趣味”的本体内涵
梁启超美学理念中，“趣味”是生趣，是生机，是催发积极向上、情感升华的生命意趣。梁氏趣味理论有其历史缘由，其“趣味”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国人的惰性、萎缩、沦丧而提出的。
如何实现生命之趣？梁启超有这样的言语：“人类心理，凡遇着快乐的事，把快乐状态归拢一想，越想便越有味；或别人替我指点出来，我的快乐程度也增加。凡遇着苦痛的事，把苦痛倾筐倒筐吐露出来，或别人能够看出我苦痛，替我说出，我的苦痛程度反会减少。不唯如此，看出说出别人的快乐，也增加我的快乐；替别人看出、说出苦痛，也减少我的苦痛。这种道理，因为各人的心都有个微妙的所在，只要搔着痒处，便把微妙之门打开了。那种愉快，真是得未曾有，所以俗话叫做‘开心’。我们要求‘趣味’，这又是一条路。”[5]站在自身的角度，将乐观心态集中或加以描述会使快乐增加；将悲观心态倾盘倒出则会减少痛苦，至少会得到开心“趣味”的慰藉。站在他人的角度，分享他人的快乐会使自己更快乐，分担他人的痛苦则会减轻自己的痛苦，以此可以获得开心“趣味”之感。沿着这一脉络分析，梁启超认为“美”与“快乐”表现相关，也同“痛苦”表现相通。生命常与“快乐”和“痛苦”相伴而行，对二者的深入体验更是对生命的审美体验。
梁氏从生命的层面对“趣味”进行展开，关注生命自身的表达：“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6]、“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7]。也正是因为如此，“趣味”才与“审美”取得了内在的一致性。梁氏谈“趣味”，事实上也是在谈“美”，同时还包含着“美”的理念：“美”的本质是什么？对于这一哲思问题，从古代先贤至近现代学者都为此作出不懈的解读与探究。在梁氏看来“美”即“趣味”，“趣味”是人最原始、最本质的自然状态，也只有趣味充盈的世界里人才会达到内外相互统一的自在状态。 3.自由之趣——审美“趣味”的最终归旨
何为人生最终归旨？人生如何才能更加有意义？对人生价值的最终思考，恰是梁启超“趣味”理论的切入点、触机与最终指向，他从关注人的存在价值与个体生命的重要意义来审视趣味的，在梁氏看来，生活无趣味就不可谓之生活。生活不能没有趣味，因为心灵自由绽放、精神自由洒脱而毫不畏惧枷锁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然而，“趣味”状态下的心灵愉悦并非单纯的快乐，“趣味”是审美愉悦，其以心智为精神，并包含欣慰、抗争、振奋等多种元素的综合情感，最高境界为以苦为乐，苦中品趣。与其说“趣味”的快感是快乐，不如说是生命价值体验感与自由感，它能够使人从个体的生命愉悦迈向无垠的人生自由，由精神的愉悦之感通向生命的自由之乐。
以趣味以核心的喜爱之情是愉快的、自愿的，是情感的自由，而非痛苦的、强迫的。自由的爱令人陶醉、流连忘返，最丰富的爱心具有丰富的趣味。梁氏主张的趣味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激活人性之爱的教育，是以爱社会、爱生活、爱生命，并欣赏、喜爱、品位，并以之为旨趣的教育。
三、梁启超审美“趣味”理论的当代启示
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只有美学思想而无美学学科，作为我国美学研究的先驱者，梁启超必然会学习借鉴西方美学的理论资源，在他看来，“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精神更要“有一种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既不能“为中国旧学之奴隶”，又不能“为西人新学之奴隶”，基于此则需要继承传统又立足现实来进行创造。在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资源方面，梁启超力求趣味、艺术及人生三者圆融贯通，其理论集百家之长而自成一派。就其整体美学思想和核心观念“趣味”而言，其中虽包含有“鉴赏力”這层意思，然而在西方美学中，鉴赏力只存在美的领域，超越这一范围比如“崇高”“悲剧”等虽然也属于审美范畴，但却没有鉴赏力。如此一来就很难以概括日常生活中动人心魄、提升境界的情感体验。而梁启超以“趣味教育”取代“审美教育”，以“趣味”代替“鉴赏力”，这样就超越了“鉴赏力”的层面，进入到美与艺术的领域，将人生整体兴味体验都纳入其中，从而将审美内涵扩展至整个人生领域，完成与我国传统人生论哲学的衔接，这乃是一种美学走向民族化的能动性创造。不可知否，“梁启超的‘趣味’说也有它的局限，在当时看来明显带有脱离实际的‘审美救世主义’的倾向。”[8]我国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一直面临着社会变革问题，然而制度上的问题并不是仅以审美就能够解决的。现如今我国正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迈进，在迈进过程中也遇到了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如何协调发展这一问题。就人的生存状态而言，尽管近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然而精神生活跟不上物质生活的步伐，人们反倒被物质所支配了，使得人们在做事时甘愿将自己作为工具与手段，完全计较眼前的成败、功利、得失，甚至不惜丧失自己的人格以达到自身的功利目的，这便致使有些人除了受物欲驱使之外，已经找不到除物欲之外的精神动力与源泉，人们所追求的全部生活内容限制在了吃、穿、玩、乐，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生命消退，“趣味”的沦丧。这种生命消退的生活必将走向空虚、庸俗、乏味、干枯的困境，这也是当下社会文化失范、道德滑坡、问题滋生的重要诱因。新的现实问题的出现，促使我们对梁启超的审美“趣味”思想重新定位与审视，使我们看到当下审美“趣味”理论不仅不是理想主义、高姿态的空论，而是具有抵御人的物化与异化有着比以往更为迫切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6页.
[2] 祁志详.《梁启超美学：审美之上的“趣味主义”》[J].贵州社会科学.2009（02）
[3] 梁启超著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M].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1页.
[4]梁启超著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六册）[M].北京出版社. 1999年版第3411页.
[5]梁启超.《拈花笑佛》[M].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页.
[6] 梁启超著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M].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3页.
[7] 梁启超著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M].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3页.
[8] 王元骧.《梁启超‘趣味’说的理论构架和现代意义》[J].文艺争鸣.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