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动态研究——基于美元因素和套利因素的视角

来源 :金融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pldpl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全球宏观环境背景下,研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的联动机制可以为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本文借鉴Verdelhan(2018)的研究,通过VECM-BEKK-GARCH模型研究了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间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中美元因素及套利因素的作用。结果发现:(1)"8·11"汇改后离岸人民币汇率对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方面都显著上升,而在岸人民币汇率对离岸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溢出能力也开始出现,两个市场的一体性大幅提高;(2)美元因素和套利因素对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强,美元因素的影响依然要强于套利因素,这也基本符合前期研究中美元因素起主导作用的结论;(3)以美元因素和套利因素为代表的全球系统性变异因素会影响离岸市场向在岸市场的冲击传导以及在岸人民币市场向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波动传导。
其他文献
本文基于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数据,对"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应,有效抑制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过度风险承担;另一方面,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有提高负债率的激励,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负债的动机;同时,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促进企业优化债务结构,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强化了这一作用。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双支柱"调控政策对银行和企业两个微观层面主体都具有更好的稳定效应。此外
基于手工收集整理的2007-2015年沪深证券市场A股上市企业公告的委托贷款数据,运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与企业金融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与委托贷款发放相关的企业其他内外部特征影响后,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越低的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概率越大、数量越多,这说明,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低的企业,更可能(或更多地)从事类金融业务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交易双方的关联程度越强,贷款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越紧密,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与委托贷款发放概率和发放数量之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深入考察购房融资方式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民间借贷购房的家庭,按揭贷款购房的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更高,且更倾向于主动创业。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相较于民间借贷购房,按揭贷款购房能够降低家庭的流动性约束,缓解家庭的资金压力,从而促进创业。同时,按揭贷款购房能使家庭获得充足的贷款额度与较长的贷款期限,进而有助于家庭创业。而且在偿还按揭贷款的过程中,家庭能与银行建立长期良好的信贷关系,从而有助于提高家庭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促进家庭创业。为了积极推进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因此而加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贫困户可借助数字金融平滑生存型消费和积累发展型要素,但效果并不显著,而非贫困户在有效利用数字金融功能防范风险、平滑消费、积累要素的同时,还能休闲娱乐,数字金融发展的马太效应明显;不同数字金融产品的马太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数字征信的效应最大,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次之;数字金融发展对
合理地衡量和评价省联社对农信社效率的影响,是推动省联社改革的基础,也是当前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难题。本文在对省联社的管理服务职能详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比对省联社管理导向和农信社效率提升方向之间的差异,间接分析省联社管理对农信社效率的影响,并以2010-2017年A省75家农信社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省联社管理的总体导向是:有效引导农信社在扩大业务规模的同时,控制总成本收入比和降低不良贷款水平,但对农信社的利润水平、风险覆盖水平、支农支小情况缺乏实质性约束;在推动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
本文通过文本搜索获得企业衍生工具运用情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企业衍生工具应用对分析师跟踪和预测信息结构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区分了明星分析师和非明星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运用衍生工具会导致分析师跟踪数量显著减少,公共信息精度下降,从而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进一步我们发现分析师跟踪数量的减少和公共信息精度的下降是由非明星分析师所致,明星分析师跟踪数量和公共信息精度没有显著变化,私有信息精度反而增加;而非明星分析师跟踪数量显著减少,公共信息精度明显下降。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
本文从流行性传染病特征和医学传染病模型出发,对影响疫情的非理性因素、疫情的直接与间接结果进行文献综述,分析极端事件中的反应不足与过度反应。在成因上,本文梳理了不完全信息贝叶斯学习和显著性理论等决策行为假说,来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信息处理机制和情感作用渠道。在结果上,疫情及有关政策对经济金融活动的直接影响尚缺准确评估,恐慌情绪与羊群行为、社会信任危机、风险态度转变及异质性信念等疫情间接结果也有待深入研究。最后,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和疫情行为分析,对未来学术研究及政策管理提供思路和建议。
2019年底爆发的COVID-19疫情给全球经济的需求和供给带来了冲击,本文分析了历史上若干需求和供给冲击对企业投资和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此次疫情事件的潜在影响以及应对措施。需求冲击方面,我们发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这种负面影响随着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见效而很快减小;危机对全球价值链的分布有显著影响,欧盟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下降,中国和东盟的占比上升。供给冲击方面,2003年的SARS疫情在短期内抑制了疫区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我国
本文将刻画人口结构的生命周期模型引入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考察人口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模型表明,人口结构及其家庭生命周期特征不仅决定利率水平,而且将通过人对债券期限的不同偏好,影响利率期限结构。少年人口占比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为正,中年和老年人口占比的影响为负。相比少年人口,中老年人口更偏好长期债券,使长期收益率下降,期限结构的斜率更为平缓。基于全球数据的经验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少年人口占比增加期限利差,中老年人口占比则起反向作用。因此,在年长的经济体中,期限利差更小,呈现更平缓的收益率曲线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