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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是什么？需要给出一个答案。
中国文化自周朝全面脱离原始宗教信仰而进入理性思维时期。田学斌说，“周人的精神就是现实的礼教，也就是后来的整个中国民族的精神。它有宗教而不为宗教所羁，把着眼点放在客观的现实。而中国的现实就是宗法家长制的农业社会。因此，周人的现实理性的全部精力也注入在了制定一整套与这种社会相符合的宗法礼制上。”
中国文化是以承认人的绝对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对自然宇宙是变化流行化育境界的了解，培育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和谐的天人自然精神，是善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主张人自身是一目的而非手段。“人们之间应当相互尊重每个人的隐私，应当互相包容相处而不能强求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相同”。从此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宽容博大的精神。
承认人的绝对价值，很自然地整个社会的伦理以“己身”为出发点来构筑社会关系。这又形成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宗法伦理，强调“亲亲尊尊”的宗法信条。有文化学者（易中天）讲过，汉民族的文明特点是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几千年来，尽管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传入，但从来没有中华文明这一特点。这与中华文明现世精神密切相关，同时中华文明那种对祖先崇拜具有强烈的替代作用。田学斌说，“中国人或许对神、对宗教不那么热心和虔诚，但对祖先却是怀着十分现实而深厚的感情，混杂着自觉的敬仰与本能的折服和归依感”。所以这也部分导致儒家文化被称为“儒教”。
“圆而神的智慧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综合成果。”这种智慧不只是一种辩证法的智慧，而略近于我们所说的“直觉”。“它的一个集大成的体现就是中国的中医学说，它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神秘的一个方面。”这也体现东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东方人的思维是笼统的，重领悟；西方人的是分析的，重思辨。
中华民族属水。农耕文明的孕育离不开水，万物生长不能没有水的灌溉。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水，研究琢磨水。还提出了“上善若水”。中华文明是水性的。由此导致中国民性善容，“因此就个人而言，无精神之爆炸；自民族而言，则尚和平而不重战争”。
重视感恩。感恩精神是维系中国人伦道德的一根主要纽带。中国人感恩精神的最高表现就是气节。但可惜在今天的社会，这种知恩图报的感恩精神渐次淡然了，“人们不但不常思感恩报恩之心，反而斤斤计较于自己对别人恩泽深重，付出太多，时时期盼着别人的报答。如果不能如愿，则父子为仇，师友反目，同室相残。”这是中国文化精神堕落的一个例证，是一种令人可悲的现象。
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是重友道，轻朋党。志同道合者相交，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因为此，中国没有出现“各种独立存在的社会文化团体来充实社会组织，以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
人格修养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中作为“人之所以能成为人”、人达到至善境界的重要途径。尽心、知性、知天，就是扩充存养的过程。个人的道德修养状况直接关系到政治教化的优劣。所以儒家重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在教化中所起的榜样作用，重视道德高尚者在道德政治中所起关系作用的观点，“逐渐演变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浓郁的贤人治国特色”。
人格修养的最高标准就是实现“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从普通百姓到圣人都可以把它作为道德修养的标准”。一般人之所以难以达到“中庸之道”，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庸之道尺度不易把握，非大智大仁不足以行之；其二，中庸之道贵在持之以恒，非勇毅刚强者不足以行之”。
重视家庭伦理建设是中华文化传统之一。孝道的提倡，体现了对家庭伦理建设的重视，具有现代社会意义。重点将理性注入传统的“孝道”，应该为“子孝”恢复其相对性——即对“父慈”的重新提出，以做到孝、慈并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应该互爱。现代社会的父母，应该更为开明，努力去理解子女的要求、志愿、情感，即使不能理解，也应该给予恰当的宽容。 同时，鉴于现实情况，让义务的天平稍稍偏向儿女一方，即应该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强调现代社会中日益淡薄的孝的观念。
到国家治理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礼治”、“德治”，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但是传统道德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作用，并不只是体现为约束性的，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规范、修养、陶冶等各个方面，既包含严肃庄重，又不乏生动活泼；既重礼“教”，更注重“化”。
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这是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文艺美学观的一个显著标志。田学斌说，“礼”与“乐”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双璧。
可以说，通过《文化的力量》中的95篇文章，田学斌全面立体系统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精髓，重新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指出了一条我们找到精神家园的道路。
这是我读《文化的力量》后思考的第二个问题。
三、对中华文明的自省
《文化的力量》也对中华文明进行了理性自省。田学斌毫不讳言其缺陷。比如，中国人善良温厚的性格，在作品中追求含蓄、和谐的美，这些都是“温柔敦厚”审美原则的潜移默化下逐渐形成的。这种审美原则过分强调以理节情，从而人们的感情常常处在克制和压抑的状态之中。又比如，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了官就有权，有权了就有一切；历史周期率；吏治腐败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关键和实质；等等。
对中华文明的自省很有必要，书中有几处观点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关于人的本性。主要有三种观点，“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中性”。中华文明主要持“人性本善”的观点，讲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并且是与生俱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文明中，只是中华文明（严格讲是儒家文明）持人性本善的观点。所以，以此为基点构建起的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存在很多很大不同。笼统讲，现代的西方文明是建筑在“人性本恶”的认识基础上。文明的具体形式又决定着具体的社会形态及运行方式。所以，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运行呈现出很大不同。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着竞争，这就是为何众多文明消失的原因。田学斌说，“先进的文化往往是人类生活的引领者，是人类前进的灯塔”。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文明具有超级稳定性和连续性，5000多年绵绵不绝。但并不能因此得出中华文明先进的结论。因为现代西方文明虽只有300多年，创造出的社会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中国5000年时间创造的总和。关于人性的认识，只是一种文明的认识起点，本身对这种文明不具有评价意义。何况，“善”与“恶”，本身都是社会给予的评价，更多地是存在于某个社会具体实践之中，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同一个社会不同的情况下标准也不一。所以，关于人性本“善”或“恶”的认识，只是建构不同文明的价值观起点。但“善”与“恶”的标准一旦确立，就会调控社会发展。这时，不同文明的竞争就会具体化为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竞争。人性究竟是“恶”还是“善”？并不需要非得出一个结论。真正驱动人性是“生”和“死”本能，当一个社会赋予生死本能行为的善与恶时，才有人性本“善或恶”之分。 （二）关于文明的先进性。既然“人性的善恶之分”，“存续时间的长短”，都不能作为评判一个文明是否先进的标准。那么什么是标准？我认为，表明一个文明是否先进，应该从这么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这种文明下社会上的人们生活是否幸福；二是这种文明体现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多少。幸福感来自欲望需求得到满足。增强人们幸福感，有两个途径，一是设法提供物品（可以是精神的，但更多是物质的）去满足；二是设法减少人的欲望需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更多是通过抑制欲望需求，使人们能容易得到满足。至今仍有不少人对传统社会人那种物资不丰裕情况能超然物外地悠然生活津津乐道。这种情况可以有，但不应是一种社会的常态。传统社会受制于社会生产条件，创造出的物质精神财富不丰裕，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现代世界是开放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不同文明比较与融合是大势所趋。这种情况下，一种文明包涵人类越多的共同价值诉求，就能显出越强的生命力。当今时代，中华文明如想在世界各文明比较中脱颖而出，需要赋予其全人类更多的共同价值内涵。
（三）关于“德治”。关于治理方面，任何国家都是德治与法治并举。只是不同国家的侧重不一。传统中华文明崇尚“德治”、“礼治”，现代西方国家注重“法治”。道德与法律都属于社会规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道德不具很强的强制性，需要人们去自觉遵守；法律是强制性社会规范，由社会权力机关负责实施。自觉去遵守道德，违反人追求自由的天性。传统中国文化，强调人要去修身养德，就是 试图化外在约束为内在自觉行为。这个过程对任何人都是困难的。一个社会形成一致的道德认知，道德也会形成一些约束，但这种约束仍然是软的。所以传统文明希望人人修炼成君子。这样，才能实现大同，“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如是，人们道德水平很难修炼到这么高。所以，实践中儒家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一比较易实现的小康社会，“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发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
整体来讲，在农业社会时代中，德治取得了很好效果。可以说，自汉直到清中期，使得中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人们生活的幸福水平处于同时代的领先位置。但当人类进入工业和城市社会时代后，德治就曝露出不小的缺陷。工业社会追求效率效益，城市社会是个陌生人社会。主导工业城市社会时代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关于人的假设，是“经济理性”，认为人都怀着利己目的去行事。即使存在一些利他行为，也可以解释为最终利已的目的。比如，捐助行为，可以解释为捐助者通过捐助获得了更多快乐。所以，必须通过制订强有力的法规去防止人们出于私心干坏事，通过明示一致刚性的规则去指引规范人们的交易行为，稳定预期，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道德风险。所以，法治成为了市场经济的灵魂和最高信仰，市场经济实际就是一种规则经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市场模式被引入。市场打开了人们逐利的“魔性”，由于未能有效建起相应法制体系来规束，中国的市场经济退化成金钱拜物教。当前，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的法治文明显得极为紧迫。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也不排斥“法治”。一直以来，就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外儒内法”之说。“礼”是“礼法”，所以“礼治”本身就含有“法治”的因素。当前，极为重要的是，设法使中华文明尽快地吸收并融入现代的法治精神，建起适应中国国情的现代法制体系。
这些是我受《文化的力量》启发，对中华文明的自省。对文明的自省，能使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到一种文明优劣，有助一种文明自觉地涤汰更新，得以存续更长时间。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而不老，得益于其天生的包容与融变的特性。当前中华文明通过与西方现代文明碰撞与融合，表现出更强积极向上的态势，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注入强大能量，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精神动力。
中国文化自周朝全面脱离原始宗教信仰而进入理性思维时期。田学斌说，“周人的精神就是现实的礼教，也就是后来的整个中国民族的精神。它有宗教而不为宗教所羁，把着眼点放在客观的现实。而中国的现实就是宗法家长制的农业社会。因此，周人的现实理性的全部精力也注入在了制定一整套与这种社会相符合的宗法礼制上。”
中国文化是以承认人的绝对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对自然宇宙是变化流行化育境界的了解，培育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和谐的天人自然精神，是善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主张人自身是一目的而非手段。“人们之间应当相互尊重每个人的隐私，应当互相包容相处而不能强求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相同”。从此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宽容博大的精神。
承认人的绝对价值，很自然地整个社会的伦理以“己身”为出发点来构筑社会关系。这又形成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宗法伦理，强调“亲亲尊尊”的宗法信条。有文化学者（易中天）讲过，汉民族的文明特点是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几千年来，尽管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传入，但从来没有中华文明这一特点。这与中华文明现世精神密切相关，同时中华文明那种对祖先崇拜具有强烈的替代作用。田学斌说，“中国人或许对神、对宗教不那么热心和虔诚，但对祖先却是怀着十分现实而深厚的感情，混杂着自觉的敬仰与本能的折服和归依感”。所以这也部分导致儒家文化被称为“儒教”。
“圆而神的智慧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综合成果。”这种智慧不只是一种辩证法的智慧，而略近于我们所说的“直觉”。“它的一个集大成的体现就是中国的中医学说，它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神秘的一个方面。”这也体现东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东方人的思维是笼统的，重领悟；西方人的是分析的，重思辨。
中华民族属水。农耕文明的孕育离不开水，万物生长不能没有水的灌溉。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水，研究琢磨水。还提出了“上善若水”。中华文明是水性的。由此导致中国民性善容，“因此就个人而言，无精神之爆炸；自民族而言，则尚和平而不重战争”。
重视感恩。感恩精神是维系中国人伦道德的一根主要纽带。中国人感恩精神的最高表现就是气节。但可惜在今天的社会，这种知恩图报的感恩精神渐次淡然了，“人们不但不常思感恩报恩之心，反而斤斤计较于自己对别人恩泽深重，付出太多，时时期盼着别人的报答。如果不能如愿，则父子为仇，师友反目，同室相残。”这是中国文化精神堕落的一个例证，是一种令人可悲的现象。
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是重友道，轻朋党。志同道合者相交，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因为此，中国没有出现“各种独立存在的社会文化团体来充实社会组织，以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
人格修养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中作为“人之所以能成为人”、人达到至善境界的重要途径。尽心、知性、知天，就是扩充存养的过程。个人的道德修养状况直接关系到政治教化的优劣。所以儒家重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在教化中所起的榜样作用，重视道德高尚者在道德政治中所起关系作用的观点，“逐渐演变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浓郁的贤人治国特色”。
人格修养的最高标准就是实现“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从普通百姓到圣人都可以把它作为道德修养的标准”。一般人之所以难以达到“中庸之道”，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庸之道尺度不易把握，非大智大仁不足以行之；其二，中庸之道贵在持之以恒，非勇毅刚强者不足以行之”。
重视家庭伦理建设是中华文化传统之一。孝道的提倡，体现了对家庭伦理建设的重视，具有现代社会意义。重点将理性注入传统的“孝道”，应该为“子孝”恢复其相对性——即对“父慈”的重新提出，以做到孝、慈并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应该互爱。现代社会的父母，应该更为开明，努力去理解子女的要求、志愿、情感，即使不能理解，也应该给予恰当的宽容。 同时，鉴于现实情况，让义务的天平稍稍偏向儿女一方，即应该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强调现代社会中日益淡薄的孝的观念。
到国家治理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礼治”、“德治”，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但是传统道德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作用，并不只是体现为约束性的，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规范、修养、陶冶等各个方面，既包含严肃庄重，又不乏生动活泼；既重礼“教”，更注重“化”。
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这是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文艺美学观的一个显著标志。田学斌说，“礼”与“乐”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双璧。
可以说，通过《文化的力量》中的95篇文章，田学斌全面立体系统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精髓，重新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指出了一条我们找到精神家园的道路。
这是我读《文化的力量》后思考的第二个问题。
三、对中华文明的自省
《文化的力量》也对中华文明进行了理性自省。田学斌毫不讳言其缺陷。比如，中国人善良温厚的性格，在作品中追求含蓄、和谐的美，这些都是“温柔敦厚”审美原则的潜移默化下逐渐形成的。这种审美原则过分强调以理节情，从而人们的感情常常处在克制和压抑的状态之中。又比如，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了官就有权，有权了就有一切；历史周期率；吏治腐败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关键和实质；等等。
对中华文明的自省很有必要，书中有几处观点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关于人的本性。主要有三种观点，“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中性”。中华文明主要持“人性本善”的观点，讲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并且是与生俱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文明中，只是中华文明（严格讲是儒家文明）持人性本善的观点。所以，以此为基点构建起的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存在很多很大不同。笼统讲，现代的西方文明是建筑在“人性本恶”的认识基础上。文明的具体形式又决定着具体的社会形态及运行方式。所以，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运行呈现出很大不同。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着竞争，这就是为何众多文明消失的原因。田学斌说，“先进的文化往往是人类生活的引领者，是人类前进的灯塔”。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文明具有超级稳定性和连续性，5000多年绵绵不绝。但并不能因此得出中华文明先进的结论。因为现代西方文明虽只有300多年，创造出的社会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中国5000年时间创造的总和。关于人性的认识，只是一种文明的认识起点，本身对这种文明不具有评价意义。何况，“善”与“恶”，本身都是社会给予的评价，更多地是存在于某个社会具体实践之中，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同一个社会不同的情况下标准也不一。所以，关于人性本“善”或“恶”的认识，只是建构不同文明的价值观起点。但“善”与“恶”的标准一旦确立，就会调控社会发展。这时，不同文明的竞争就会具体化为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竞争。人性究竟是“恶”还是“善”？并不需要非得出一个结论。真正驱动人性是“生”和“死”本能，当一个社会赋予生死本能行为的善与恶时，才有人性本“善或恶”之分。 （二）关于文明的先进性。既然“人性的善恶之分”，“存续时间的长短”，都不能作为评判一个文明是否先进的标准。那么什么是标准？我认为，表明一个文明是否先进，应该从这么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这种文明下社会上的人们生活是否幸福；二是这种文明体现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多少。幸福感来自欲望需求得到满足。增强人们幸福感，有两个途径，一是设法提供物品（可以是精神的，但更多是物质的）去满足；二是设法减少人的欲望需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更多是通过抑制欲望需求，使人们能容易得到满足。至今仍有不少人对传统社会人那种物资不丰裕情况能超然物外地悠然生活津津乐道。这种情况可以有，但不应是一种社会的常态。传统社会受制于社会生产条件，创造出的物质精神财富不丰裕，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现代世界是开放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不同文明比较与融合是大势所趋。这种情况下，一种文明包涵人类越多的共同价值诉求，就能显出越强的生命力。当今时代，中华文明如想在世界各文明比较中脱颖而出，需要赋予其全人类更多的共同价值内涵。
（三）关于“德治”。关于治理方面，任何国家都是德治与法治并举。只是不同国家的侧重不一。传统中华文明崇尚“德治”、“礼治”，现代西方国家注重“法治”。道德与法律都属于社会规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道德不具很强的强制性，需要人们去自觉遵守；法律是强制性社会规范，由社会权力机关负责实施。自觉去遵守道德，违反人追求自由的天性。传统中国文化，强调人要去修身养德，就是 试图化外在约束为内在自觉行为。这个过程对任何人都是困难的。一个社会形成一致的道德认知，道德也会形成一些约束，但这种约束仍然是软的。所以传统文明希望人人修炼成君子。这样，才能实现大同，“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如是，人们道德水平很难修炼到这么高。所以，实践中儒家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一比较易实现的小康社会，“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发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
整体来讲，在农业社会时代中，德治取得了很好效果。可以说，自汉直到清中期，使得中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人们生活的幸福水平处于同时代的领先位置。但当人类进入工业和城市社会时代后，德治就曝露出不小的缺陷。工业社会追求效率效益，城市社会是个陌生人社会。主导工业城市社会时代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关于人的假设，是“经济理性”，认为人都怀着利己目的去行事。即使存在一些利他行为，也可以解释为最终利已的目的。比如，捐助行为，可以解释为捐助者通过捐助获得了更多快乐。所以，必须通过制订强有力的法规去防止人们出于私心干坏事，通过明示一致刚性的规则去指引规范人们的交易行为，稳定预期，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道德风险。所以，法治成为了市场经济的灵魂和最高信仰，市场经济实际就是一种规则经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市场模式被引入。市场打开了人们逐利的“魔性”，由于未能有效建起相应法制体系来规束，中国的市场经济退化成金钱拜物教。当前，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的法治文明显得极为紧迫。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也不排斥“法治”。一直以来，就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外儒内法”之说。“礼”是“礼法”，所以“礼治”本身就含有“法治”的因素。当前，极为重要的是，设法使中华文明尽快地吸收并融入现代的法治精神，建起适应中国国情的现代法制体系。
这些是我受《文化的力量》启发，对中华文明的自省。对文明的自省，能使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到一种文明优劣，有助一种文明自觉地涤汰更新，得以存续更长时间。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而不老，得益于其天生的包容与融变的特性。当前中华文明通过与西方现代文明碰撞与融合，表现出更强积极向上的态势，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注入强大能量，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