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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撤村建居是城市化的重要方式。农民的城市化转型不只是户籍身份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农民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等的转变。本文以杨凌示范区W小区为例，对撤村建居后的“农民”社会交往状况进行分析，分析他们在城市化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撤村建居；“农民”；社会交往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1..105
1引言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为了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多地城市进行城中村改造。为了推进城市化进程，陕西省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计划推动600万农民进城，把一些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村庄融入城市，推进农村农民的城市化转型。目前陕西省各县区已逐步展开此项工作，如西安市长安区、杨凌示范区等区已有农民进行撤村建居，集体搬入安置小区居住。撤村建居后的居民，在户籍和居住方式上，已经转为市民，但在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还保留着农民的特点，因此本文对撤村建居后的居民以“农民”来表示。“农民”的城市化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随着居住形式、户籍身份的转变而自然转型为城市居民，农民如何在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思想观念等方面完成城市化转型，是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本文选择了撤村建居“农民”的社会交往方式作为研究对象，拟探讨撤村建居“农民”社会交往方面的变化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该问题提出一定的解决措施，以促进其顺利进行城市化转型。W家园小区是杨凌区管委会用于安置李台乡D村、M村、P村三个村920余户4000多失地群众搬迁改造建设的安置小区，是示范区城中村改造群众安置房，也是示范区首个竣工并交付使用的城中村群众安置房。该项目于2009年3月动工建设，小区占地149亩，建筑面积约176万平米，共有33栋楼，共计1880套住房[1]。现在小区内居住有D村、M村、P村三个村的村民，他们是通过李台乡撤村建居搬迁过来的。本文调查方式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两种方式，其中访谈提纲基本以调查问卷的问题为主。调查样本是在W小区社区街道进行的随机抽样。共向居民发放问卷30份，在小区街道和门口随机进行抽样调查。其中男性居民12个，占调查对象的40%，女性居民18个，占调查对象的60%。
2W小区“农民”社会交往现状
2.1基本保留了自然村落农民社会交往的特点
根据调查发现，W小区“农民”的社会交往仍然带有农村社会交往的一些特点，交往范围还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血缘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交往的关系网络，是家人亲戚之间的交往。村民们除亲戚外，交往比较多的就是同村的人，即地缘关系。地缘关系是农村社会交往的存在和发生的基础，一般都是以村为单位的内部交往，即农村社会的“熟人社会”。
一是同村性。缘于地缘性的关系，村民对同村人都认识，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都有来往，占交往对象的85%以上。“在楼下一起聊天的都是一个村的，外村的人不认识，没有共同语言，不说话”。通过调查发现，现在W小区的居住方位，是按照原来的村子划分的，基本上是一个村整体住在距离近的一片区域。所以现在农民的交往对象大多还是以前同村的人，跟陌生人交往较少。
二是家庭性[2]。农村农民以夫妻关系为核心，以子女父母为构成的农户家庭是高紧密性的交往形式，也使家庭农户成为农村最主要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单元。“搬到这之后基本上不串门了，跟孩子住上下楼，经常去，因为要照顾小孙子”。调查发现，家庭人口达到4人，家里就会有两套住房。现在有很多的家庭，父母跟儿女的房子是对门，有的是住上下楼，也有少部分的并不住在同一栋楼上。距离近的并不影响父母跟儿女的交往，“该去时还去”。
2.2开始出现城市社会交往的特点
虽然撤村建居居民的社会交往保留了自然村落农民社会交往的特点，但随着居住方式的转变，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2.2.1邻里间社会交往减少
在调查中发现，“农民”现在搬到小区后，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有一定程度的减小。这主要体现在“农民”相互之间串门交往的变化上。以前在农村，农民一个重要的交往方式就是串门。但是现在，“几乎不串门了，家家都关着门，楼上楼下的不方便，家里又那么小”。
从表1可以看出，在30个调查样本中，在串门次数上，以前串门每天1～3次的占比83%，现在则只有11%。而每天0～1次的人数占比由8%增加为86%。可以得出，现在居民串门次数比以前有明显的减少。在调查中也发现，现在的串门只限于上下楼或是对门，以前的邻居如果现在并不住在一起，几乎没有了相互之间的串门。
农民相互之间的串门，聊聊天，满足了人的社会交往的基本需要。通过串门的交往，增加感情交流，交换信息，满足了农民社会交往的心理需要，充实了人们的闲暇时间。现在的串门的减少，体现了农民对居住方式转变的反应，也体现了农民对现在社区居住方式的不适应，农民感觉空间减小了，活动空间也相应的减小。
但市民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农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小区楼房是一个封闭的私有狭小空间，这让撤村建居的居民有一种强烈的约束感，丧失了过去的自由的大空间，也使他们的心理空间缩小了。多数人觉得在立体的鸽子笼般的单元房里就像被关了起来，感觉不舒服，一开始无法适应。他们也不大想串门。因为现在不管早上、晚上，一整天，家家户户都关着防盗门，人们的出入不再是自由的。而且小区楼房房间小，家家都是干净的地板，进屋里还要换鞋；上下楼梯不方便，距离远，走动起来也比较麻烦，居民感觉串门不方便。而且刚搬进小区不是很久，有些以前的邻居或是朋友不知道搬到哪了，这更减少了他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机会。
2.2.2父母和儿女的家庭交往在减少
以前在农村，父母跟已经成家的儿女住在一起，所以不存在交往上的困难。撤村建居后，根据家庭人口来划分住房。家庭人口4人以上的，就会分到两套住房。现在，有少部分的家庭父母跟儿女并不住在同一栋楼上。父母和儿女住的距离近，并不影响父母跟儿女的来往。但如果不在同一栋楼上，父母与儿女家的交往也会减少。“孩子跟我们不在一栋楼上，不方便，而且他们每天要上班，很忙，现在很少去他们家：吃饭分开了，都是自己管自己的”。调查中发现，如果父母要照顾孙辈的孩子，相互之间的交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父母会经常的与儿女往来。 2.2.3麻将馆成为W小区新的公共空间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空间是人们在交流思想和形成意见的时候用以进行沟通的信息与空间的总和，它是民主社会建立和维持的基础。本文沿用这一概念，但主要是指地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比如开放的广场、街心公园、小型运动设施、活动中心等。社区公共空间的存在，可以为居民提供彼此了解、谈论公共事务、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平台。农村状态的公共空间有街道和农家院落。这两者皆属于平面的开放的“熟人社会”生活空间，可以自由出入。而撤村建居“农民”因为居住方式的变化，活动空间仅仅只是小区街道。麻将馆成为他们一个新的活动场所。
打牌、打麻将一直都是农民和邻里、亲朋之间进行社会交往、互相沟通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农闲时，农民会聚在街道边或院落里，一起打牌、打麻将，说说近况，评论一下时事。现在对于W小区的居民来说，尤其是男性居民，麻将馆成了他们交往休闲的重要公共空间。他们除了在小区街道聊天之外，就是到麻将馆打麻将，或是看别人打麻将打发闲暇时间。在麻将馆，人们有共同的话题，相互聊聊近况，满足社会交往的心理需要。
2.2.4聊天是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
以前，农民住在村庄里，因为地理空间的限制性，其交往对象一般是邻居或同村的村民。现在的W小区，每天饭后尤其是傍晚，小区门口或街道都会有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聊天。通过调查，居民绝大多数的聊天对象都是自己的老乡、亲戚或熟人，他们以前或者居住在一个地方，或者有亲戚关系，这体现了血缘、地缘的交往习惯。但是，随着现在居住方式的改变，农民的社会交往对象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现在农民主要聚在小区街道聊天，但并没有特意寻找之前的邻居或朋友，“碰到谁就在一块说说话，聊聊天”。有些以前的邻居，因为现在不住在一起，见面的机会不多。另外，现在农民聊天时，对象范围也开始有了变化。现在的W小区，是D村、P村和M村三个村子的人组成的，搬到这个小区后，有些不认识的，现在街道也会经常见面。“不是一个村的，在楼下街道经常见面，几次就熟悉了，就在一起聊聊天”。“农民”开始接触其他村的陌生人，交往的对象范围有所扩大。
从聊天的内容上来看，男性村民除了会聊最近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社会新闻外，现在搬到小区后，也会聊以后的工作出路、生计等话题。因为现在“农民”没有土地，很多人因为年龄或技能原因没有工作，所以闲暇之余也会讨论一下以后的生活问题。女性村民大多聊家长里短，最近小区里居民发生的事情；也会聊一些新闻，“聊聊好看的电视剧，剧情怎么发展了之类的”。有些农民也会聚在一起一边织毛衣，一边聊聊天，打发闲暇时间。
3促进撤村建居“农民”社会交往城市化转型的建议
3.1政府方面
社区活动设施是为居民提供满足生活需求、社会交往、社会互助等功能的场所。社区设施有利于塑造撤村建居“农民”的市民社会交往方式，促进社区居民的交流与沟通，为居民提供交往机会和平台。
一般来说，社区设施根据功用不同，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社会福利与保障、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商业金融和市政公用8大类设施。文化娱乐和体育设施在居民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居民的社会交往与沟通提供了场所与平台。
通过实地调查与观察，我们发现W小区社区设施并不完善。从表2中可以看出，W小区目前的社区设施中，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社区服务、商业金融和市政公用等几大类设施中，商业服务设施比较多，也比较齐全；教育、医疗等设施虽然并不多，但现在小区都有。但是，在居民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文化娱乐和体育设施现在并没有，“农民”也就缺少了相互间进行交往和沟通的平台，不利于他们的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型。
所以街道、区、市等各级政府部门，要明确自身作为提供公共服务主体的责任，加紧建设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建设的经费投入，建设文化娱乐活动设施，如社区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等；建设体育健身设施，如社区居民喜爱且易于开展活动的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等体育活动场所，保障文化休闲娱乐与健身运动的有效开展，为居民提供交流交往的场所和机会，增加居民相互之间的沟通，使居民逐步建立起趣缘交往关系，扩大居民的社会交往范围。
3.2社区方面
面对撤村建居后“农民”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改变以及心理的变化，基层社区组织要加强社区建设，创新社区管理与服务体系，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建立与社区居民的良好关系；改变传统的“重管理，轻服务”的工作模式，弱化管理角色，强化服务角色[3]。发挥城市社区文化的导向功能、规范功能、整合功能，加强社区文化教育，同时也要发挥正在转型中的“农民”群体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加强其对城市规则、文化等各方面的学习，使他们逐步适应社区生活方式和规则。
社区要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公共休闲文化活动，提供农民社会交往的平台和机会。鼓励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走出狭隘的交际圈，增加社区成员之间交往的机会，把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人际交往转变为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交往，增强社区成员间的凝聚力，加强感情的交流，从而在良好的社区环境中推动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变。社区要尽快成立以“农民”集体形式存在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能够充分代表居民利益的非正式团体是居民参与的组织载体，也是社区发展的必要条件。非正式团体可以把现在小区的“半熟人社会”转变成一定范围内的“熟人社会”。非正式团体由于其有特定而且相对狭小的服务对象，所以它的发展有助于满足社区小众市场的需求，从而促进这部分人对社区共同行动的参与。非正式社团中的趣缘群体，可以把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的人组织起来，并鼓励“农民”广泛参与，让更多的人投入到社团组织中来，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为人们提供交往的平台，也充实人们的闲暇时间。同时还要鼓励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培育他们的主人翁精神与社区认同感，逐渐培育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3.3“农民”自身方面
（1）城市特点认知。“农民”要自觉了解城市社区的特点和功能，了解城市生活的基本规律，了解城市行业区别和职业分工，认知其生活的环境空间和风貌，增强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自信心；要尝试用城市社区文化的视角和价值观念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以及人们的性格和行为举止，形成对各种不符合农村习俗的各种现象的自身的理解，并随着外界事物的变化进行心理调节，积极把自己融入城市生活方式中，以加快城市化转型。
（2）转变思想观念。由于撤村建居居民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尚未建立，加之他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还受到传统农村社会的影响，不可能马上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所以撤村建居“农民”必须先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认识到现在已经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身份，他们要做的是进行城市化转型，也要实现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型。新市民应当逐渐转变狭隘的以血缘与地缘为主的交往方式，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进行广泛的、多层面的异质性社会交往，逐步形成城市社区以业缘和趣缘为主的交往方式，扩大社会交往范围，拓宽自身社会交往领域。
（3）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农民”要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化被动为主动，积极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增强自身的主人翁意识。自发成立非正式团体，并定期组织农民的文化娱乐活动，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社区农民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型，结成以趣缘为联系纽带的团体，促进农民进行多层次交流。通过组织家庭亲子娱乐活动，增强家庭成员的内部交往，促进家庭和谐和睦。“农民”成立的趣缘活动群体，要创新有趣的文化娱乐活动，吸引社区成员广泛参与，增加“农民”与小区中其他村庄成员的交往，打破原来村落的地缘交往关系，鼓励农民扩大交往范围。
参考文献：
[1]920余户农民喜领新房钥匙——杨凌首个城中村群众安置房W小区竣工[EB/OL].http：//homeyanglinggovcn/news/2/201011/886htm
[2]刘刚，马登杰昌吉市农民心理状态调查报告——以昌吉市六工镇为例[J].昌吉学院学报，2007（1）：57
[3]谢华，李松柏失地农民城市适应力思考——从非经济视角进行的调查与分析[J].理论探索，2008（6）：76
[关键词]撤村建居；“农民”；社会交往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1..105
1引言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为了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多地城市进行城中村改造。为了推进城市化进程，陕西省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计划推动600万农民进城，把一些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村庄融入城市，推进农村农民的城市化转型。目前陕西省各县区已逐步展开此项工作，如西安市长安区、杨凌示范区等区已有农民进行撤村建居，集体搬入安置小区居住。撤村建居后的居民，在户籍和居住方式上，已经转为市民，但在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还保留着农民的特点，因此本文对撤村建居后的居民以“农民”来表示。“农民”的城市化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随着居住形式、户籍身份的转变而自然转型为城市居民，农民如何在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思想观念等方面完成城市化转型，是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本文选择了撤村建居“农民”的社会交往方式作为研究对象，拟探讨撤村建居“农民”社会交往方面的变化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该问题提出一定的解决措施，以促进其顺利进行城市化转型。W家园小区是杨凌区管委会用于安置李台乡D村、M村、P村三个村920余户4000多失地群众搬迁改造建设的安置小区，是示范区城中村改造群众安置房，也是示范区首个竣工并交付使用的城中村群众安置房。该项目于2009年3月动工建设，小区占地149亩，建筑面积约176万平米，共有33栋楼，共计1880套住房[1]。现在小区内居住有D村、M村、P村三个村的村民，他们是通过李台乡撤村建居搬迁过来的。本文调查方式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两种方式，其中访谈提纲基本以调查问卷的问题为主。调查样本是在W小区社区街道进行的随机抽样。共向居民发放问卷30份，在小区街道和门口随机进行抽样调查。其中男性居民12个，占调查对象的40%，女性居民18个，占调查对象的60%。
2W小区“农民”社会交往现状
2.1基本保留了自然村落农民社会交往的特点
根据调查发现，W小区“农民”的社会交往仍然带有农村社会交往的一些特点，交往范围还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血缘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交往的关系网络，是家人亲戚之间的交往。村民们除亲戚外，交往比较多的就是同村的人，即地缘关系。地缘关系是农村社会交往的存在和发生的基础，一般都是以村为单位的内部交往，即农村社会的“熟人社会”。
一是同村性。缘于地缘性的关系，村民对同村人都认识，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都有来往，占交往对象的85%以上。“在楼下一起聊天的都是一个村的，外村的人不认识，没有共同语言，不说话”。通过调查发现，现在W小区的居住方位，是按照原来的村子划分的，基本上是一个村整体住在距离近的一片区域。所以现在农民的交往对象大多还是以前同村的人，跟陌生人交往较少。
二是家庭性[2]。农村农民以夫妻关系为核心，以子女父母为构成的农户家庭是高紧密性的交往形式，也使家庭农户成为农村最主要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单元。“搬到这之后基本上不串门了，跟孩子住上下楼，经常去，因为要照顾小孙子”。调查发现，家庭人口达到4人，家里就会有两套住房。现在有很多的家庭，父母跟儿女的房子是对门，有的是住上下楼，也有少部分的并不住在同一栋楼上。距离近的并不影响父母跟儿女的交往，“该去时还去”。
2.2开始出现城市社会交往的特点
虽然撤村建居居民的社会交往保留了自然村落农民社会交往的特点，但随着居住方式的转变，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2.2.1邻里间社会交往减少
在调查中发现，“农民”现在搬到小区后，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有一定程度的减小。这主要体现在“农民”相互之间串门交往的变化上。以前在农村，农民一个重要的交往方式就是串门。但是现在，“几乎不串门了，家家都关着门，楼上楼下的不方便，家里又那么小”。
从表1可以看出，在30个调查样本中，在串门次数上，以前串门每天1～3次的占比83%，现在则只有11%。而每天0～1次的人数占比由8%增加为86%。可以得出，现在居民串门次数比以前有明显的减少。在调查中也发现，现在的串门只限于上下楼或是对门，以前的邻居如果现在并不住在一起，几乎没有了相互之间的串门。
农民相互之间的串门，聊聊天，满足了人的社会交往的基本需要。通过串门的交往，增加感情交流，交换信息，满足了农民社会交往的心理需要，充实了人们的闲暇时间。现在的串门的减少，体现了农民对居住方式转变的反应，也体现了农民对现在社区居住方式的不适应，农民感觉空间减小了，活动空间也相应的减小。
但市民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农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小区楼房是一个封闭的私有狭小空间，这让撤村建居的居民有一种强烈的约束感，丧失了过去的自由的大空间，也使他们的心理空间缩小了。多数人觉得在立体的鸽子笼般的单元房里就像被关了起来，感觉不舒服，一开始无法适应。他们也不大想串门。因为现在不管早上、晚上，一整天，家家户户都关着防盗门，人们的出入不再是自由的。而且小区楼房房间小，家家都是干净的地板，进屋里还要换鞋；上下楼梯不方便，距离远，走动起来也比较麻烦，居民感觉串门不方便。而且刚搬进小区不是很久，有些以前的邻居或是朋友不知道搬到哪了，这更减少了他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机会。
2.2.2父母和儿女的家庭交往在减少
以前在农村，父母跟已经成家的儿女住在一起，所以不存在交往上的困难。撤村建居后，根据家庭人口来划分住房。家庭人口4人以上的，就会分到两套住房。现在，有少部分的家庭父母跟儿女并不住在同一栋楼上。父母和儿女住的距离近，并不影响父母跟儿女的来往。但如果不在同一栋楼上，父母与儿女家的交往也会减少。“孩子跟我们不在一栋楼上，不方便，而且他们每天要上班，很忙，现在很少去他们家：吃饭分开了，都是自己管自己的”。调查中发现，如果父母要照顾孙辈的孩子，相互之间的交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父母会经常的与儿女往来。 2.2.3麻将馆成为W小区新的公共空间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空间是人们在交流思想和形成意见的时候用以进行沟通的信息与空间的总和，它是民主社会建立和维持的基础。本文沿用这一概念，但主要是指地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比如开放的广场、街心公园、小型运动设施、活动中心等。社区公共空间的存在，可以为居民提供彼此了解、谈论公共事务、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平台。农村状态的公共空间有街道和农家院落。这两者皆属于平面的开放的“熟人社会”生活空间，可以自由出入。而撤村建居“农民”因为居住方式的变化，活动空间仅仅只是小区街道。麻将馆成为他们一个新的活动场所。
打牌、打麻将一直都是农民和邻里、亲朋之间进行社会交往、互相沟通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农闲时，农民会聚在街道边或院落里，一起打牌、打麻将，说说近况，评论一下时事。现在对于W小区的居民来说，尤其是男性居民，麻将馆成了他们交往休闲的重要公共空间。他们除了在小区街道聊天之外，就是到麻将馆打麻将，或是看别人打麻将打发闲暇时间。在麻将馆，人们有共同的话题，相互聊聊近况，满足社会交往的心理需要。
2.2.4聊天是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
以前，农民住在村庄里，因为地理空间的限制性，其交往对象一般是邻居或同村的村民。现在的W小区，每天饭后尤其是傍晚，小区门口或街道都会有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聊天。通过调查，居民绝大多数的聊天对象都是自己的老乡、亲戚或熟人，他们以前或者居住在一个地方，或者有亲戚关系，这体现了血缘、地缘的交往习惯。但是，随着现在居住方式的改变，农民的社会交往对象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现在农民主要聚在小区街道聊天，但并没有特意寻找之前的邻居或朋友，“碰到谁就在一块说说话，聊聊天”。有些以前的邻居，因为现在不住在一起，见面的机会不多。另外，现在农民聊天时，对象范围也开始有了变化。现在的W小区，是D村、P村和M村三个村子的人组成的，搬到这个小区后，有些不认识的，现在街道也会经常见面。“不是一个村的，在楼下街道经常见面，几次就熟悉了，就在一起聊聊天”。“农民”开始接触其他村的陌生人，交往的对象范围有所扩大。
从聊天的内容上来看，男性村民除了会聊最近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社会新闻外，现在搬到小区后，也会聊以后的工作出路、生计等话题。因为现在“农民”没有土地，很多人因为年龄或技能原因没有工作，所以闲暇之余也会讨论一下以后的生活问题。女性村民大多聊家长里短，最近小区里居民发生的事情；也会聊一些新闻，“聊聊好看的电视剧，剧情怎么发展了之类的”。有些农民也会聚在一起一边织毛衣，一边聊聊天，打发闲暇时间。
3促进撤村建居“农民”社会交往城市化转型的建议
3.1政府方面
社区活动设施是为居民提供满足生活需求、社会交往、社会互助等功能的场所。社区设施有利于塑造撤村建居“农民”的市民社会交往方式，促进社区居民的交流与沟通，为居民提供交往机会和平台。
一般来说，社区设施根据功用不同，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社会福利与保障、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商业金融和市政公用8大类设施。文化娱乐和体育设施在居民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居民的社会交往与沟通提供了场所与平台。
通过实地调查与观察，我们发现W小区社区设施并不完善。从表2中可以看出，W小区目前的社区设施中，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社区服务、商业金融和市政公用等几大类设施中，商业服务设施比较多，也比较齐全；教育、医疗等设施虽然并不多，但现在小区都有。但是，在居民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文化娱乐和体育设施现在并没有，“农民”也就缺少了相互间进行交往和沟通的平台，不利于他们的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型。
所以街道、区、市等各级政府部门，要明确自身作为提供公共服务主体的责任，加紧建设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建设的经费投入，建设文化娱乐活动设施，如社区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等；建设体育健身设施，如社区居民喜爱且易于开展活动的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等体育活动场所，保障文化休闲娱乐与健身运动的有效开展，为居民提供交流交往的场所和机会，增加居民相互之间的沟通，使居民逐步建立起趣缘交往关系，扩大居民的社会交往范围。
3.2社区方面
面对撤村建居后“农民”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改变以及心理的变化，基层社区组织要加强社区建设，创新社区管理与服务体系，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建立与社区居民的良好关系；改变传统的“重管理，轻服务”的工作模式，弱化管理角色，强化服务角色[3]。发挥城市社区文化的导向功能、规范功能、整合功能，加强社区文化教育，同时也要发挥正在转型中的“农民”群体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加强其对城市规则、文化等各方面的学习，使他们逐步适应社区生活方式和规则。
社区要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公共休闲文化活动，提供农民社会交往的平台和机会。鼓励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走出狭隘的交际圈，增加社区成员之间交往的机会，把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人际交往转变为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交往，增强社区成员间的凝聚力，加强感情的交流，从而在良好的社区环境中推动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变。社区要尽快成立以“农民”集体形式存在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能够充分代表居民利益的非正式团体是居民参与的组织载体，也是社区发展的必要条件。非正式团体可以把现在小区的“半熟人社会”转变成一定范围内的“熟人社会”。非正式团体由于其有特定而且相对狭小的服务对象，所以它的发展有助于满足社区小众市场的需求，从而促进这部分人对社区共同行动的参与。非正式社团中的趣缘群体，可以把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的人组织起来，并鼓励“农民”广泛参与，让更多的人投入到社团组织中来，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为人们提供交往的平台，也充实人们的闲暇时间。同时还要鼓励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培育他们的主人翁精神与社区认同感，逐渐培育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3.3“农民”自身方面
（1）城市特点认知。“农民”要自觉了解城市社区的特点和功能，了解城市生活的基本规律，了解城市行业区别和职业分工，认知其生活的环境空间和风貌，增强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自信心；要尝试用城市社区文化的视角和价值观念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以及人们的性格和行为举止，形成对各种不符合农村习俗的各种现象的自身的理解，并随着外界事物的变化进行心理调节，积极把自己融入城市生活方式中，以加快城市化转型。
（2）转变思想观念。由于撤村建居居民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尚未建立，加之他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还受到传统农村社会的影响，不可能马上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所以撤村建居“农民”必须先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认识到现在已经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身份，他们要做的是进行城市化转型，也要实现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型。新市民应当逐渐转变狭隘的以血缘与地缘为主的交往方式，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进行广泛的、多层面的异质性社会交往，逐步形成城市社区以业缘和趣缘为主的交往方式，扩大社会交往范围，拓宽自身社会交往领域。
（3）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农民”要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化被动为主动，积极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增强自身的主人翁意识。自发成立非正式团体，并定期组织农民的文化娱乐活动，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社区农民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型，结成以趣缘为联系纽带的团体，促进农民进行多层次交流。通过组织家庭亲子娱乐活动，增强家庭成员的内部交往，促进家庭和谐和睦。“农民”成立的趣缘活动群体，要创新有趣的文化娱乐活动，吸引社区成员广泛参与，增加“农民”与小区中其他村庄成员的交往，打破原来村落的地缘交往关系，鼓励农民扩大交往范围。
参考文献：
[1]920余户农民喜领新房钥匙——杨凌首个城中村群众安置房W小区竣工[EB/OL].http：//homeyanglinggovcn/news/2/201011/886htm
[2]刘刚，马登杰昌吉市农民心理状态调查报告——以昌吉市六工镇为例[J].昌吉学院学报，2007（1）：57
[3]谢华，李松柏失地农民城市适应力思考——从非经济视角进行的调查与分析[J].理论探索，2008（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