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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官德建设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另一方面也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因此，从市场经济维度探讨官德建设的决定因素、历史经验和价值意蕴，对当代中国的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南方谈话”；市场经济；官德建设；拒腐防变；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09-04
邓小平“南方谈话”20年来，中国有两个大的历史进程值得关注，一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二是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使人们产生道德上的困惑与冲突，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领导干部官德建设就成为化解社会道德危机的关键。官德治则市场兴，官德腐则市场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官德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这个课题的解答需要从市场经济的维度探讨官德建设的决定因素、价值意蕴和历史经验。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的决定因素
20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253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道德领域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领域决定的，道德对经济领域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终究是有限度的、第二位的，不可能超越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曾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的，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434 “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2]435历史发展表明，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将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精神的变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转变，必然会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相应的转变。与此同时，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道德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致使出现了道德体系的“空档时期”。[3]
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官德建设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诺斯认为，当制度本身发生变迁时，它的变迁路径和结果也将同样是不确定和成本高昂的，从而并不确保有效制度的出现。[4]规范的市场经济对其中的个人具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即在促使人们培养创造精神和平等意识的同时，又会诱发人们的利己行为。领导干部作为改革主体，不仅以其奉行的核心价值观影响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而且会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总体而言，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道德的主流是积极的、进步的，表现在领导干部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富民思想的确立、道德观念的更新和道德价值感的强化。但领导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道德失范问题。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这种影响，并针对这种影响塑造人，这就提出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领导干部的道德观念有何影响，根据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官德建设有何关系，根据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什么样的官德等等。
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活力就在于：它以市场为纽带，在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依靠灵敏反应的市场信号（即价格的涨跌），确定资源的流向，从而实现资源在社会经济各部门中的优化配置，促进供求的平衡。另外，市场经济又促使企业间展开竞争，优胜劣汰，形成压力和动力，以此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因此，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与此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必然导致社会道德领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因为经济关系总是表现为利益关系，并以利益关系为中介决定伦理道德价值的本质。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与之相应地在行政体制上实行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配套改革。“当经济体制开始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时，政治体制却还保留了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许多特征，结果一方面使得某些与旧体制相适应的旧的道德观念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根基发生变革之后仍有政治体制方面的依据，而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这种过渡性失衡难以避免地衍生出某些畸变，对现阶段道德流变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5]13换言之，简政放权只是权力系统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从总体上看，它并没有导致公共权力的压缩，而只会造成权力主体的多元化，使更多的地方、部门和个人拥有权力，因而在微观层面上，公共权力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简政放权使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约束力减弱，地方权力的增强，加上市场经济中权力的增值，使得权力换取的利益大增，给领导干部腐败以极大的空间和诱惑，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失范的主要根源。
探讨市场经济与官德建设的关系，还须弄清楚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本身职能和角色的转换。任何一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方式都是实现某种人性的，是人性的外在实现形式。正如亚当·普沃斯基所言，最理性最人道的经济体制是这样的：它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要受到约束。[6]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隐含社会主义“经济人”的假设。中国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人是一切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主体和目的，也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和根据。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及经济运行只有建立在对现实人性的真实理解上，才是有积极效用的。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隐含人的改革，经济运行本身就暗含人性假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既要考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本质及其内含的人性根据，又要考虑我国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时代特色，还要准确把握人的现实需求及其劳动的内在本质。据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性假设，应是以责、权、利、能为核心内容的“ 社会主义经济人”，它指的是人作为独立的个人在自觉为社会奉献中实现其正当的物质利益和充分有效发挥其能力，其实质是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身上实现责、权、利和能四者的统一。渐进式改革模式使得我国的官德建设面临许多新问题，一是官德实际上被夹杂在一般道德、职业道德的规范中，忽视了政府官员与一般社会成员应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二是官德规范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定。在唯经济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官员只注重如何搞好经济建设，却忽视了怎样做一个“道德人”。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并不缺少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但一部分官员依然在利益驱动下突破了官德的戒律，甚至出现为了职业需要而违反职业道德的怪现象。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的价值意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而且是道德经济，因此，官德建设就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价值一：官德建设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在根本上是同一的，加强官德建设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型经济。市场经济的各个竞争主体必须依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和统一的大市场中进行竞争，优胜劣汰。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密切注意指向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竞争层面和环节，通过自己的有效行为为市场竞争、经济发展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有力的服务。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化的手段和程序化的操作还不健全，所以官员的道德素质，往往是公平的关键。如果官德背离公平竞争的要求，政府行为就难免会破坏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建立。
官德以其社会示范和社会导向作用直接影响政治和社会风气。邓小平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7]124 “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盯在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7]125因为领导干部是各级官员和群众的表率，他们的官德具有示范作用，领导干部官德好，才能自觉地去纠正别人的不正风，影响社会道德风尚向好的方面发展。官德的核心，就是权为谁所用和如何用权的问题。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官德建设始终与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官德高尚，就能按照党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正确行政，使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反之，领导干部失德，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特殊的地位，无视党纪国法，为害一方，就会损害党和政府的整体形象，导致社会信任度降低和社会风气败坏。政治腐败主要是领导干部的腐败。“腐败发生在党和国家的政治肌体和干部队伍中，对公众道德的消极影响具有放大效应，这一点绝不可低估。”[5]13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1]380建设良好的官德，才能保证和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价值二：官德建设有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成效。 执政能力建设是政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所谓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8]胡锦涛指出：各级党委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8]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主要包括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是否正确、执政体制是否科学、执政方式是否完善以及执政绩效是否明显，具体体现在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上。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个人品行修养状况决定着执政理念和执政制度在实践中贯彻实施的深度和水平。官德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对党的执政成效、社会道德风尚以及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制度的贯彻实施都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为官者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他就会把实践执政理念和执政制度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管理的事项越来越重大、越来越复杂，因此对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加强官德建设，有利于提高干部执政能力的水平，对国家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市场经济是讲成本计效率的经济，它必然也要求执政党勤政廉政高效。党的领导主要是在实施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中实现的，执政者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来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如果为官者缺乏高尚的道德品质，按照个人的价值观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不能采取科学的制度和方法，执政成效就很难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只有明确自己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执政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取自于人民，才能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价值三：官德建设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一条重要的道德防线。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154 2006年，胡锦涛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抓源头，一定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作为一个重点。“千里之堤，溃于在于蚁穴”，如果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怀疑、甚至否定正确的官德原则，就很容易使自己蜕化堕落。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所以，领导干部要成长为人民满意的公仆，不仅需要提高执政能力，更要加强道德修养。亨廷顿指出：“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9]由于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期，所以尽管我党一贯重视领导干部道德建设，但如何使整个领导干部队伍始终保持一种崇高道德境界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以至于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道德堕落，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官德的基础是信仰的确立，良好的官德源于正确的为官理念和坚持不懈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的过程是长期的深入人心的教育过程，因此养成正确的为官理念，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努力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问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从社会的总体性道德要求而言，官德的要求与民德的要求是不可平行而论的。官德代表着社会较高层次、体现道德发展较高要求的超前性规范，例如公而忘私、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这些道德规范，对于一般公民而言是属于提倡性、鼓励性、理想性道德，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员来说则是必须坚决遵循并身体力行的道德戒律。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7]367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的历史经验反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官德建设的基本经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7]279
经验一：官德建设的首要问题是认识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官德建设，不仅是一种官员道德的培育或塑造，而且是一种超越官员道德建设本身、影响全社会道德建设的示范行为。多年来，官德建设之所以难以落到实处，根本原因是对官德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中央明确提出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但实际情况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即同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相比，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造成这种主观上的失误，主要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立起来，担心精神文明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原则不合拍，从而影响经济建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1]143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要求为人民服务，一方面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客观要求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然要求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是基于市场经济的本性及运行机制。市场经济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商品价值的决定和实现过程就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争夺市场的过程，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竞争，为了避免或减少由于竞争而引起的不良社会后果，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需要提倡为人民服务。因为领导干部代表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维护人民的利益是领导干部官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经验二：官德建设的内容应具有规范性。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与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同样也与法律相联系。因此，要发挥社会转型期道德的规范作用，就必须进行道德立法，把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廉政建设必须走法治化这条路。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提出反腐倡廉还是要靠法制建设。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379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7]333
自1980年以来，党和政府颁布了许多决议和条例，引导领导干部培育官德。例如，《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干部道德、行政伦理建设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上述这些法规，都对领导干部官德的原则和规范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忠于国家、秉公办事；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勤政尽责；执法守法、求真求实；各司其职、团结合作；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等等。但同时，领导干部道德规范的建立不能靠简单的行政措施，也不能仅靠法律或经济手段，持之以恒的正面教育也是基本方法。官德建设的根本途径和关键环节是激活官员的道德自律意识，提高官员的自我修养水平。加强自我修养，就是官员要在道德素质诸方面进行自觉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陶冶和自我锻炼，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实现人格上的自重、心灵上的自省、思想上的自警、精神上的自励。
经验三：官德建设的方式应遵循“马魂、中体、西用”的综合创新之路。道德并非一个抽象物，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都有具体的规定性。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三星会聚”，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先生在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特别是其中的“中学”、“西学”、“马学”关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主张。“马魂”或“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体”或“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用”或“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10]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复杂性，已有的传统道德理念或西方的理论框架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资源，综合创新。“马魂中体西用”论，对当代中国的官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官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要求，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特征。恩格斯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11]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指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确立了当代中国倡导和坚持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体现了将个人荣辱与国家、集体荣辱有机统一的思想。“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坚持了传统道德中诚信、助人等道德准则。“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弘扬了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作风，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应继续坚持的道德规范。这种社会主义荣辱观既体现了崇高的道德理想， 又可在现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因此当代中国官德建设应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培养一种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 二是要以传统官德建设的优秀思想资源为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官德建设必须充分发掘儒家伦理中具有现代价值的伦理资源，并对其进行现代性诠释和创造性转换。中国古代所讲的官德主要是儒家所讲的，忠、勤、廉、公、信、耻都是传统德目，如果加以新的阐释，可以作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道德规范。儒家重道德教化，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主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语》）儒家强调上行下效，指出了身教的作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此原则在当今官德建设中同样适用。与此同时，官德建设应吸取德性伦理的精华，剔除其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因素，在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的基础上重塑德性伦理，使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使外在的他律和约束转化为内在的自律与自觉。道德规范也正是通过每个个体的自觉自主的活动，才由虚变实的。因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殊性，道德价值导向或理想要求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所以，官德建设只有按照这种思路展开，才能有现实之根，才能直指未来。
三是要借鉴西方和其他国家官德建设的优秀经验。西方国家不仅在业务能力和专业知识水平方面对公务员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在道德方面也有较高的要求。首先，道德是西方国家遴选录用公务员的重要标准。其次，给公务员立法是西方国家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的重要措施。尽管对道德法制化的作用仍有争议，但是将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是当代世界法治发达的先进国家道德重建的主要做法之一。英、美、德、日、韩等国家都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法律方面的规定。例如，“一旦发现伦理越轨行为，美国人最典型的反应是：采取新的立法、制订新的规则或者颁布新的制度。第二种常用的方法是重新安排组织构成或建立新的组织以更为严格地监管下属组织。”[12]这些关于公务员道德立法的内容涉及国家公务人员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素质，内容具体明确，违犯道德立法所应受的惩罚也有具体的规定。再次，重视公务员道德教育培训。“德性与法律还有另一种非常关键的联系，因为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13]所以自律才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他律只有被公务员真正认同内化为自律机制才能发生作用。美国1978年成立了政府伦理办公室，其重要使命就是负责伦理培训。最后，建立公务员道德建设权威机构。实践证明，权责明确的专业道德监督机构，如伦理委员会、廉政署和反贪调查局等，有很强的威慑力和行政效能。总之，国外公务员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为我国的官德建设提供了优良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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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92.
[责任编辑：宇 辉]
关键词：“南方谈话”；市场经济；官德建设；拒腐防变；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09-04
邓小平“南方谈话”20年来，中国有两个大的历史进程值得关注，一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二是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使人们产生道德上的困惑与冲突，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领导干部官德建设就成为化解社会道德危机的关键。官德治则市场兴，官德腐则市场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官德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这个课题的解答需要从市场经济的维度探讨官德建设的决定因素、价值意蕴和历史经验。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的决定因素
20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253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道德领域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领域决定的，道德对经济领域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终究是有限度的、第二位的，不可能超越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曾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的，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434 “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2]435历史发展表明，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将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精神的变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转变，必然会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相应的转变。与此同时，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道德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致使出现了道德体系的“空档时期”。[3]
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官德建设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诺斯认为，当制度本身发生变迁时，它的变迁路径和结果也将同样是不确定和成本高昂的，从而并不确保有效制度的出现。[4]规范的市场经济对其中的个人具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即在促使人们培养创造精神和平等意识的同时，又会诱发人们的利己行为。领导干部作为改革主体，不仅以其奉行的核心价值观影响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而且会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总体而言，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道德的主流是积极的、进步的，表现在领导干部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富民思想的确立、道德观念的更新和道德价值感的强化。但领导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道德失范问题。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这种影响，并针对这种影响塑造人，这就提出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领导干部的道德观念有何影响，根据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官德建设有何关系，根据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什么样的官德等等。
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活力就在于：它以市场为纽带，在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依靠灵敏反应的市场信号（即价格的涨跌），确定资源的流向，从而实现资源在社会经济各部门中的优化配置，促进供求的平衡。另外，市场经济又促使企业间展开竞争，优胜劣汰，形成压力和动力，以此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因此，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与此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必然导致社会道德领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因为经济关系总是表现为利益关系，并以利益关系为中介决定伦理道德价值的本质。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与之相应地在行政体制上实行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配套改革。“当经济体制开始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时，政治体制却还保留了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许多特征，结果一方面使得某些与旧体制相适应的旧的道德观念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根基发生变革之后仍有政治体制方面的依据，而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这种过渡性失衡难以避免地衍生出某些畸变，对现阶段道德流变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5]13换言之，简政放权只是权力系统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从总体上看，它并没有导致公共权力的压缩，而只会造成权力主体的多元化，使更多的地方、部门和个人拥有权力，因而在微观层面上，公共权力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简政放权使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约束力减弱，地方权力的增强，加上市场经济中权力的增值，使得权力换取的利益大增，给领导干部腐败以极大的空间和诱惑，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失范的主要根源。
探讨市场经济与官德建设的关系，还须弄清楚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本身职能和角色的转换。任何一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方式都是实现某种人性的，是人性的外在实现形式。正如亚当·普沃斯基所言，最理性最人道的经济体制是这样的：它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要受到约束。[6]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隐含社会主义“经济人”的假设。中国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人是一切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主体和目的，也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和根据。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及经济运行只有建立在对现实人性的真实理解上，才是有积极效用的。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隐含人的改革，经济运行本身就暗含人性假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既要考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本质及其内含的人性根据，又要考虑我国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时代特色，还要准确把握人的现实需求及其劳动的内在本质。据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性假设，应是以责、权、利、能为核心内容的“ 社会主义经济人”，它指的是人作为独立的个人在自觉为社会奉献中实现其正当的物质利益和充分有效发挥其能力，其实质是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身上实现责、权、利和能四者的统一。渐进式改革模式使得我国的官德建设面临许多新问题，一是官德实际上被夹杂在一般道德、职业道德的规范中，忽视了政府官员与一般社会成员应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二是官德规范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定。在唯经济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官员只注重如何搞好经济建设，却忽视了怎样做一个“道德人”。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并不缺少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但一部分官员依然在利益驱动下突破了官德的戒律，甚至出现为了职业需要而违反职业道德的怪现象。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的价值意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而且是道德经济，因此，官德建设就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价值一：官德建设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在根本上是同一的，加强官德建设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型经济。市场经济的各个竞争主体必须依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和统一的大市场中进行竞争，优胜劣汰。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密切注意指向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竞争层面和环节，通过自己的有效行为为市场竞争、经济发展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有力的服务。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化的手段和程序化的操作还不健全，所以官员的道德素质，往往是公平的关键。如果官德背离公平竞争的要求，政府行为就难免会破坏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建立。
官德以其社会示范和社会导向作用直接影响政治和社会风气。邓小平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7]124 “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盯在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7]125因为领导干部是各级官员和群众的表率，他们的官德具有示范作用，领导干部官德好，才能自觉地去纠正别人的不正风，影响社会道德风尚向好的方面发展。官德的核心，就是权为谁所用和如何用权的问题。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官德建设始终与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官德高尚，就能按照党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正确行政，使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反之，领导干部失德，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特殊的地位，无视党纪国法，为害一方，就会损害党和政府的整体形象，导致社会信任度降低和社会风气败坏。政治腐败主要是领导干部的腐败。“腐败发生在党和国家的政治肌体和干部队伍中，对公众道德的消极影响具有放大效应，这一点绝不可低估。”[5]13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1]380建设良好的官德，才能保证和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价值二：官德建设有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成效。 执政能力建设是政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所谓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8]胡锦涛指出：各级党委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8]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主要包括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是否正确、执政体制是否科学、执政方式是否完善以及执政绩效是否明显，具体体现在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上。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个人品行修养状况决定着执政理念和执政制度在实践中贯彻实施的深度和水平。官德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对党的执政成效、社会道德风尚以及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制度的贯彻实施都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为官者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他就会把实践执政理念和执政制度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管理的事项越来越重大、越来越复杂，因此对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加强官德建设，有利于提高干部执政能力的水平，对国家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市场经济是讲成本计效率的经济，它必然也要求执政党勤政廉政高效。党的领导主要是在实施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中实现的，执政者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来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如果为官者缺乏高尚的道德品质，按照个人的价值观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不能采取科学的制度和方法，执政成效就很难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只有明确自己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执政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取自于人民，才能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价值三：官德建设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一条重要的道德防线。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154 2006年，胡锦涛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抓源头，一定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作为一个重点。“千里之堤，溃于在于蚁穴”，如果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怀疑、甚至否定正确的官德原则，就很容易使自己蜕化堕落。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所以，领导干部要成长为人民满意的公仆，不仅需要提高执政能力，更要加强道德修养。亨廷顿指出：“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9]由于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期，所以尽管我党一贯重视领导干部道德建设，但如何使整个领导干部队伍始终保持一种崇高道德境界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以至于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道德堕落，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官德的基础是信仰的确立，良好的官德源于正确的为官理念和坚持不懈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的过程是长期的深入人心的教育过程，因此养成正确的为官理念，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努力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问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从社会的总体性道德要求而言，官德的要求与民德的要求是不可平行而论的。官德代表着社会较高层次、体现道德发展较高要求的超前性规范，例如公而忘私、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这些道德规范，对于一般公民而言是属于提倡性、鼓励性、理想性道德，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员来说则是必须坚决遵循并身体力行的道德戒律。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7]367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的历史经验反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官德建设的基本经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7]279
经验一：官德建设的首要问题是认识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官德建设，不仅是一种官员道德的培育或塑造，而且是一种超越官员道德建设本身、影响全社会道德建设的示范行为。多年来，官德建设之所以难以落到实处，根本原因是对官德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中央明确提出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但实际情况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即同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相比，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造成这种主观上的失误，主要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立起来，担心精神文明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原则不合拍，从而影响经济建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1]143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要求为人民服务，一方面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客观要求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然要求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是基于市场经济的本性及运行机制。市场经济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商品价值的决定和实现过程就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争夺市场的过程，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竞争，为了避免或减少由于竞争而引起的不良社会后果，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需要提倡为人民服务。因为领导干部代表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维护人民的利益是领导干部官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经验二：官德建设的内容应具有规范性。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与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同样也与法律相联系。因此，要发挥社会转型期道德的规范作用，就必须进行道德立法，把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廉政建设必须走法治化这条路。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提出反腐倡廉还是要靠法制建设。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379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7]333
自1980年以来，党和政府颁布了许多决议和条例，引导领导干部培育官德。例如，《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干部道德、行政伦理建设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上述这些法规，都对领导干部官德的原则和规范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忠于国家、秉公办事；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勤政尽责；执法守法、求真求实；各司其职、团结合作；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等等。但同时，领导干部道德规范的建立不能靠简单的行政措施，也不能仅靠法律或经济手段，持之以恒的正面教育也是基本方法。官德建设的根本途径和关键环节是激活官员的道德自律意识，提高官员的自我修养水平。加强自我修养，就是官员要在道德素质诸方面进行自觉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陶冶和自我锻炼，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实现人格上的自重、心灵上的自省、思想上的自警、精神上的自励。
经验三：官德建设的方式应遵循“马魂、中体、西用”的综合创新之路。道德并非一个抽象物，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都有具体的规定性。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三星会聚”，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先生在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特别是其中的“中学”、“西学”、“马学”关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主张。“马魂”或“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体”或“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用”或“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10]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复杂性，已有的传统道德理念或西方的理论框架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资源，综合创新。“马魂中体西用”论，对当代中国的官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官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要求，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特征。恩格斯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11]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指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确立了当代中国倡导和坚持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体现了将个人荣辱与国家、集体荣辱有机统一的思想。“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坚持了传统道德中诚信、助人等道德准则。“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弘扬了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作风，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应继续坚持的道德规范。这种社会主义荣辱观既体现了崇高的道德理想， 又可在现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因此当代中国官德建设应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培养一种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 二是要以传统官德建设的优秀思想资源为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官德建设必须充分发掘儒家伦理中具有现代价值的伦理资源，并对其进行现代性诠释和创造性转换。中国古代所讲的官德主要是儒家所讲的，忠、勤、廉、公、信、耻都是传统德目，如果加以新的阐释，可以作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道德规范。儒家重道德教化，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主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语》）儒家强调上行下效，指出了身教的作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此原则在当今官德建设中同样适用。与此同时，官德建设应吸取德性伦理的精华，剔除其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因素，在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的基础上重塑德性伦理，使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使外在的他律和约束转化为内在的自律与自觉。道德规范也正是通过每个个体的自觉自主的活动，才由虚变实的。因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殊性，道德价值导向或理想要求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所以，官德建设只有按照这种思路展开，才能有现实之根，才能直指未来。
三是要借鉴西方和其他国家官德建设的优秀经验。西方国家不仅在业务能力和专业知识水平方面对公务员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在道德方面也有较高的要求。首先，道德是西方国家遴选录用公务员的重要标准。其次，给公务员立法是西方国家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的重要措施。尽管对道德法制化的作用仍有争议，但是将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是当代世界法治发达的先进国家道德重建的主要做法之一。英、美、德、日、韩等国家都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法律方面的规定。例如，“一旦发现伦理越轨行为，美国人最典型的反应是：采取新的立法、制订新的规则或者颁布新的制度。第二种常用的方法是重新安排组织构成或建立新的组织以更为严格地监管下属组织。”[12]这些关于公务员道德立法的内容涉及国家公务人员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素质，内容具体明确，违犯道德立法所应受的惩罚也有具体的规定。再次，重视公务员道德教育培训。“德性与法律还有另一种非常关键的联系，因为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13]所以自律才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他律只有被公务员真正认同内化为自律机制才能发生作用。美国1978年成立了政府伦理办公室，其重要使命就是负责伦理培训。最后，建立公务员道德建设权威机构。实践证明，权责明确的专业道德监督机构，如伦理委员会、廉政署和反贪调查局等，有很强的威慑力和行政效能。总之，国外公务员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为我国的官德建设提供了优良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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