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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来说，公益法是个陌生的概念。这并不奇怪。因为就是法律中人，若非有专门研究，对这个概念多半也是一知半解。这也不奇怪。因为所谓公益法，并非传统上可以归于公法或私法的任何一个法律部门，毋宁说，它是跨越多个法律领域的一种法律实践，而且，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它的历史并不算长。然而，也因为如此，这个在概念上让我们感觉陌生的“法”，在生活中离我们并不遥远。
几年前的孙志刚案件，人们都耳熟能详。在那个事件中，三位法学博士以公民身份公开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在中国语境中，这一举动被视为具有示范性的公益法事例。一些针对社会歧视、消费者保护和环境污染而提出的诉讼，也是公益法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以公益之名推动制度和变革，并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天下的法：公益法实践研究报告》，第一章）。
像其他许多法律制度和概念一样，公益法之名最初是译自英文public interest law。不过，中国的公益法实践，并不能用这个英文词来简单地说明。就像另外一些传来的制度和概念，公益法终能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扎根生长，根本原因还在于，它能够被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意味着，它的动力和能量，它所利用的资源，它聚集力量的方式，主要都出自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法律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着眼于法律与社会的互动，我们今天所处的阶段或者可以被称为“维权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的特点，我曾在其他地方述及。
首先，法律日益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运用法律实现其主张，保护其利益，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但激活了法律，也参与和创造了法律。这种参与打破了以往官方对法律的垄断，同时拓展了法律的疆域，丰富了法律的内容，使法律成为社会中不同个人、群体和组织均可利用的竞胜场所。法律话语正日益成为不同利益的表达方式，也成为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渠道。
其次，维权并非革命性诉求，而是现行体制架构内的行动。尽管如此，这种行动对于推动变革、改善制度仍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当代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为百年来内外压力下一系列革命、运动和制度移植的结果，并非单一、严密的封闭体，而是内在地包含了诸多矛盾和紧张，这就为维权行动提供了可观的开放性空间。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法治运动具有某种开放的可能性（参见拙著《法治十年观察·序》）。
中国公益法的兴起，放在维权时代的背景下看得最清楚。实际上，公益法实践就是一种维权，只不过，这种维权行动的目标，主要不在个人利益，而是更加广泛的公共福祉。而且，可称为公益法实践的维权行动，具有更严格的法律行为特征。其行动者，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对所采取的行动及其方法和目标，也具有更强的自觉意识。前面提到的孙志刚案中的公民法律行动，就是出于法律人的精心策划。其目标甚至不只是一部法律的存废，而是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立。那些针对比如垄断行为、不合理制度和政策的诉讼，具有同样特征，它们因此被称为公益诉讼。因为公益法的这种性质，法律人在这种法律实践中就扮演了重要作用。当然，只有那些具有较强公益意识的法律人才会投身于这一事业。
本书的正标题《天下的法》，让人想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一段议论：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因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以法为天下之法，视一家之法为非法，这是中国古时的传统。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当中，这一伟大传统被颠覆和抛弃。结果是，法之阶级性压倒和取代了法的公共性。经此改造之后，法不复为天下公器，而只是专政的工具。如今，公益法实践者所做的，正是要利用数十年来法律与社会变迁带来的契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赋予法律以公共性，让法律恢复其大公的性质。
本书的三位作者，贺海仁、黄金荣和朱晓飞，既是法律学者，更是公益法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他们合著的这本公益法实践研究报告，对在中国兴起的公益法运动，有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透过他们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对中国公益法运动的动因、性质、主要形式及特点，相关制度背景以及其中各方的行动逻辑，推动公益法实践所面对的困境，以及中国公益法运动的前景等问题，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中国公益法实践者的追求、努力及个中甘苦，也会有一点真切的体味。法律人向以公平、正义的追求者自许，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要维护法律的这些基本价值，人们经常要付出高昂代价。正因为如此，我对本书这几位作者，还有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群体（我认为这个群体比报告中写到的更大），一直深怀敬意。在我看来，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虽不足以代表法律的全体，但却涉及法的根本，且为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所亟须。而他们以法律为公共事务的想法，他们执著于公共利益的精神，还有他们通过法律服务于大公的理想，所有这些，也都恒具价值，令人肃然起敬。
我期盼着，本书的出版，能让更多人注意到中国的公益法事业，进而吸引更多的人，以适合自己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一事业中去。广泛的公众参与，原本就是公益法实践的一个目标和特点。天下之法，人人得而言之。也只有当天下人皆视法为己务之时，天下之法才能够变成现实。
（《天下的法：公益法实践研究报告》，贺海仁、黄金荣、朱晓飞著，社科文献出版社即出）
几年前的孙志刚案件，人们都耳熟能详。在那个事件中，三位法学博士以公民身份公开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在中国语境中，这一举动被视为具有示范性的公益法事例。一些针对社会歧视、消费者保护和环境污染而提出的诉讼，也是公益法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以公益之名推动制度和变革，并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天下的法：公益法实践研究报告》，第一章）。
像其他许多法律制度和概念一样，公益法之名最初是译自英文public interest law。不过，中国的公益法实践，并不能用这个英文词来简单地说明。就像另外一些传来的制度和概念，公益法终能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扎根生长，根本原因还在于，它能够被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意味着，它的动力和能量，它所利用的资源，它聚集力量的方式，主要都出自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法律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着眼于法律与社会的互动，我们今天所处的阶段或者可以被称为“维权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的特点，我曾在其他地方述及。
首先，法律日益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运用法律实现其主张，保护其利益，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但激活了法律，也参与和创造了法律。这种参与打破了以往官方对法律的垄断，同时拓展了法律的疆域，丰富了法律的内容，使法律成为社会中不同个人、群体和组织均可利用的竞胜场所。法律话语正日益成为不同利益的表达方式，也成为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渠道。
其次，维权并非革命性诉求，而是现行体制架构内的行动。尽管如此，这种行动对于推动变革、改善制度仍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当代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为百年来内外压力下一系列革命、运动和制度移植的结果，并非单一、严密的封闭体，而是内在地包含了诸多矛盾和紧张，这就为维权行动提供了可观的开放性空间。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法治运动具有某种开放的可能性（参见拙著《法治十年观察·序》）。
中国公益法的兴起，放在维权时代的背景下看得最清楚。实际上，公益法实践就是一种维权，只不过，这种维权行动的目标，主要不在个人利益，而是更加广泛的公共福祉。而且，可称为公益法实践的维权行动，具有更严格的法律行为特征。其行动者，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对所采取的行动及其方法和目标，也具有更强的自觉意识。前面提到的孙志刚案中的公民法律行动，就是出于法律人的精心策划。其目标甚至不只是一部法律的存废，而是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立。那些针对比如垄断行为、不合理制度和政策的诉讼，具有同样特征，它们因此被称为公益诉讼。因为公益法的这种性质，法律人在这种法律实践中就扮演了重要作用。当然，只有那些具有较强公益意识的法律人才会投身于这一事业。
本书的正标题《天下的法》，让人想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一段议论：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因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以法为天下之法，视一家之法为非法，这是中国古时的传统。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当中，这一伟大传统被颠覆和抛弃。结果是，法之阶级性压倒和取代了法的公共性。经此改造之后，法不复为天下公器，而只是专政的工具。如今，公益法实践者所做的，正是要利用数十年来法律与社会变迁带来的契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赋予法律以公共性，让法律恢复其大公的性质。
本书的三位作者，贺海仁、黄金荣和朱晓飞，既是法律学者，更是公益法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他们合著的这本公益法实践研究报告，对在中国兴起的公益法运动，有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透过他们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对中国公益法运动的动因、性质、主要形式及特点，相关制度背景以及其中各方的行动逻辑，推动公益法实践所面对的困境，以及中国公益法运动的前景等问题，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中国公益法实践者的追求、努力及个中甘苦，也会有一点真切的体味。法律人向以公平、正义的追求者自许，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要维护法律的这些基本价值，人们经常要付出高昂代价。正因为如此，我对本书这几位作者，还有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群体（我认为这个群体比报告中写到的更大），一直深怀敬意。在我看来，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虽不足以代表法律的全体，但却涉及法的根本，且为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所亟须。而他们以法律为公共事务的想法，他们执著于公共利益的精神，还有他们通过法律服务于大公的理想，所有这些，也都恒具价值，令人肃然起敬。
我期盼着，本书的出版，能让更多人注意到中国的公益法事业，进而吸引更多的人，以适合自己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一事业中去。广泛的公众参与，原本就是公益法实践的一个目标和特点。天下之法，人人得而言之。也只有当天下人皆视法为己务之时，天下之法才能够变成现实。
（《天下的法：公益法实践研究报告》，贺海仁、黄金荣、朱晓飞著，社科文献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