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的铜钱多被融化铸了夜壶
　　
　　一个王朝,新建之初大都朝气蓬勃,中间有的皇帝骄傲了,胡闹一气,惹出乱子来,即便平息下去也是元气大伤。
　　唐朝就是这样。安史之乱后,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唐朝可不是那个唐朝了。
　　玄宗以前,皇权相当巩固,国家是一个整体。唐中期以后,皇权就得了软骨病,藩镇军阀崛起,各霸一方,不怎么听招呼了。中央的问题也很严重,宦官开始专权,到后来居然能够决定皇帝的废立,重演了西汉末年故事。
　　在钱币的问题上,也是积重难返,关键就是货币数量不够用。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时,国家调整了税收方法,开始实施“两税法”,收税按户收取钱币,不再直接收稻谷和绢了。本来铜料不足,钱币发行就不足,官家这一收钱,钱又都跑到国库里去了,民间流通的钱币就更短缺。
　　由于货币长期供应不足,就造成了单旗先生所说的“钱重物轻”,尤其农产品卖不起价钱。按理说,通货紧缩之后东西便宜,商家不大高兴,但老百姓能得到一点好处。但是政府收税不按实物计算,而要按照市价折成铜钱来计算。这一来,农民生产的东西就越来越不值钱。
　　刚刚实行两税法时,一匹绢能折3300文钱,实施了14年后,一匹绢最多才能折到1600文。绢价跌了一半,就等于税率上涨了一倍。等到两税法实施40年后,绢价更跌得惨,跌去了四分之三。百姓血汗创造的价值,这么一折成铜钱,就蒸发得差不多了——国家和老百姓进行经济博弈,国家没有不赢的。
　　中唐以后有几个著名的贤臣,如陆贽、韩愈、白居易、元祯等,都曾经上书反对两税征钱。他们说,既然农民是生产谷子和布匹的,国家就直接征收实物好了;无论你是折成钱算,还是让他们把东西卖了再交钱,无疑都是多剥了人家一层皮。道理是简单得连傻瓜都懂,但皇帝有时候就装不懂。贤臣们的大实话,没人听。
　　不过皇帝也有他的苦恼:钱币越来越少,可绝不是我私吞了啊。像这样钱重物轻越来越甚,你要是让国家征税收取实物,没两天皇家就会穷死。那么,钱是怎么越来越少的呢?
　　原来这是货币流通的规律——它有损耗。铜质货币就更是流失严重。
　　唐穆宗时有一位户部尚书杨於陵,对此有过分析。他说,过去钱是在四方流通,现在官府存的钱太多;过去是猛劲铸钱以供应用,现在是减少炉子“自废武功”;过去钱只流通于中原,现在有不少都流到外国去了。再加上市井百姓习惯在送终仪式上,让死人嘴里含钱,还有商人要存钱准备放贷,商旅翻车翻船又遗落了不少,所以钱币怎么能不少?
　　有人还向皇帝举发了铜钱大量流失的一个猫腻:原来是黑心商人把铜钱融化了,铸成铜器,卖价是等量铜钱的三倍半。如此厚利,傻瓜才不干。什么香炉、帐钩、镜子、夜壶,什么好卖就铸什么吧。
　　为了遏制铜钱大批退出流通,皇帝也是想疼了脑瓜仁儿,中晚唐时期,朝廷几次下令禁止铸铜器,但这种官样文章的法令大概没啥效力。到了唐宪宗,索性禁止民间存钱,要求富户把所有的存钱都拿出来,投入流通。他发现只下诏令没有用,就正式颁布了《禁蓄钱令》,规定私藏钱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的部分,限期一个月内全部购买物品来储存,违者按照官职大小,定不同的罪。平民就更不能饶,要杖死,杖死就是打板子致死。法令实施14年后,下一个皇帝唐文宗又稍稍放宽了限制,规定存钱不得超过7000贯。凡是超过10000贯的,一年内必须花完;对拥有10万贯家产以上的大富豪,特别开恩,允许两年内处理完毕。
　　这样的法令,实际上是掩耳盗铃,怎么可能有效用?
　　货币本身就有储值功能,人家是合法收入,你怎能挡得住人家不花钱?大唐又不是秦始皇暴政,我就不花钱,你还能派侦缉队挨家挨户搜么?经过40多年的官民角力,政府终于让了步。唐穆宗听取了户部尚书杨於陵的建议,百姓上税、国税上交和地税截留都用实物计算,仅仅保留盐、酒两项专卖仍用钱计算。这等于承认了实物货币的存在。
　　有专家指出,唐朝之所以不能把官铸铜币贯彻到底,是因为当时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很多农民生活在自然经济状态中,与商品社会不接轨,所以实物货币还不能完全废止。
　　不过,这个缺铜钱的大问题,到了晚唐的唐武宗,差一点得到全面解决。
　　唐武宗是晚唐很有性格的一位皇帝。他是前一位皇帝唐文宗的弟弟,本来这皇位不属于他,可是宦官仇士良等人贪图拥立之功,把他给推上了台。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即位之年已是27岁了。他多年来迷信道教,身边有一大批道士朋友,因不是在深宫中长大,对社会也比较了解。他还喜欢骑马游乐,常带着邯郸舞伎出身的爱妃到教坊饮酒作乐,好似寻常人家的家宴一般。不过玩是玩,国家大事却没有耽误,唐武宗能够重用贤才,管理国家也没有什么书生气。如果做错了事,还能够虚心向宰相道歉。他最重用的大臣是宰相李德裕,君臣俩相当默契。
　　武帝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5年,却干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那就是“灭佛”。
　　灭佛是从他上台的第二年开始的。也就是从会昌二年(842年)起,逐年加大打击力度。到会昌五年达到顶峰,在全国开始大规模扫荡寺院。这次灭佛,史称“会昌法难”, 后世将其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为“三武之厄”。
　　这一年,全国共计拆毁寺庙4600多座,拆毁游方和尚招待所(招提)、修道院(兰若)4万多个,强令僧尼26万多人还俗,寺院奴婢15万人遣散。这些人回归社会之后,因自食其力,也就变成了必须给国家纳税的“两税户”。武宗灭佛,显然是受了他的那帮道教朋友的鼓动,但是客观上却有力地打击了畸形的寺院经济,增加了纳税人口,还是让国家受了益。他拆完庙后,把庙里的钟、罄、香炉、铜像等等搜罗一空,都拿来铸开元通宝——当年梁武帝白给你们的,今天我唐武宗也要白拿回来。
　　当时铸钱,是下令让各州分头铸的,在钱的背面或铸一个“昌”字,或铸一个州名作为标志。这批钱,俗称“会昌开元”,是唐朝最后一批合乎标准的钱。
　　这次铸钱,力度很大,基本解决了缺钱的问题。本来武宗准备在第二年停用其他所有的钱,全国只用“会昌钱”,可是第二年他忽然死掉,这个计划也就泡了汤。就从他这种平时嘻哈、临事果断的的性格看,是个能成大事的人,要是再多活几年,没准儿唐朝也能多存活几年。武宗死得可惜,是吃了太多道教朋友给他的丹药死的,于是他成了唐朝自太宗以来第四个死于吃丹药的皇帝。
　　想长命,结果偏偏短命。历史上很多人、很多事,都是这样。
　　
　　泥巴捏的钱也可以用来买东西
　　
　　到了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时,中国钱币史上又出了一件搞怪的事。
　　有人用泥巴做钱,而且还正式进入了流通。干这个事的,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这个人是武将出身,早年在一场攻城战役中,用挖地道的方法攻下城池,因此军中都叫他“刘窟头”。他当的这个卢龙节度使,是他用武力抢来的,唐朝廷是没办法,事后给予追认。他的辖区,就在幽州一带(今北京市)。
　　唐末的藩镇,实际上就是地方军阀,中央奈何不得他们。刘仁恭能在群雄争霸中夺得一块地盘,啸傲蓟门,志得意满,渐渐地就骄傲起来。当官的要是骄傲,有一个普遍标志,就是生活腐败,具体说是讲究奢侈,荒淫无度。刘仁恭在幽州,就是老大,你皇帝享的什么福,我也要享什么福。
　　他嫌幽州城不够牢固,就在附近的大安山上,依绝壁筑起一座“别馆”,不仅有险可守,而且极其堂皇,酷似皇宫。他又选了许多美女到“宫中”来服务,自己就呆在这小天堂里,和道士们伙在一起炼丹药,以求长生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