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的许多往事，随年龄的增长都渐渐淡忘了。唯有两件事情却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家8口全靠父亲一人挣工分养家糊口，而母亲则除了担负全部家务活外，还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
　　记得那年冬季农闲，母亲让父亲到南泡子买回一车芦苇，她不分白天黑夜地编织苇席，也好给家中积攒一点春节购年货的钱。
　　编织苇席虽算不上粗活，但工序却不少：破缝、浸泡、碾玉、扒苇叶。而浸泡则要到河里砸开冰层，将芦苇置于水中。每次浸泡或取芦苇，母亲的手常常被冻得糙裂红肿。轮到扒苇叶就更难了，我和哥哥、弟弟放学回家，总要帮母亲干点，但因速度慢，供不上母亲编织，母亲只好自己动手，手常常被芦苇扎破，久而之久，母亲的手开始发炎化脓，母亲舍不得花钱医治，只好用布条蘸上黄酱包在手上。临近春节，所编织的苇席还不够我们做新衣服的花销。为了让我们春节能穿上新衣，母亲忍着伤口的疼痛一直忙到腊月二十七。
　　记得程琳演唱的歌曲中有这样一段歌词：“妈妈的双手冻裂了口，只好把黄酱当药膏……”每当我听到或唱及这首歌时，心中顿时流溢出一种伤痛的感觉。
　　也是一年的冬季。有一天，我的妹妹穿上母亲为我们新做的棉鞋，到雪地上玩了半天，回到家中见棉鞋已被雪水浸透，为了不让母亲发现，趁天黑偷偷将棉鞋放到灶坑边烘烤。可天亮醒来，两只棉鞋已基本化为灰烬。为此，母亲打了我和妹妹。
　　到了晚上，我便早早入睡，蒙眬中醒来时，只见母亲还坐在油灯下飞针走线。母亲是怕我和妹妹冻坏脚，在昏暗的油灯下，整整熬了一夜，为我和妹妹赶做棉鞋。
　　母亲的眼睛熬红了，虚弱的身体已撑不了一夜的煎熬。次日上午，母亲的嘴唇开始干裂，额头沁出阵阵冷汗，持续的高烧使母亲终于病倒在炕头。母亲没有到医院去治疗，她让我和妹妹到屋外，将手心贴在冰凉的墙上降温，尔后回屋把手心再贴在她的额头驱热。整整忙了小半天，母亲的高烧见退（真不知此法是否真的起了作用）。这时，墙外传来卖糖葫芦的叫喊声，因我嘴馋，便缠着母亲说：“给我买一串吃。”母亲半天不语，却哆哆嗦嗦地从衣兜里掏出些毛票，于是，我和妹妹都各买了一串，我们一边唱歌一边吃着。
　　快到生产队收工的时候了，母亲支撑着衰弱的身子到厨房做午饭。她从酸菜缸里捞出一颗酸菜，剥去外叶，将菜心洗一洗，便一口口地吃了起来。我不解地问：“妈妈，好吃吗？”母亲笑着说：“妈妈发烧，嘴里没味，吃点酸菜心鲜鲜。”听母亲这么一说，我真是后悔极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1990年冬季，我和爱人孩人回老家探亲。一天中午，全家人围桌就坐，屋外又响起了糖葫芦的叫卖声，于是我跑到屋外，买下了小贩的全部糖葫芦，我把糖葫芦送到母亲嘴边，母亲只咬了一口，她笑着说：“原来这糖葫芦不过也是酸菜心的味道，听了母亲这话，再看一眼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竟不知糖葫芦是啥滋味，我的泪水猛地涌出眼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