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牙垂钓碧溪、诸葛亮躬耕垄亩，那种波澜不惊等君来的气定神闲，真有一副怀才必遇的架势；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管夷吾举于士、王猛卖簸箕为生，这些劳苦中的草根、阶下囚，起初又哪敢奢望做一朝知遇、大展宏图的美梦?布衣卿相、东山再起的故事，想来更是令人欷歔。
　　是金子就一定闪光?这就得有生逢其时的造化了。
　　周秦时代，中央集权逐步形成，政事繁多，于是出现了以宰相为首的朝官集团，一批贤相名宰应运而生，活跃在社会剧变的历史舞台上。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更把分散的天下权力大归中央，但一个人毕竟精力有限，于是设了丞相帮他处理全国政事，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水到渠成。宰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既是国务总管又是皇家总管，曾在历史上显赫一世。萧规曹随、房谋杜断，一批皇帝的好助手确实为汉唐盛世的出现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古代，武能安邦、文能定国、出将人相的人，还真不少。知遇之恩，总以涌泉相报。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大手笔绘制历史巨变，诸葛亮、耶律楚材辅政有方。贤明君主膝下，“三朝宰相”晏婴、伊尹、杜佑之流终善其身；在唐朝，张说家甚至成为显赫的“宰相世家”。唯有君明相贤，相互信任，才能珠联璧合，成就国之大业。
　　可是，位高权重必定树大招风。就在君相“坐而论道”之玄机里，皇权开始感受到相权的威胁，宰相们的厄运从天而降。仅西汉初到武帝时，百余年间，被杀宰相高达30多人。在汉武帝之后，相权再也没有翻身。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这对悲喜冤家在摩肩接踵的交织里也就恩怨盘结。汉武帝让亲信近臣组成“内朝”，架空由丞相和三公九卿组成的“外朝”；他在位54年，先后用相12人，其中多数被免职或处死，使相权受到沉重打击；武则天当皇帝21年，用了76个宰相。唐朝时三省的最高长宫都是丞相，七八个宰相共同议政不足为奇；到北宋，宰相最多时达10人以上，一相四参更是常事。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所谓位高震主，所以历代最高领导们常感不安。陈平“老道”、吕端“糊涂”、富弼能“忍”，史上能逃一劫者，堪称大智。宋以前三公坐而论道的场景，到宋朝便不复存在，凳子已经从屁股下面被抽走，到了明代，更只有跪着说话的份了。北宋时，宰相“事无不统”的局面本已打破，但，朱元璋这个“史上最牛的暴发户”，这个从乞丐变成皇帝的草根，也许最懂得没有权力的苦头，得势后分外小心眼儿，找了理由杀了丞相胡惟府，制造长达10年之久、株连3万余人的恐怖，并明文罢设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中国宰相制度从此沉寂。
　　在历史上响当当的威威相权，风吹云散。
　　历史上的确有赵高、李林甫、秦桧这样背负千古骂名的“奸相”，但明太祖错误地认为宰相的设置是国家政治动乱的根源。殊不知，贤相与奸相的出现，一方面与皇帝的贤愚和担任此职的个人品性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本质决定的。在封建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而宰相是对皇帝负责而非对人民负责，这也就是宰相的悲哀所在。
　　可惜，集权者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朱元璋既然犯了管理学上的大忌，也就活该受累。据说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此君最为勤勉，每天从黎明忙到深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日平均处理400多件事……这种“自虐似勤政”的后果可想而知。
　　宰相终于彻底被“宰”，君相千年的恩怨画上了句号。内阁出现了，军机处出现了，但，无人再去触及宰相这颗敏感的“荆冠”，即使所谓“三朝宰相”张廷玉、“东方俾斯麦”李鸿章，也都不能堂而皇之地被人呼日“宰相”的。
　　宰相，伴随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衰落而沉人如血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