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忙得昏天暗地。有一阵工作不顺，又失恋，生活无法自理，过得猪狗不如。大概是电话打得少，我妈察觉出异样，选了一个周末搞了个突然袭击，一进门看见垃圾场一样的屋子：脏衣服堆叠，吃剩的盒饭没扔，照片撕了一地，她心爱的女儿躺在床上像一条死狗。
　　我妈问：“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我不出声。
　　我妈问：“出了什么事情？”
　　我不出声。
　　我妈问：“他怎么没来看你？”
　　我捂着被子呜呜哭起来。
　　我说：“妈妈，我好想死啊。”
　　我妈一下子慌了，也哭着说：“你不要吓我……”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恋爱五年，即便爱已不在，但是在一起已成习惯，像伤口粘着纱布，一撕就皮开肉绽，痛得钻心。分手的原因，是无话可说。他在浦东工作，住在浦东，周末来看我时，我要么加班天天盘算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升职，要么趴在电脑上写稿子，给无数杂志投稿，做夢都想当个作家。 偶尔出去逛逛，总觉得很累，话都不想讲，沟通仅限于事务性对谈。“吃什么？”“都行。”“饱了吗？”“饱了。”“想看什么电影？”“随便。”“吃爆米花吗？”“嗯。”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泪洗面。
　　妈妈留在上海照顾了我三个月，我把自己搞得更忙，起得比鸡早，睡得比小姐晚。凌晨回家，妈妈永远在等我，默默地端茶倒水，热饭热汤。
　　我和颜悦色的时候她会问：“真的不能和好了吗？”
　　无名火总会瞬间点燃，要么甩脸子回房间睡觉，要么怒气冲冲发一顿牢骚。最常说的一句是：“你知道什么啊！”还有一句：“别烦了行吗！”
　　有一次，我轻手轻脚进门，发现妈妈坐在台式电脑前睡着了，老花镜挂在脸上。屏幕闪烁，妈妈在看我的博客，那些文字颓废又绝望。还有一次，被噩梦吓醒，口干舌燥，摇醒熟睡的妈妈说：“妈妈我渴。”
　　妈妈问：“要喝水吗？”
　　我说：“冰箱里有罐头吧，我想吃罐头。”
　　妈妈一骨碌爬起来，去厨房弄罐头，找不到起子就用菜刀撬。罐头没弄开，手背切开一块肉，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我冲进厨房，妈妈的手血肉模糊……我哭着陪妈妈去看急诊，路上一直揽着她的肩膀。
　　妈妈摸摸我的脸说：“别难过，以后会越来越好。”
　　我泪如泉涌。
　　妈妈说：“你这么努力，以后会越来越好。”
　　妈妈又说：“还会有人对你好的，你以后会很幸福。”
　　大姨来上海看妈妈，妈妈特别兴奋，缠着大姨聊天，聊了一夜，说她在上海的生活。她这三个月无事可干，看电视剧快看吐了;她出门买东西，不认识路;她听不懂上海话，遭遇了白眼与冷遇;她担心我继父，店里生意忙，怕他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她也特别想我妹妹，担心她的学习……但是因为要陪我，她只能辜负一边……
　　我才知道，妈妈在上海这三个月，比坐牢还难受。我以为忙起来时间过得比较快，却忽略了妈妈度日如年。
　　大姨说：“她又不用你陪，你在这里干吗？起不到作用自己还难受。”
　　我妈说：“我就想和她说说话。”
　　有一类人，小时候把心里话写进日记，长大后把心里话打进电脑，对着屏幕倾诉、对陌生人倾诉、对朋友倾诉，唯独不对亲人和爱人倾诉。
　　我是这一类人。但爱是无话可说吗？我不这么想。
　　事实上，我多么渴望有个无话不谈的人。我们睁开眼睛有话说，闭上眼睛有话说，吃饭时有话说，看电影时有话说，接吻时有话说，打架时有话说，高兴时有话说，受伤时有话说。最好，连梦里都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