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本文基于经济分析的立场，从理性人治安防控者的假设出发，分析了治安防控的经济属性，探讨了防控成本和防控收益，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经济学 治安防空 理性人假设
犯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一如有鼠就有猫、有矛就有盾、有阴就有阳，有犯罪就当有犯罪的应对—即治安防控。如同犯罪研究的多视角一样，治安防控的研究自然也可以是多视角的。在此，我们同样以经济学为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一、理性的治安防控者
同“理性的犯罪人”所暗含的意义相同，“理性的治安防控者”这一表述本身就预示着，“理性人”的假设仍然是我们展开分析的前提;因为既然“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而治安防控行为并没能逃脱“人类行为”这一范畴. 单位、社会和自然人一样，都会趋利避害。那么，作为治安防控的主体——个人或是单位、社会——被假设为“理性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治安防控者是理性的，其寓意如同对“理性的犯罪人”对“人是理性最大化者”的假设所暗示的意义——“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的借鉴一样，当我们把“人们”理解或界定为“治安防控者”的时候，就会得出另一个推论，即:治安防控者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他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防控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去防控。
因此，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理性的治安防控者”与“理性的犯罪人”有实质性区别，二者都不过是“理性人”这个“总纲”下具有相对意义的“子目”，表象不同，实质统一;治安防控行为与犯罪行为也没有实质性差别，本质上都是一种经济行为，虽然二者的目的是针锋相对的。
二、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
治安防控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这决定了其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成本与收益是两个决定性因素。
1.治安防控成本。治安防控成本指社会为预防犯罪而投入的成本。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就像犯罪并不总是“空手套白狼”的活一样，治安防控也不是只说不练的“假把式”，所有的防控措施，即使按照目前公安机关所提的人防、物防、技防的“三防”建设——一定数量的现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有的还可能是巨额资金的投入。这些为预防犯罪所作的物质上的准备，都归入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
其次，治安防控的精神性成本。治安防控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投入，人们为防控所做的比如思考、规划、计算甚至有些情况下所受的煎熬等等精神性的工作都是一种投入，这些精力、心智等的精神损失当计入治安防控的成本。
再次，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与犯罪的机会成本的寓意相同，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意味着人们将资源用于防控而丧失了用于其他方面可能得到的收益。换句话说，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的确定“参考”于拥有同样资源投入的另一个经济行为的价值。
最后，治安防控的预期投入成本(也称预期防控成本)。预期防控成本是防控者打算投入的成本或者是能投入的成本，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由于防控者的理性决定了防控者会尽可能的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收益，因而，对预期损失的测度将决定防控成本投入的多少。
2.治安防控收益。治安防控收益是指由于防控成本的投入而避免的损失。这种被避免的损失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精神性的。相对于物质性收益的容易测度，精神性收益是一笔不容易计量的收入，因此，为分析的简便，仅将治安防控收益限定为物质性收益，而将精神性收益忽略不计，尽管它使社会总福利增加了。
治安防控收益的多寡取决于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而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人们的预期损失，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
治安防控所要避免的是未来的损失，也即损失尚未发生;同理，治安防控所要取得的收益也是未来的收益，也即收益尚未得到，因而治安防控的收益实质上是一种预期收益，将防控收益称为预期防控收益似更恰当。
三、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之比较分析
由于犯罪者与防控者的“理性”统一性和犯罪行为与防控行为的“经济”统一性，犯罪模型完全可以套用过来用以解释治安防控行为，即:治安防控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为了在使用情境上与犯罪模型区别开来，我们姑且称之为治安防控模型。
治安防控模型对防控行为条件的概括意味着，在治安防控者的“理性”中，当既得利益大于既付代价时防控者才会积极作为。这寓意着:首先，当防控者认为其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时，防控者将会采取防控措施以阻止不法侵害;并且随着预期收益越大，防控者投入防控资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当防控者认为其预期收益小于其预期成本时，其投入防控资本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而且预期收益越小越不可能进行投资。再次，当犯罪人认为其预期收益相当于其预期成本时，防控者可能对犯罪防控抱无所谓的态度。
由于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都取决于预期损失，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预期损失又取决于侵害发生的概率，因而，侵害几率会对防控者产生激励，也就是说，侵害——比如说被盗——的次数的多少会较价值的多少更能对防控者产生影响，这一点同“概率的改变比刑罚的改变，对于违法行为的数量有更大的影响”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类行为共同的一般性特征”。
治安防控模型还隐示了一个与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及其相关的变量:时限，也就是在多长的时段内去计算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防控措施并不是一次性消费产品，防控者更不会去追求一次性消费，在防控者看来，防控资源发挥作用越长久越好，时间越长，收益越高，成本则相对越低。在同样的防控效果和同样的价格下，一套能正常使用5年的技防产品肯定要比使用3年的销路好，而在同样使用年限的情况下，防控效果和价格是决定防控者是否为此付钱的关键性因素。
参考文献:
[1]万水云:略论犯罪预期成本与社会治安防控[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6,(02)
[2]郭东:犯罪的经济学本质[J]公安研究,2007,(04)
[关键词] 经济学 治安防空 理性人假设
犯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一如有鼠就有猫、有矛就有盾、有阴就有阳，有犯罪就当有犯罪的应对—即治安防控。如同犯罪研究的多视角一样，治安防控的研究自然也可以是多视角的。在此，我们同样以经济学为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一、理性的治安防控者
同“理性的犯罪人”所暗含的意义相同，“理性的治安防控者”这一表述本身就预示着，“理性人”的假设仍然是我们展开分析的前提;因为既然“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而治安防控行为并没能逃脱“人类行为”这一范畴. 单位、社会和自然人一样，都会趋利避害。那么，作为治安防控的主体——个人或是单位、社会——被假设为“理性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治安防控者是理性的，其寓意如同对“理性的犯罪人”对“人是理性最大化者”的假设所暗示的意义——“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的借鉴一样，当我们把“人们”理解或界定为“治安防控者”的时候，就会得出另一个推论，即:治安防控者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他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防控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去防控。
因此，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理性的治安防控者”与“理性的犯罪人”有实质性区别，二者都不过是“理性人”这个“总纲”下具有相对意义的“子目”，表象不同，实质统一;治安防控行为与犯罪行为也没有实质性差别，本质上都是一种经济行为，虽然二者的目的是针锋相对的。
二、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
治安防控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这决定了其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成本与收益是两个决定性因素。
1.治安防控成本。治安防控成本指社会为预防犯罪而投入的成本。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就像犯罪并不总是“空手套白狼”的活一样，治安防控也不是只说不练的“假把式”，所有的防控措施，即使按照目前公安机关所提的人防、物防、技防的“三防”建设——一定数量的现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有的还可能是巨额资金的投入。这些为预防犯罪所作的物质上的准备，都归入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
其次，治安防控的精神性成本。治安防控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投入，人们为防控所做的比如思考、规划、计算甚至有些情况下所受的煎熬等等精神性的工作都是一种投入，这些精力、心智等的精神损失当计入治安防控的成本。
再次，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与犯罪的机会成本的寓意相同，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意味着人们将资源用于防控而丧失了用于其他方面可能得到的收益。换句话说，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的确定“参考”于拥有同样资源投入的另一个经济行为的价值。
最后，治安防控的预期投入成本(也称预期防控成本)。预期防控成本是防控者打算投入的成本或者是能投入的成本，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由于防控者的理性决定了防控者会尽可能的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收益，因而，对预期损失的测度将决定防控成本投入的多少。
2.治安防控收益。治安防控收益是指由于防控成本的投入而避免的损失。这种被避免的损失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精神性的。相对于物质性收益的容易测度，精神性收益是一笔不容易计量的收入，因此，为分析的简便，仅将治安防控收益限定为物质性收益，而将精神性收益忽略不计，尽管它使社会总福利增加了。
治安防控收益的多寡取决于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而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人们的预期损失，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
治安防控所要避免的是未来的损失，也即损失尚未发生;同理，治安防控所要取得的收益也是未来的收益，也即收益尚未得到，因而治安防控的收益实质上是一种预期收益，将防控收益称为预期防控收益似更恰当。
三、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之比较分析
由于犯罪者与防控者的“理性”统一性和犯罪行为与防控行为的“经济”统一性，犯罪模型完全可以套用过来用以解释治安防控行为，即:治安防控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为了在使用情境上与犯罪模型区别开来，我们姑且称之为治安防控模型。
治安防控模型对防控行为条件的概括意味着，在治安防控者的“理性”中，当既得利益大于既付代价时防控者才会积极作为。这寓意着:首先，当防控者认为其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时，防控者将会采取防控措施以阻止不法侵害;并且随着预期收益越大，防控者投入防控资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当防控者认为其预期收益小于其预期成本时，其投入防控资本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而且预期收益越小越不可能进行投资。再次，当犯罪人认为其预期收益相当于其预期成本时，防控者可能对犯罪防控抱无所谓的态度。
由于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都取决于预期损失，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预期损失又取决于侵害发生的概率，因而，侵害几率会对防控者产生激励，也就是说，侵害——比如说被盗——的次数的多少会较价值的多少更能对防控者产生影响，这一点同“概率的改变比刑罚的改变，对于违法行为的数量有更大的影响”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类行为共同的一般性特征”。
治安防控模型还隐示了一个与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及其相关的变量:时限，也就是在多长的时段内去计算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防控措施并不是一次性消费产品，防控者更不会去追求一次性消费，在防控者看来，防控资源发挥作用越长久越好，时间越长，收益越高，成本则相对越低。在同样的防控效果和同样的价格下，一套能正常使用5年的技防产品肯定要比使用3年的销路好，而在同样使用年限的情况下，防控效果和价格是决定防控者是否为此付钱的关键性因素。
参考文献:
[1]万水云:略论犯罪预期成本与社会治安防控[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6,(02)
[2]郭东:犯罪的经济学本质[J]公安研究,2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