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保罗·埃利希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人口炸弹》中告诫人们：为养活全人类所作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他预测，世界人口的增速将超过地球所能承载的范围，灾难即将来临，“无论当下采取何种应急措施，都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活活饿死。”
　　这番末日言论让这位昆虫学家跻身名流，也激励了多年以后的人口控制计划和环境保护运动。不过，同时期的另一波社会浪潮已证实埃利希的预测是错误的。

| 出生率持续低迷 |

　　华盛顿大学七月发表于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一项研究认为，世界人口将在2064年达到97亿的峰值，接着开始下降。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去年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测这一峰值可能会来得晚些，大约在本世纪末。即使有所区别，但两项报告都认同一点，即世界人口将在本世纪以内开始缩减，且不是因为疾病、灾难等客观原因。
　　导致人口衰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女权主义运动。就在《人口炸弹》风靡一时之际，女权主义运动积聚力量，为女性争取到事业发展的新空间、晚结婚或不结婚的权利以及少生或不生孩子的自由。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默里表示，这样的时代背景加上数量庞大的女性群体，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就此改变。“人类这一物种不同以往，女性掌握了她们的生育权。”默里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工作机会的增多，她们往往选择生育更少的孩子。”
　　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大幅增加，避孕用品的质量明显提高，且更易获得，这一切都让美国郊区、伊朗城市、印度农村等地区呈现出同样的趋势。“我一直坚信教育是降低生育率的神奇避孕药。”印度人口基金会执行理事普那姆·穆特雷亚说。
　　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描绘了与当今世界截然不同的2100年人类社会面貌：日本、泰国、新加坡、西班牙和其他19國的人口数量减少50%以上;届时中国的人口数量接近现在的一半;如果人口规模仍与地缘政治影响力挂钩，那尼日利亚将以7.91亿的预测人口数成为世界大国。
　　那是一个衰老的世界，其影响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生产率到文化生产方式再到建筑设计模式……印度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缩减数亿;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只有靠压制反移民政策才能勉强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而其中许多新移民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的人口将增加两倍。
　　如此悲观的前景促使一些政府想方设法说服公民生育更多孩子：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去年承诺，生育四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伊朗的诊所停止实施输精管结扎术，也不再派发避孕用品。
　　顽固的低出生率并不只是掌权者纸上谈兵的问题，其背后有着更现实的原因。在发达国家开展的调查显示，女性其实是希望拥有一个大家庭的，但国家福利制度的式微和中产阶级停滞不前的薪资却致使她们很难在家庭事务上花费更多时间。而且，新冠疫情封锁令引发的经济衰退或许还会导致未来几年出生的孩子更少。
　　默里表示，作为少数几个摸索出如何刺激出生率的国家之一，瑞典施行了包括幼儿保育、弹性工作、超长产假和陪产假在内的一揽子计划，但收效甚微——每名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仅上升了0.2。同样的政策在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出师不利。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可行、广泛和高质量的幼儿保育计划毫无疑问会提振人口出生率，但现金补贴等其他家庭友好政策却似乎无济于事。

　　根据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印度人口很有可能在20年内达到16亿的峰值，因而这个国度并不排斥出生率的降低。穆特雷亚就看到了黯淡数据背后的人类福祉，“印度村里的年轻女孩，尤其是上过学的，看起来更自信了。你和她们交谈时会发现她们变得果敢坚毅，而且多数都在试图说服家人让自己继续念书，晚点结婚。”

| 社会人口老龄化 |

　　如果预言成真，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现实与影响将于未来几十年内在各方势力的政治博弈中更为举足轻重。“生活在人口爆炸时代的人们很少考虑人口衰减的深远影响。”默里说，“这意味着塔顶尖、塔底宽的人口金字塔几乎整个倒转过来，形成塔顶宽、塔底窄的‘倒金字塔’结构——年轻人逐步减少，年长者却日渐增多。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快速行进，这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和组织都产生了难以置信的重大影响。”
　　犹他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德里克·霍夫表示，人口总量收缩在缓解环境压力的同时，也将促使公众重新审视那种将繁荣昌盛等同于无休止增长的经济模式。“该经济模式认为，人口增长过慢将延缓经济的发展，此外社会福利系统也将陷入困境，领养老金的老年人过多，而作为劳动力和纳税人的年轻一代却过少。”霍夫说。反思这一观念的人愈来愈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霍夫不否认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但也并不觉得这是一场如人们口中所说的严重危机，“人人都在说日本的人口呈螺旋式下降，但整个日本社会依然富裕。”
　　人们为人口衰减的后果争论不休，还对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大张挞伐。在此种压力下，政府如果无法说服公众生育更多孩子，那就很有可能诉诸一些具有惩罚意味的措施。“假如真的走到人口增减改变地缘政治关系的那一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默里说，“政府将为此费尽心思，其中一些办法颇有意义，比如为女性的事业发展与家庭事务提供更多支持，另一些则可能对女性的自主选择权构成真正威胁。”

| 拒绝生育的新一代 |

　　我设想过自己的孩子会是什么样，他们更像我还是我的伴侣？他们会继承我那浓密的头发和可怕的近视眼吗？可我转念一想，我不会生孩子，而且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多数情况下，孩子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要是生活在高房租、高债务、零资产和无房产的境况下，孩子真的可有可无。只不过有时，我会突然特别想要一个女儿，那感觉跟我父亲第一次用他那双大手将我抱在怀中时一样强烈。
　　可我又想到了那些惨淡的数据。如果我的孩子出生在今天，那么他10岁时，地球上1/4的昆蟲已然消失，1亿儿童面临着严重的食物短缺;他23岁时，99%的珊瑚礁遭受了严重的白化;他而立之年时，两亿气候难民四处游荡，近半物种在野外灭绝。2100年时他80岁，澳大利亚、非洲和美国的部分地区不再宜居。
　　我们有78亿人，但科学家表示这个星球最多可容15亿人过着像当下美国公民那样的生活。任何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所能作的最大贡献就是不生孩子。根据一项研究，少生一个孩子每年可减少58.6吨的碳排放量，与之相较，不开车、拒绝乘坐横跨大西洋的往返航班和坚持植物基饮食只能减少2.4吨、1.6吨和0.82吨。这一说法备受质疑。难道我们得让父母为孩子的碳排放负责？难道个人的碳排放量不会随着技术与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减少？我们遵循英国石油公司推出的“碳排放计算器”来测量个人碳足迹，不正为碳排放的罪魁祸首——某些污染环境的大企业——堵上了悠悠众口吗？唯一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不能再继续了。

　　三月末，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封锁状态，一时之间“新冠宝宝”的说法甚嚣尘上。英国负责生育服务的国会议员纳丁·多丽斯发推说：“九个月后我们有的忙了。”然而，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成千上万名35岁以下年轻人在被问及今年是否计划生孩子时，有60%～80%表示要么推迟这项计划，要么完全放弃。目前处于生育年龄的一代人在成年之际遭遇了2008年金融危机，又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惨遭另一次经济衰退的打击。美国出生率创下35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远低于维持人口总数稳定的“更替水平”，而它也仅仅是将在2100年面临巨大人口崩溃的183国中的一员罢了。

　　科学家称这一趋势“令人震惊”，另一些人却认为这只是长期且广泛存在的不安感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愈发感到人类延续物种生命的责任感日渐缺失，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猖獗，为增强我们对未来之信心所需作出的结构性深刻变革却遥不可及。于是，就在政府主张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政策时，诸如“人口事项与理想人口信托”一类的组织却报告说，公众对其只生一两个孩子或不生的建议兴趣渐浓。一些更极端的组织走入主流视野，比如号召“愿我们长命百岁，寿终正寝”的“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新词汇应运而生，比如因气候变化而拒绝生育的“生育罢工者”。对人类繁殖行为持否定态度的反出生主义者争辩道，把一个有知觉的生命带到人世本质上是件残忍的事，因为他注定要历经磨难。甚至还有人否定自己的存在，将父母告上法庭，并因此登上新闻头条。不过，现在最普遍适用的术语仍是“生育罢工者”，以代表那些下定决心不生而不是少生孩子的人。

| 探求人类生活新理念 |

　　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生孩子时，我可以给出各种理由，“不想生”却是我最说不出口的答案。

　　不计其数的研究发现，大众往往认为不生孩子的人冷漠自私、不近人情，女性尤其得蒙受这一骂名。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和苏格兰首席部长尼古拉·斯金特被迫透露流产和不孕的信息，澳大利亚前总理茱莉娅·吉拉德因拒绝生育备受指责。我们中的部分人在有生之年可能会见证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因此我们这代人拼命地找寻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坚持素食主义，在离家近的地方度假，即使我们深知，如果超级富豪将其碳排放量削减至欧盟国家普通公民的水平，全球碳排放量将减少1/3。我们想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这比我们生不生孩子更重要。

　　自从我和我的伴侣下定决心不生孩子以后，我开始在书籍中寻求那些没有孩子但依然拥有丰富人生的积极案例。从多丽丝·莱辛、D·H·劳伦斯、巴尔巴拉·皮姆和雷切尔·库斯克的文字中，我发现最贴合的例子是古怪的老处女和纠结生育与否的夫妻，与此同时，有数不胜数的母亲被孩子和缺席的丈夫羁绊，无法走出樊笼，实现个人追求。
　　不过近来，走上成年舞台的Y世代（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质疑这一现状。“去他那有孩子的‘精彩’生活！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我这样的自在人生。”38岁的作家梅丽莎·布罗德在其小说《双鱼座》中如是说。在她看来，拥有孩子的生活“就如盘子里的一片洋葱，让人略感不快，难以入口”。

　　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个将“不生孩子”之大忌转变为利他行为的契机。人们把“养儿防老”挂在嘴边，为人父母常常被视为对美好未来生活的最佳投资。抱此观念的人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难道不是另一种自私吗？生育孩子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件好事，同理，拒绝生育也不能说明这是一件坏事。我们要挑战的是那种认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必须鞭挞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偏狭观念，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重新审视人类生活意义之所在的思想革命。
　　作为革命的一员，我将继续求助于书籍。《森林树冠》中为治疗不孕花费数千美元的雷和多萝西夫妇终于决心向前看了。“于是，书籍取代了孩子。”理查德·鲍尔斯写道，“雷热衷于在浩繁卷帙中窥见人类文明朝着不可知的方向行进的宏伟历程。夜色茫茫，可他还想继续读下去，他正读到人类生活的质量如何提高，不断涌现的发明创造如何解放全人类，而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最终拯救了这一物种。”
　　[编译自英国《卫报周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