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知金融女，从写作中汲取力量

　　于贺琦在金融行业工作近十年。她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大学前往德国留学，收获了金融学硕士学位，是CFA持证人（特许金融分析师，在金融界被视为华尔街的敲门砖），顺理成章进入金融行业，一做多年。她工作起来敢闯敢拼，曾经有过一年数千万的个人业绩，升职加薪非常快，也很快地積累了一些财富。然而她却感到灵魂渴了，她觉得职业不等于事业，她要去找自己真正的使命，写作就是她找到的使命。
　　于贺琦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吕碧城》。她选择写吕碧城，也有一种神奇的缘分。吕碧城出生于1883年，刚好比于贺琦大100岁，是一位才女，从文、从商、从政从无败绩，即使是在今天，女性能取得如此成就都是十分不易的，更何况是一百多年前。吕碧城有如此成就却不被人周知，这吸引了于贺琦的注意，她花大量时间去了解这个受关注程度与成就不相匹配的神奇女性，除了参考阅读大量史料，还去了安徽、天津、上海等地的博物馆实地采风，更远赴日本查取资料。积累了海量素材以后，于贺琦才动笔开始写，这种厚积薄发谋定而后动的做派，是她系统学习、多年阅读和实际职场工作经验等多方面综合能力的体现。
　　《吕碧城》的发表，让于贺琦从金融行业跨界到作家行列，正式开启了她的创作之旅。她的第二部作品《一次撞车》是一部电影剧本，很快遇到了欣赏它的人，一家影视公司买走了版权，并开始筹拍，这让于贺琦再次跨界成为编剧。《一次撞车》的筹拍大大激励了她，她加快脚步，将自己的长篇小说《粤岭翻山》写成剧本，这也是她第一部小说和剧本同时并行的作品。
　　《粤岭翻山》的获奖，让于贺琦有了更多话语权，她对《一次撞车》的资方提出一个要求：导演务必是女性，因为这部电影写的是当代女性所遇到的普遍困境，女性导演更懂得去体会、理解女性的痛苦。她的建议得到了合作方的认同。
　　作为一个行业新人，于贺琦并不怯于表达自己的诉求，在能力范围内去争取更优方案。总要有人为一些被忽视的群体、为一些习以为常的偏见发出声音，那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她呢？

斜杠青年，

过往经历皆为养分

　　于贺琦说自己很羡慕那些十几二十岁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而她直到三十多岁才找到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写作。

　　很多故事曾在于贺琦的脑子里，一开始她也没有信心去动笔，随着年龄、阅历增长和能量持续累积，她才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情。于贺琦曾在书中说，要做成一件事，一要有意愿，二要有能力。关于写作，她一直有意愿，也花了很多年去储备自己的能力。写作对她来说，是兴趣爱好变成职业，这个过程谈不上乐趣，但是“辛苦可以谈一下”。
　　写作本身是很私人的事情，要独自完成大量的事情——一个人去做资料，一个人去思考，一个人去领悟，这注定孤独。而在创作过程中，是无人赞赏的，这就要求人不能仅仅靠热爱去做一件事，得坚持再坚持，才能熬过漫漫长夜。“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所谓的成功，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于贺琦说。
　　在创作过程中，于贺琦一直坚持一边写一边改，如同当年白居易写诗力求“老妪能解”，她也请了一位与文字行业不沾边的朋友读，什么时候朋友觉得读起来顺畅无障碍，才算改好了。修改反反复复，大量而繁琐，她却兴致盎然，她说：“工作的时候写一个PPT，改三遍我就会受不了，但是写小说，几十万字的书稿，改十遍、二十遍，每改一遍就需要好多天，我从来不厌烦。”
　　正是这样的坚持，让于贺琦完成了人生中最艰难的第一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她积累了扎实的功底，养成了良好的写作习惯，并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方法。她很快将这些经验用到自己的第二部、第三部作品的创作上，使创作时间大量缩短。她就像一个少林寺的小和尚，花很多时间砍柴挑水练基本功，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练成了轻功。

　　于贺琦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要拥有几项重要因素：第一是大量的有层次的阅读，这样才有可能在精神层面高屋建瓴地去写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主题;第二是社会生活经验，有大量的工作经验、职场阅历作为前提，作者才有机会写出真实、不悬浮、不脱离现实的作品;第三是丰富的感情生活，这样作品中的人才能有血有肉;最后一点是技巧和灵感，技巧可以靠学习、训练获得，灵感虽然重要，但不可能靠灵感写几十万字的作品，那不是灵感，是水。 　　谈到斜杠人生中原来的本职工作，于贺琦认为职场生涯提供给一个作家的素材、对这个作家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比如在《粤岭翻山》中写到金融行业，她用到的案例对金融行业的人来说是浅显的，但是对普通读者来说却是十分新鲜的，如果没有这么多年在金融行业的沉浸式体验，她的这部作品是不可能抓住评委们眼球的。
　　“一个人的时间花在哪里是看得见的。”她对于自己逐渐远离金融行业并不遗憾，她想要写作，遇到好的项目时，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去抢、去争取，反而会退后一步，考虑留给写作更多时间，同时牺牲了大量社交时间去积累写作素材，这样无形之中逐渐远离了升职加薪的中心位置。
　　对这样的选择，于贺琦从不后悔，她说：“因为你的心要什么是很明确的，如同渴了一样，只有喝到那杯水，才能活过来。”三十多岁时，写作成了于贺琦的那杯水，她无法再退，于是，她选择了辞职，成为一个专职作家，结束了斜杠青年的阶段性生涯。

不给自己设限，就是最好的舒适圈

　　于贺琦是一个敢于挑战、善于学习、勇于获取的人，这种勇敢，让她可以无惧变化，而且能拥抱变化。她的第一部作品《吕碧城》都要完成了，她还是金融圈的人，连一个编辑都不认识，一个影视行业的人都不知道，于是她在埋头创作之余，开始“兜售”自己的作品。她非常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新人，坐等别人的垂青是不现实的，她得主动出击。这种主动寻找机会的能力，并不是人人具备的。对于贺琦来说，她的舒适圈不是熟悉的环境和工作，而是不给自己设限，去往任何想去的领域。
　　“如今各个内容公司，做审阅的人大都是90后甚至95后，他们很年轻，作品要打动他们，通过第一关，就不能抱着老思想。我很喜欢跟年轻人交流，如果我的作品打动同龄人，可能我没那么激动，但是如果打动90后、00后，听他们发出‘wow’的惊呼，我会由衷地感到开心。”她笑着说。
　　在于贺琦主动出击的过程中，她结识了互联网公司的策划人、出版社的编辑、影视公司的制作人、各种投资人……很快，她在一个新领域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人脉圈。这个过程也成为于贺琦未来写作素材的一个积累，她喜欢写各种各样复杂的、真实的、多面而立体的人物，她兼具东西方教育背景，心态上比较包容，在她笔下，很少有绝对善或者绝对恶的人物，绝大多数的人都有多种侧面。
　　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是不可能超越这个作家本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作家本人的教育、阅历、三观，无处不体现在自己作品的方方面面。在网文兴盛的时代，写作门槛似乎变低，但恰恰在人人都能写的时候，作家对于自己笔下的作品，更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于贺琦说：“我们从世界上得到了很多养分，那么我们还给世界的也应该是可以给予别人养分的内容，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点。”

　　正是因为如此，于贺琦首先聚焦了女性题材，因为她发现身边很多女性给自己设定了一堆条条框框，局限了人生还不自知。“没人让你守着這样那样的规矩，你给自己设限，你说这不行、不可以，为什么不行呢？我看很多女性过得并不好，给自己安上了枷锁，还舍不得打破。”她说，“我虽然领悟得晚，但是总算也是打破了自己，我要为她们做点儿什么。”《一次撞车》的剧本，就是一个女性守望相助的故事。
　　于贺琦总是带着对写作的尊重和自然流露的谦逊，这样有使命感和社会担当的年轻作家在当下显得尤为珍贵。受访的时候，于贺琦还在各种空当继续修改《吕碧城》，这本书发表的时候是32万字，如今，她又改了几遍，预计成书40万字。她笑道：“这本书发表的时候，版本还有点糙，读者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看的姑娘，等我改完了大家再看会说：哇，名媛。”
　　这是一个作家爱惜羽毛、珍爱自己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初心，于贺琦像一阵疾风，携带着金融行业人员的勇猛和飒爽闯入作家圈，在短短时间里浸染上作家身上独特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每个行业，有人来，有人去，可是永远都有新的人抱着热爱和使命担当加入进来，而他们正是让一个行业变得更好的一份微小却坚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