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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的慈善文化建设存在一些问题，要么把一个人称赞得完美无瑕，要么把一个人批评得一无是处。对从事慈善事业的人来说，最好说“普通人”做了伟大的事。
近期，美国FacebookCEO扎克伯格宣布将捐出他与妻子所持有的99%的Facebook股票给慈善机构，当前的价值约为450亿美元。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中国民众的热切关注。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家纷纷投身慈善事业，近年来身价倍增的中国企业家却少了些慈善“大手笔”。是中国企业家不够慷慨，还是时机未到？中国企业家对慈善捐款有哪些顾虑？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需迫切解决哪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人民周刊》：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如何？
王振耀：近十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2006年以前，我国慈善事业年捐款额仅为50亿元左右，参与公益的志愿者凤毛麟角。然而，2009年，捐款额已经增长到500亿元。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激发了全国人民积极捐款、热心公益的热情，当年全国慈善捐款额一举突破千亿元。而且，我认为从2012年开始，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基本形成。
《人民周刊》：对比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家的慈善豪举，有舆论批评中国企业家不热衷慈善，对此您怎么看？
王振耀：中国人自古讲究“达则兼济天下”，有着优良的慈善传统。我在民政部的时候就了解到中国许多企业家有很强的捐赠意向，在慈善捐赠方面有规划。而且，许多企业家在慈善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现在的马云先生还是先前的牛根生先生。牛根生真正做到了“裸捐”，他退出了企业，将资产划归慈善基金会，在非公募基金会中，老牛基金会的社会捐赠额度多年是全国第一。还有曹德旺先生，数年来捐款数额近10亿美元。2011年他创立了河仁基金会并捐赠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相当于福耀玻璃总股本的15%。
《人民周刊》：在您看来，哪些原因制约了中国企业家的捐赠热情？
王振耀：现有的捐赠制度是多年前制定的，已经无法适应慈善事业发展新形势。拿税收优惠政策来说，当时制定政策时，主要针对小额捐赠制定了免税政策，没有考虑大额捐赠情况，更没有涉及大额股权捐赠。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家如果把股权捐赠给慈善机构，会被视为商品交易行为，明明没有“所得”，甚至是“所出”，但依然需要缴纳高额的个人所得税。这的确让慈善家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约束，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企业家宁愿选择将钱捐赠到国外，因为这些国家不但有税收优惠，而且还奖励捐赠者。
欧美发达国家100多年前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慈善捐赠制度，英国甚至在1853年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说，企业家慈善捐赠这条路已经铺得比较顺了。在欧美许多发达国家，只要涉及到捐款，政策非常宽松，政府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种服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给社会捐款，为政府分忧。
《人民周刊》：在您看来，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多的是靠企业家的善心，还是相关制度的保障驱动？
王振耀：中国现在的企业家捐赠，更多是个人的意愿。我不同意中国人素质低的说法，也不同意“现在道德滑坡、中国社会道德沦丧”这种说法。在我看来，中国人是太好了。国外是靠制度强迫，各种微妙的“强迫”——不捐赠就把遗产税收到55%，国外考大学都要看志愿服务记录。而中国人做慈善，没有制度的强迫也实现了大发展。如果不断完善慈善制度，我相信中国人的慈善热情会更高。
《人民周刊》：如果企业家捐赠实行免税等优惠政策，是否会影响国家税收？
王振耀：这一点很好反驳，企业家不捐赠，政府税收也未必提高，如果捐赠到国外，还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流失。关键是税收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改善民生，而社会捐赠则是直接用于民生，更加有效、更具长远意义。慈善事业、慈善家对社会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企业形象的提升、对社会关系的融合，乃至对社会的创新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只要有严格的监督，社会捐赠更有益于民生，美国人、欧洲人就是这样算账的。
《人民周刊》：既然目前的捐赠政策不甚合理，为什么不修改相关制度呢？
王振耀：看上去很荒唐的逻辑，实际上就是现实。小规模捐赠时定的政策，已不适应当前慈善事业大的格局，到需要调整的时候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说服的过程，就像中央领导所说的，要给予正向的压力。现代慈善是一本大账，咱们国家以前没有学过，需要有一个过程。
目前，《慈善法》制定工作已进入了冲刺阶段，估计2016年就会颁布实施。《慈善法》的制定，对中国慈善事业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慈善法》可能不会直接去解决税收等慈善事业发展症结问题，但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奠定一个制度基础，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框架。
《人民周刊》：您认为《慈善法》应该着力解决哪些问题？
王振耀：《慈善法》迫切需要解决的，首先是税收优惠政策，其次是相关的管理体制，尤其是协调机制。解决问题要靠机制，从全世界慈善事业发展情况看，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非常重要。另外，管理方面，要鼓励家庭、社区开展慈善事业，应该将这扇门打开，把慈善的“根”放在身边，让做慈善成为民众的一种习惯。另外，在慈善管理经营方面，现有政策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现有政策对慈善界待遇进行了限定，在欧美国家，慈善界工作人员的待遇和其他行业是一样的。
《人民周刊》：请您展望一下未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前景？
王振耀：随着《慈善法》的颁布，中国可能会在2016年进入一个全新的慈善时代。如果中国慈善事业能够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那么中国慈善事业可能会创造出5%的GDP，这是非常可观的。这就意味着慈善事业会吸纳10%的就业人口，会有20%的人口从事志愿服务。美国社会捐赠额占到GDP的2%，如果中国达到2%，就有1万多亿元的社会捐赠，就会跟国家财政真正形成互补，会解决很多社会问题。
《人民周刊》：除了法律制度建设，发展慈善事业，还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王振耀：除了制度建设，慈善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要。过去我们的慈善文化建设存在一些问题，要么把一个人称赞得完美无瑕，要么把一个人批评得一无是处。对从事慈善事业的人来说，最好说“普通人”做了伟大的事。中国现在对捐款的公开透明是没有尊严的透明，不能因为企业家做了慈善，就把企业家当成“完人”，或刨根究底他们的过去，说他们做慈善是装的，这样他们会有顾虑。
近期，美国FacebookCEO扎克伯格宣布将捐出他与妻子所持有的99%的Facebook股票给慈善机构，当前的价值约为450亿美元。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中国民众的热切关注。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家纷纷投身慈善事业，近年来身价倍增的中国企业家却少了些慈善“大手笔”。是中国企业家不够慷慨，还是时机未到？中国企业家对慈善捐款有哪些顾虑？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需迫切解决哪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人民周刊》：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如何？
王振耀：近十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2006年以前，我国慈善事业年捐款额仅为50亿元左右，参与公益的志愿者凤毛麟角。然而，2009年，捐款额已经增长到500亿元。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激发了全国人民积极捐款、热心公益的热情，当年全国慈善捐款额一举突破千亿元。而且，我认为从2012年开始，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基本形成。
《人民周刊》：对比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家的慈善豪举，有舆论批评中国企业家不热衷慈善，对此您怎么看？
王振耀：中国人自古讲究“达则兼济天下”，有着优良的慈善传统。我在民政部的时候就了解到中国许多企业家有很强的捐赠意向，在慈善捐赠方面有规划。而且，许多企业家在慈善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现在的马云先生还是先前的牛根生先生。牛根生真正做到了“裸捐”，他退出了企业，将资产划归慈善基金会，在非公募基金会中，老牛基金会的社会捐赠额度多年是全国第一。还有曹德旺先生，数年来捐款数额近10亿美元。2011年他创立了河仁基金会并捐赠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相当于福耀玻璃总股本的15%。
《人民周刊》：在您看来，哪些原因制约了中国企业家的捐赠热情？
王振耀：现有的捐赠制度是多年前制定的，已经无法适应慈善事业发展新形势。拿税收优惠政策来说，当时制定政策时，主要针对小额捐赠制定了免税政策，没有考虑大额捐赠情况，更没有涉及大额股权捐赠。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家如果把股权捐赠给慈善机构，会被视为商品交易行为，明明没有“所得”，甚至是“所出”，但依然需要缴纳高额的个人所得税。这的确让慈善家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约束，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企业家宁愿选择将钱捐赠到国外，因为这些国家不但有税收优惠，而且还奖励捐赠者。
欧美发达国家100多年前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慈善捐赠制度，英国甚至在1853年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说，企业家慈善捐赠这条路已经铺得比较顺了。在欧美许多发达国家，只要涉及到捐款，政策非常宽松，政府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种服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给社会捐款，为政府分忧。
《人民周刊》：在您看来，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多的是靠企业家的善心，还是相关制度的保障驱动？
王振耀：中国现在的企业家捐赠，更多是个人的意愿。我不同意中国人素质低的说法，也不同意“现在道德滑坡、中国社会道德沦丧”这种说法。在我看来，中国人是太好了。国外是靠制度强迫，各种微妙的“强迫”——不捐赠就把遗产税收到55%，国外考大学都要看志愿服务记录。而中国人做慈善，没有制度的强迫也实现了大发展。如果不断完善慈善制度，我相信中国人的慈善热情会更高。
《人民周刊》：如果企业家捐赠实行免税等优惠政策，是否会影响国家税收？
王振耀：这一点很好反驳，企业家不捐赠，政府税收也未必提高，如果捐赠到国外，还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流失。关键是税收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改善民生，而社会捐赠则是直接用于民生，更加有效、更具长远意义。慈善事业、慈善家对社会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企业形象的提升、对社会关系的融合，乃至对社会的创新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只要有严格的监督，社会捐赠更有益于民生，美国人、欧洲人就是这样算账的。
《人民周刊》：既然目前的捐赠政策不甚合理，为什么不修改相关制度呢？
王振耀：看上去很荒唐的逻辑，实际上就是现实。小规模捐赠时定的政策，已不适应当前慈善事业大的格局，到需要调整的时候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说服的过程，就像中央领导所说的，要给予正向的压力。现代慈善是一本大账，咱们国家以前没有学过，需要有一个过程。
目前，《慈善法》制定工作已进入了冲刺阶段，估计2016年就会颁布实施。《慈善法》的制定，对中国慈善事业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慈善法》可能不会直接去解决税收等慈善事业发展症结问题，但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奠定一个制度基础，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框架。
《人民周刊》：您认为《慈善法》应该着力解决哪些问题？
王振耀：《慈善法》迫切需要解决的，首先是税收优惠政策，其次是相关的管理体制，尤其是协调机制。解决问题要靠机制，从全世界慈善事业发展情况看，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非常重要。另外，管理方面，要鼓励家庭、社区开展慈善事业，应该将这扇门打开，把慈善的“根”放在身边，让做慈善成为民众的一种习惯。另外，在慈善管理经营方面，现有政策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现有政策对慈善界待遇进行了限定，在欧美国家，慈善界工作人员的待遇和其他行业是一样的。
《人民周刊》：请您展望一下未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前景？
王振耀：随着《慈善法》的颁布，中国可能会在2016年进入一个全新的慈善时代。如果中国慈善事业能够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那么中国慈善事业可能会创造出5%的GDP，这是非常可观的。这就意味着慈善事业会吸纳10%的就业人口，会有20%的人口从事志愿服务。美国社会捐赠额占到GDP的2%，如果中国达到2%，就有1万多亿元的社会捐赠，就会跟国家财政真正形成互补，会解决很多社会问题。
《人民周刊》：除了法律制度建设，发展慈善事业，还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王振耀：除了制度建设，慈善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要。过去我们的慈善文化建设存在一些问题，要么把一个人称赞得完美无瑕，要么把一个人批评得一无是处。对从事慈善事业的人来说，最好说“普通人”做了伟大的事。中国现在对捐款的公开透明是没有尊严的透明，不能因为企业家做了慈善，就把企业家当成“完人”，或刨根究底他们的过去，说他们做慈善是装的，这样他们会有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