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二一年初，已过鲐背之年的李泽厚先生，在对谈中聊出了对自己毕生思想的整体概括，大概可以用四个“三”来加以概观—思想史三论，哲学三纲要，伦理学三说，美学三书，再外加《批判哲学的批判》和《论语今读》。后来与李先生交流这番归纳之时，他又说这个思想概观的顺序不对，需调整为：思想史三论，美学三书，哲学三纲要，伦理学三说，附加两书以外，《对话集》也可以是一本书，这算是对其学术大要的一网打尽了吧。
　　无论怎样说，晚年的李泽厚主要致力于伦理学的建构，这似无异议。在岳麓书社“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丛书新出的《李泽厚集》中，既收录了《伦理学新说述要》全部文字，还收录了李泽厚与笔者的两篇对谈《伦理学杂谈（二0一八）》和《历史、伦理与形而上学（二0一九）》，另有附文两篇和一个附表《中国历史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差异》。这本《李泽厚集》不应被视为李泽厚伦理学的增补的增补，它的确是在《伦理学纲要》（二0一0）、《伦理学纲要续编》（二0一七）、《伦理学新说述要》（二0一九）等一系列伦理学著作之后的最新结集，应该算是一部总结之作吧。
　　该书序言看似轻松， 实则兹事体大：“ 承家乡学人盛情雅意，乃将敝帚自珍之近作数篇合为一卷奉献‘文库’。近日偶读J.Rawls（约翰·罗尔斯）未发表的On My Religion （《论我的宗教》）短文， 深有感触…… 人‘ 如何活’和‘活的意义’的命运问题仍然是哲学的难题， 令人彷徨困惑，无所适从。这也似乎更使人感到有‘情本体’（情理结构）特色的中国哲学可以登场了。”
　　李先生去年让我去找到西方政治哲学大家罗尔斯的《论我的宗教》给他，先找到英文版，再找到中文译本。没想到这篇短文给了李先生诸多感悟。《论我的宗教》在罗尔斯生前一直不为人知，大概写于一九九七年，生前未发表， 不知他出于何种考虑。二00二年这位大哲学家逝去后，才在他的电脑中发现了这篇文字。李先生说读此文“深有感觸”。这个巨大的感触就在于—在失去信仰上帝之后，如何寄托此生？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能替代或作为情感性的宗教信仰吗？
　　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追问，事关中西思想未来的命运，还关系到李泽厚与罗尔斯不同的思想选择。这种选择可以说是“宗教之外”与“宗教之后”的两种选择。当时已逾古稀的罗尔斯在这篇短文中说明了他抛弃上帝信仰的理由，按照夫子自陈：因为所遇到的诸多偶然事件，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就已经放弃了宗教信仰。与之不同，作为中国的思想者，李泽厚从早期确立其思想路向之初就是一位无神论者，这恰恰是他所理解的“中国历史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之分，同时更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与西方主流自由主义传统之别，这从附表的简明文字当中就可窥见精髓。
　　按照罗尔斯的思想逻辑：“如果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不是信仰和道德问题的话，那么，什么是信仰和道德问题呢？这些自由变成了我的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中确定的基点。最后，它们也成为我关于宪政民主看法中基本的政治要素，通过政教分离在各种制度中得到了实现”，从而为新自由主义奠定理论基石。这意味着，罗尔斯尽管走出了宗教，但是其哲学仍深受宗教的影响，其被承继的内核仍在于“自由”，这种自由得以实现的基本社会前提便是西方的政教分离。然而，李泽厚却更高屋建瓴，他透见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信仰失却之后，人类如何活？
　　这本《李泽厚集》，也算献给疫情之年的书，因为其中始终凸显着“人活着”这个母题！
　　实际上，“人活着”，才是李泽厚思想的真正的“硬核”（hardcore），无论他自己承认是什么主义者。正如汉学家安乐哲在最新的访谈录里面论及：李泽厚“对康德很了解，可是他不是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也有了解，可是他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对儒学也一样，可是他是他自己，他是李泽厚，他是个哲学家，这就是他”（安乐哲：《文明互鉴视域中的夏威夷儒学：安乐哲教授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0二0年版，166 页）。况且，中国的现状仍是传统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并存与交融的现实，这就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思想与践行之路。罗尔斯尽管走出了宗教，但是他的正义论仍是追求普遍主义的另一个世界之“两个世界观”。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则始终在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之外 ，坚持植根于现实世界的“一个世界观”，这才是中西根本差异所在。这也就是所谓“宗教之后”与“宗教之外”走的不同的路。
　　李泽厚明确提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先验理性”的中国理性主义之路，亦即“后”之实践（用）理性之途，这条道路被定称为“实用理性”之路：“理性从经验中的合理性而来，是历史积淀的心理结构。……人类历史因使用制造工具即科技（从原始石器到今日高科技）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动力，总体是向前发展的，但有时会出现倒退， 所以不是经济决定论。但‘ 如何活’仍然比‘ 活的意义’……要优先。”面对西方哲人至今尚未完美解决的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巨大张力，李泽厚坚信，中国的情理智慧可以为此找到解决之道，由此，走出一条日臻“情本体”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坚实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