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
　　
　　如果评议电影必须冷静得像外科医生解剖尸体，放弃作者持守的价值根基，书亚的影评是可疑的。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只是策马于瓦砾场的霹雳火秦明。那么，面对如此的世界图景，生存的根基何在？言说的起点又在哪里？如果可以接受弥漫小资情调的影评，也可以接受塞满文化批评行话的随笔，那么，《圣经》视野下的影评，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
　　知识分子说得太多，报纸上说，杂志上说，电视上说，喋喋不休。知识分子也说得太少，画地为牢，自囚于理性的壁垒，缄口于启示的真理。
　　
　　威廉·布莱克有两句诗：“一只知更鸟身在樊笼/整个天堂陷入狂怒之中”，这里的樊笼指向启蒙理性。谦卑的天主教徒笛卡尔虽然强调其方法只对他个人有效，并且“上帝为我们揭示的，乃比其他一切都更为确凿无比；我们应顺从的是神的权威，而非我们自己的判断，即使在我们看来，理性之光以其至高的清晰和确证，向我们暗示了某些相反的东西，我们也当如此。”但怀疑主义与主体理性仍然势不可挡，即便有布莱克这样的神秘主义诗人和之后浪漫主义对启蒙理性的反动，人的思想史却始终跳不出人的主体性。到20世纪中叶，萨特还喃喃自语“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拆毁有时，建造有时。20年后，福柯宣称“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乱花渐欲迷人眼，世界走向另一极，变幻的舞台让人无所适从。要么在虚无主义中苦痛、流离，要么将我们的虚无感审美化，视一切挣扎的痕迹为虚假的福音。持守一种坚硬的价值立场，谈论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似乎已成宫女说玄宗。然而，书亚的文字，却让我们看到这一重新被擦亮的维度。
　　知识分子是最骄傲的群体，而骄傲是最根本的罪，以至于C·S·路易斯认为“其他稍轻的罪都是魔鬼利用我们动物的本性工作的结果，但是骄傲利用的绝不是我们动物的本性，骄傲直接来自地狱，是纯粹精神上的罪，因而更狡猾、更致命”。因着骄傲，越有知识的分子，往往越显得尖酸刻薄。有心人可以去找书亚成为福音派信徒之前的一本影评集读，那时他的文字同样犀利，却因为内心的苦毒而显得刻薄刺人。当年读那些文字，我总忍不住会心一笑，可见刻薄的市场何等广阔，我内心的苦毒同样波涛汹涌，我们从刻薄的文字中获取一种虚浮的力量。我们内心的骄傲，希望藉此掩盖自身的软弱和高风险的盼望。然而，刻薄从来就不是一种力量。
　　回归到人与至高者的关系，清楚了人与人的关系，才可能回头处理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不会为邻居无意弄伤你家的狗而指责对方，也不会沦陷在“天下”两个字里。胡适讲过，“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版本。但书亚给了一个福音派的版本，“一个非位格的国家永不可能被拯救，除非每一个人被拯救。一个国家永不可能有公义，除非每个被拯救的人成为公义的见证人。”我和书亚一样，相信文化的赓续，国族的兴衰，仍维系于个体灵魂的自由。我愿意为自己内心的苦毒忏悔，为每个灵魂的自由祈祷。
　　
　　《郎朗 千里之行：我的故事》
　　神童郎朗初到北京学琴，一直被那位发脾气教授教训，“你这琴弹得像个种土豆的农民。”教授最后竟然拒绝再指导他。父亲发出了更严酷的指令：“你一定得像活不过明天那样地练琴。你必须练到每个人都能看到，没有人有理由拒绝你，你是第一名，永远会是第一名。”到美国后，有一天，他的恩师格拉夫曼对他说，你不应该再参加比赛了。没有父亲“威逼”下的进，没有格拉夫曼及时安排的退，也许，郎朗不会有今天这么卓越的成就。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伐木工人需要把树木伐倒……伐木的设备有一部分是用钢材制成……钢铁厂又要用到铁矿石……想象一下，为了生产一支普通的2B铅笔，有多少不同种族、肤色、信仰的人为之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人与人之间互相并不认识，但是2B铅笔生产出来了。而我们消费者呢，都知道上哪儿能买到便宜的铅笔。”用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精细的分工所带来的产量的激增、市场的拓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发达社会的普遍富裕，相信非专业读者都能领会。
　　
　　《失落的书》
　　书里提到的，很多是读者希望拥有他们全集的卓越作家，荷马，孔子，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兰波……但是这本书所说的，恰恰是这些作家已经完成，后来又因为种种原因人间蒸发的作品——意外，粗心，作者的隐瞒，官方的销毁。荷马的《马尔吉泰斯》是一部喜剧史诗，但是只留下寥寥数行。作者很想得开，“没有了有史以来最伟大诗人的喜剧，后代作者们便可自由创作出各类喜剧……新形式的层出不穷及至大爆发，应该抵得上一部作品的丧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