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汪曾祺19岁。这一年，他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
　　正当最好年龄的汪曾祺，与彼时中国最好的大学相遇，是多么的美好。恰恰这位来自高邮世家的才子，念的又是顶顶有名的中文系。在这个当时中国顶尖的中文系里，有着众多的大牌作家：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陈梦家，当然不能不说的，还有他的恩师沈从文。当时的中国战乱频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迁，西南联大还能拥有这么空前绝后、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这机遇简直就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按理说，可以听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上课，应该没人会缺席才对。可汪曾祺偏偏不这样，他逃课、泡茶馆、看闲书，总之就不是一个按时上课、规规矩矩的好学生。好在联大的教授学者们，大都是留洋归来，多少带有那么一点随性自由的洋派作风，是不屑于天天点名的。何况，他们是真有才，饱读诗书，上课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信手拈来，学生们也都乐于去听他们讲课。不过，这些对汪曾祺来讲没多大关系。不点名了，他不去；点名了，他不想去还是不去。往往是早上起来看一下课表，有感兴趣的课就去上，没感兴趣的课就逃掉，拿上几本早已在图书馆挑好的书，趿着一双不提后跟的布鞋，坐在离翠湖很近的茶馆里，一呆就是大半天。这倒也不错，他看看书、吹吹风，再品品茶，颇有些名士的感觉。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茶馆里写成的。
　　就这样，眨眼期末就到了。考试，写文章，汪曾祺每每都是最高分。
　　你还别不服气，虽说这人爱旷课，但没办法，这才气是天生的。
　　一次，一个学生上闻一多的课，由于平时光顾着玩，到期末了，作业写不出来，就只好请汪曾祺代笔。他倒也爽快，一夜就给写完了。闻一多读了，大赞道：“比汪曾祺写得还好。”
　　有人问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为什么西南联大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还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这位作家给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自己也说，使他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
　　时光荏苒，物是人非，曾经的西南联大也只剩下一些旧校遗址。但是幸好，汪曾祺给我们这些想要了解西南联大历史的人，留下了诸多文章，可以让我们对当时这所世界闻名的大学有更深入的认识，比如《泡茶楼》《七载风云》《西南联大中文系》等文章。每每读罢，都让我心驰神往，恨不得早生几十年，不求名声闻达于世，但求能见识下上世纪这些文人先生的卓越风范，领略下西南联大的民主自由之气，顺便再泡泡茶楼、吃吃昆明特色小吃。說不定，与我擦肩而过的，就有一个汪曾祺。
　　他在昆明呆了七年。
　　放荡不羁的年华和无出其右的才华，成就了汪曾祺。
　　犹记得那年少春衫薄，绵绵细雨昆明生。
　　当泡茶楼已成为一种时尚，当跑警报已成为一种习惯，逝去的皆已逝去，只有那充满自由气息的水日夜不休地向东奔腾着。
　　他着实想念，昆明的雨、昆明的吃食、昆明的人。
　　以及那时的，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