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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对于“五四”蕴酿和推动的巨大作用，无论如何不该低估。“五四”是个众声喧哗的舞台。本栏目从众多登台人物中选取了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以及北大教授、《新青年》同人中最为激进的钱玄同，其意亦在于此。鉴于“五四”人物日后的巨大分化，为保持昔日形象，故将话题和笔墨尽量集中在五四时期。
——编者
在“五四”时期，以学者身份而亲自散发传单，并因此身陷囹圄、饱受98天铁窗之苦的新文化运动发端者陈独秀，以其特殊的参与运动的方式，在“五四”众多学者中可谓绝无仅有。
1919年6月11日晚，一位身着白帽西装的中年男子一出现在北京前门外香厂“新世界”的屋顶花园，就引起了在场暗探的注意，因其“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果然，当晚10时许，正当下层露台放映露天电影之际，此人掏出怀中的传单，从楼顶撒向人群，引起了骚动，散发者也当场被捕。经审问，警方得知这位散发者竟是北京大学的前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虽然陈独秀在回答警方审问时称，传单是他几天前返京路过上海时，得自“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并已将其中的大部分转交一“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但实际上，这些传单却是陈本人在前两天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9日)。据参与印刷和散发传单的高一涵回忆，传单印好的第二天清晨，陈独秀不顾疲劳，和他一起到中央公园的茶座，把传单一份一份地放在空茶桌上，用茶杯压好。后来陈独秀觉得这个办法收效太慢，于是第二天晚上又和另外几名北大教职员分别到各娱乐场所散发传单，也因此在新世界被捕(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以一位学者而如此直接地参与五四运动，大概在当时算得上是绝无仅有。不过就陈独秀本人来讲，这样的行为倒也不算特别例外。一个月以前，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为，就曾令这位一向以激进著称的北大教授兴奋不已。当时，陈独秀就声称这次行动具有前所未有的“特有的精神”，那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他后来解释说。所谓“直接行动”，就是“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所谓“牺牲精神”，则是“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的精神(《每周评论》第25号)。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本人的确也以上述的实际行动，成为所谓“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同时，这种身体力行又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的延续。
在“五四”前的数年时间里，陈独秀一直是北大新派教授中的激进者，是所谓“新中之新”。一般论者都认为，“五四”思想来源于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改为《新青年》)为嚆矢。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里，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率先擂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因此，他希望青年人“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杨振声《回忆五四》)。作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也成为新青年的导师和崇拜偶像。1917年蔡元培破格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时，“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即是其影响力的一个明证。
而由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配合校长蔡元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科也成为北大最有活力的一科。欧战刚结束的时候，陈独秀也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抱有幻想。欧战结束后的1918年底，陈独秀在继续主编《新青年》的基础上，又另外创办了周刊《每周评论》。在该刊的发刊词上，陈独秀天真地写道：“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得现在世界上第一好人”，对威尔逊鼓吹的所谓“公理人道”寄予厚望。然而，次年4月底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使陈独秀的幻想破灭了。从5月4日至6月8日，他连续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痛斥强权政治，为学生摇笔呐喊，擂鼓助威。
5月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的巴黎和会和国内的南北议和一样是骗人的把戏：
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和《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两文中，陈独秀则大声疾呼：“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公理是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因此，他公开提出要对日本进行全民族的自卫，即使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
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若是有人)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那简直是)下等无血动物。(《每周评论》1919年5月18日)。
陈独秀同时认为，为了达到“全民自卫”的目的，光靠几个政治家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要由平民代替政府：
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每周评论》1919年5月26日)
可以说，“五四”学生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暴力行动，并在“六三”以后动员商界和工界起来罢市罢工，这些都与陈独秀提倡的“直接行动”和“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等主张不谋而合。
同时，当学生们把愤怒一股脑儿地发泄到曹、陆、章三个卖国贼身上的时候，陈独秀也表现出超出当时大多数人的把握事情本质的能力。今天从史实来看，曹、陆、章的一系列卖国行为都是在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指使下进行的，不过由于段某在当时人眼中“再造共和”和“参战英雄”的双重身份，使其得以逃脱万众切齿的命运。而陈独秀却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曹、陆、章固然有罪，但“根本罪恶”还不在这三个人，“拿军事协定和济顺、高徐的合同，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百姓”，“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过因为区区日金2000万，这是什么勾当”(《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
1919年9月16日下午四时，被关押了98天的陈独秀在各界的营救下终于获释出狱。虽然在获释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受到警方的监视，陈独秀却不顾警方“受豫戒令”的约束，很快就恢复了社会活动。正如李大钊在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所写的白话诗中所说，“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
陈独秀影响了“五四”，“五四”又对陈独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五四”以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有一种思潮开始引起陈独秀的注意，那就是社会主义，而作为五四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六三”运动，也使他初步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当年12月他就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一文，号召学习“恳恳切切”做“无产的劳动阶级”的“朋友”(《晨报》)。次年年初，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掩护下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拉开了“南陈北李，携手建党”的序幕。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时，陈独秀以其在五四运动中的声望以及首创共产主义小组之功，被选为中共第一任总书记。
——编者
在“五四”时期，以学者身份而亲自散发传单，并因此身陷囹圄、饱受98天铁窗之苦的新文化运动发端者陈独秀，以其特殊的参与运动的方式，在“五四”众多学者中可谓绝无仅有。
1919年6月11日晚，一位身着白帽西装的中年男子一出现在北京前门外香厂“新世界”的屋顶花园，就引起了在场暗探的注意，因其“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果然，当晚10时许，正当下层露台放映露天电影之际，此人掏出怀中的传单，从楼顶撒向人群，引起了骚动，散发者也当场被捕。经审问，警方得知这位散发者竟是北京大学的前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虽然陈独秀在回答警方审问时称，传单是他几天前返京路过上海时，得自“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并已将其中的大部分转交一“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但实际上，这些传单却是陈本人在前两天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9日)。据参与印刷和散发传单的高一涵回忆，传单印好的第二天清晨，陈独秀不顾疲劳，和他一起到中央公园的茶座，把传单一份一份地放在空茶桌上，用茶杯压好。后来陈独秀觉得这个办法收效太慢，于是第二天晚上又和另外几名北大教职员分别到各娱乐场所散发传单，也因此在新世界被捕(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以一位学者而如此直接地参与五四运动，大概在当时算得上是绝无仅有。不过就陈独秀本人来讲，这样的行为倒也不算特别例外。一个月以前，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为，就曾令这位一向以激进著称的北大教授兴奋不已。当时，陈独秀就声称这次行动具有前所未有的“特有的精神”，那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他后来解释说。所谓“直接行动”，就是“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所谓“牺牲精神”，则是“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的精神(《每周评论》第25号)。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本人的确也以上述的实际行动，成为所谓“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同时，这种身体力行又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的延续。
在“五四”前的数年时间里，陈独秀一直是北大新派教授中的激进者，是所谓“新中之新”。一般论者都认为，“五四”思想来源于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改为《新青年》)为嚆矢。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里，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率先擂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因此，他希望青年人“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杨振声《回忆五四》)。作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也成为新青年的导师和崇拜偶像。1917年蔡元培破格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时，“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即是其影响力的一个明证。
而由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配合校长蔡元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科也成为北大最有活力的一科。欧战刚结束的时候，陈独秀也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抱有幻想。欧战结束后的1918年底，陈独秀在继续主编《新青年》的基础上，又另外创办了周刊《每周评论》。在该刊的发刊词上，陈独秀天真地写道：“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得现在世界上第一好人”，对威尔逊鼓吹的所谓“公理人道”寄予厚望。然而，次年4月底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使陈独秀的幻想破灭了。从5月4日至6月8日，他连续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痛斥强权政治，为学生摇笔呐喊，擂鼓助威。
5月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的巴黎和会和国内的南北议和一样是骗人的把戏：
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和《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两文中，陈独秀则大声疾呼：“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公理是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因此，他公开提出要对日本进行全民族的自卫，即使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
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若是有人)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那简直是)下等无血动物。(《每周评论》1919年5月18日)。
陈独秀同时认为，为了达到“全民自卫”的目的，光靠几个政治家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要由平民代替政府：
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每周评论》1919年5月26日)
可以说，“五四”学生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暴力行动，并在“六三”以后动员商界和工界起来罢市罢工，这些都与陈独秀提倡的“直接行动”和“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等主张不谋而合。
同时，当学生们把愤怒一股脑儿地发泄到曹、陆、章三个卖国贼身上的时候，陈独秀也表现出超出当时大多数人的把握事情本质的能力。今天从史实来看，曹、陆、章的一系列卖国行为都是在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指使下进行的，不过由于段某在当时人眼中“再造共和”和“参战英雄”的双重身份，使其得以逃脱万众切齿的命运。而陈独秀却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曹、陆、章固然有罪，但“根本罪恶”还不在这三个人，“拿军事协定和济顺、高徐的合同，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百姓”，“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过因为区区日金2000万，这是什么勾当”(《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
1919年9月16日下午四时，被关押了98天的陈独秀在各界的营救下终于获释出狱。虽然在获释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受到警方的监视，陈独秀却不顾警方“受豫戒令”的约束，很快就恢复了社会活动。正如李大钊在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所写的白话诗中所说，“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
陈独秀影响了“五四”，“五四”又对陈独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五四”以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有一种思潮开始引起陈独秀的注意，那就是社会主义，而作为五四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六三”运动，也使他初步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当年12月他就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一文，号召学习“恳恳切切”做“无产的劳动阶级”的“朋友”(《晨报》)。次年年初，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掩护下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拉开了“南陈北李，携手建党”的序幕。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时，陈独秀以其在五四运动中的声望以及首创共产主义小组之功，被选为中共第一任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