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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表现法国大革命的众多艺术作品中,达维特的《马拉之死》是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多年来,中国对其一直进行“泛政治化”的褒义诠释。然而,西方艺术家对其却有另类的多元化表现,甚至提出了与中国截然相反的贬义阐释:达维特美化了一个以杀人为乐、丧心病狂的屠夫!既然西方对同一历史事件有若干不同解释和艺术表现形式,我们为什么只选择单一偏执、深闭固拒的模式呢?只有坚持开放性原则,全面客观地介绍和评价多元化艺术作品,促使人们去质疑、鉴别、判断,才能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法国大革命;艺术作品;历史性解读;马拉之死
[中图分类号]K5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6-0075-(04)
“马拉被刺”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但被历史学家写进了每一部法国革命史,而且也为艺术家提供了激动人心的创作素材。艺术家们站在各自不同的历史认知角度,用艺术这种更直观、更感人的特殊语言形式,解读、重现同一历史事件,往往会产生许多发人深思的启迪和遐想。
在表现法国大革命的众多艺术作品中,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达维特(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年) 以“马拉被刺”为背景创作的《马拉之死》是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多年来,中国艺术史界对其一直进行“泛政治化”的褒义诠释。[1-3]“《马拉之死》不是一般的肖像画,而是一幅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光辉历史同样伟大的不朽作品”[4]。对于该作品的不易之论,无声地影响着接受者的审美情感,并使之形成了一种“美的朝圣”的心态,由此造成数十年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艺术史界对该作品提出了与我们截然相反的评价,Edvard Munch在其著的《The Death of Marat》(中译名《马拉之死》)一书中认为,达维特美化了一个以杀人为乐、丧心病狂的屠夫,《马拉之死》既是一幅让人永志难忘的杰作,又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恶!艺术成了恐怖政权的帮凶,刺客成了伸张正义的英雄,谁是悖谬?这已成为我们不容回避、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马拉及其“马拉被刺”事件的历史记述
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年)出生在瑞士纳沙泰尔附近的布德利。16岁开始学医,后获得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荣誉医学学位。1776年,马拉迁居巴黎行医,凭借一位病人的侯爵丈夫的帮助,得以在1777年任职路易十四的幼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阿图瓦伯爵(comted'Artois)私人卫队的医生。这时的马拉兴趣广泛,还希望成为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并连续发表多篇有关火、热、电、光方面的论文,在巴黎科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他却得不到科学院的认可,这使他感到遭受当权势力的迫害之苦,因而加入了反对现存的社会和科学制度的行列。
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他响应革命弃医从政,主编报纸,抨击旧制度和一切统治者。但随着革命的继续,其理论变得越来越激进。他鼓吹独裁政治,积极倡导对旧式贵族和反对派采取暴力恐怖措施,“是所有革命狂热分子中疑心最重的一个”,仅在1789年就提报了数百个该被问斩的名单。马拉及其同党们嗜杀成性,“砍头砍上了瘾”,“革命的刀片落下的太快、太随便”,[5]“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6]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Francois Mignet,1796—1884年)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特别指出,马拉的言论和行径“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他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7]
有人想去阻止马拉的暴行,来自诺曼底的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1768—1793年)挺身而出。科黛并不是保皇党员而同是革命分子,但她和马拉及其党羽势不两立,认为时下的雅各宾党暴力政权让美其名为自由共和国的法国沦为笑柄,而自己正是拯救国家悲剧的女英雄。她认为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和推翻吉伦特温和派统治的马拉是独裁者和暴君,是法国一切灾难的祸根,只有杀死他,法国才可能恢复稳定与和睦。1793年7月13日,科黛写了一篇详述暗杀马拉原因的讲稿,缝在衣服里,然后巧妙地进入了马拉的寓所,将其刺死于浴盆之中。[8]
由西方历史学家韦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年)所著,梁思成翻译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对“马拉被刺”这一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马拉“恐王逮捕潜匿巴黎地沟中,遂患一种难受之皮肤病,氏之暮年因之有一种疯狂之概。氏得此病后,惟有日坐热汤中始能聚精会神从事著作。氏曾受虐待,且备尝艰苦,故性情冷酷。……今则于早晨7点半后坐热汤中浴身;痛苦殊甚;患革命狂之病。……试闻门外又有人叩门!极柔媚之妇女声;必欲入室:彼即效忠法国之女公民也。……马拉自内识其声,呼曰:‘延之入’,夏洛蒂•科黛遂入见矣。此少年之女英雄——盖共和党之领袖系好之猎物,而其刺客必系女英雄,且此辈女英雄之声音必柔媚——自言来报告卡昂(Caen)地方反革命之消息,当马拉正执笔记录此女人所述之事时,此女人即以所挟之利刀刺杀之。”[9]
二、达维特及其《马拉之死》对“马拉被刺”事件的“革命性”表现
达维特出身于巴黎一个铁商家庭。七岁时父亲病故,使他幼小心灵受到很大刺激。叔叔将他抚养成人,并送他跟随表亲洛可可画家布歇(Boucher Francois,1703—1770年)学艺。从皇家美术学院毕业获罗马大奖后赴意大利留学,在象征着古罗马帝国兴衰的残垣断壁中,达维特找到了艺术追求的感觉,启发了创作的灵感。古罗马艺术曾经的雄浑壮观和如今的颓废衰败改变了他的一切,不只是他对艺术的看法,也包括他对国家未来的愿景。
18世纪的法国十分重视插科打诨,但达维特因决斗在脸上留下一道伤疤而导致无法正常说话,从此他沉默寡言,继而对矫饰奢华的洛可可画风和娱乐业不再感兴趣。由于当时法国捐巨资支持美国独立并提高税收而陷入金融危机,王室贵族、神职人员与平民百姓的矛盾日益加剧。身置其中的达维特从古罗马帝国的兴衰中找到了用艺术拯救法国的动力,适时创作了令人激动不安的《贺拉斯兄弟的宣誓》,作品表现了古罗马人为了避免战争派三名勇士与敌人捉对厮杀的残酷情景。当这幅画展出时,法国上下引起了不小的惶恐,Edvard Munch在其著的《The Death of Marat》(中译名《马拉之死》)一书中形容它“如同报丧钟般的把即将国难当头的讯息传达给自满又骄纵的法国人民”。
随着社会的动荡,1789年达维特还创作了《扈从带给布鲁图儿子的尸体》。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达维特对当时法国大革命时期斩首歪风的又一贡献,是他迄今最黑暗的作品。画中躲在黑暗中沉思的人是罗马元老布鲁图,他因儿子密谋复辟而下令将其斩首。扈从将儿子的尸体抬到他身边,他却拒绝回头。这幅画让人不寒而栗,就像达维特的许多作品一样,它让人在赞叹之余却因它的意义而觉得毛骨悚然!尽管后来革命的热情迅速从欢乐变成了偏执,普天同庆变成了挟怨报复,但此时的达维特仍然是个政治的局外人,直到他认识了法国大革命三杰之一的马拉。此后,达维特很快成为马拉的政治追随者,他拥护支持马拉及其同党们的暴力革命和恐怖统治政策,并在新成立的雅各宾派国民议会中任议员。达维特和他的艺术伴随着“革命激情”亦步亦趋地走上了跌宕起伏的悲郁之路。
马拉被刺之前,达维特曾见过他坐在浴缸里工作的情景,对其甚为敬仰。刺杀发生后,达维特立即赶到现场,为他的这位朋友画了速写。随后,他又“应人民的要求”满怀激情的迅速创作了油画《马拉之死》。他拿起画笔为马拉报仇,要让敌人看到马拉被刺的情景发抖。画中的马拉是一名被善良、诚实和无私爱国情操美化的男子,他的皮肤色调犹如冰凉的石头,身上的刀痕醒目又细致,犹如十字架上耶稣体侧的伤口,白色的床单犹如鬼魅般的裹尸布,裹住这名徘徊于现代与后世之间的“伟人”。
《马拉之死》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它刻意营造了一个属于穷人的空间。在封闭狭小的陋室里,马拉倒在浴缸中,一手握着笔,一手握着染了鲜血的信,画的上半部笔触松散凌乱,可能是一面墙,也可能只是含糊不明的空间,代表着永恒的虚无,但那个充当书桌、粗糙平实的木箱,仿佛在诉说着马拉的美德。
完成《马拉之死》的达维特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宣传部主任。但革命的成功并没有改变百姓仍然饿肚子的状况,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达维特成了阶下囚。拿破仑政变称帝后,他又成为御用画家,并创作了多幅歌颂拿破仑的巨作。但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他被迫离开法国流亡到比利时。龙困浅滩的达维特,画风日益矫饰怪异,于1825年病死于布鲁塞尔。法国政府不欢迎屠杀王室的凶手,拒绝让他的家人把他埋在法国,他成了客死异乡的流亡者。葬礼上,他的学生举着写有达维特作品名称的木牌,但唯独没有他最了不起的作品《马拉之死》,从而使这幅恶名昭彰的作品30年未见天日。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893年,《马拉之死》才被布鲁塞尔博物馆收藏,重新成为颇具悲情的稀世珍品。而今天的卢浮宫里虽藏有达维特的数幅作品,但唯独少了他最具魅惑力的《马拉之死》。
三、西方艺术家对“马拉被刺”事件的多元化表现
对“马拉被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出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西方艺术家却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历史题材进行了多元化的表现,创作了很多主体性鲜明的作品。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将艺术家自己对那段历史的独特认识传递给我们,其中所包含的视觉词汇信息,扰乱了我们惯常的思维定势。
1860年,法国画家保罗•雅克•艾梅博德里(Paul Jacques Aimé Baudry 1828—1886年)以刺杀马拉的女人名字为题创作了油画《夏洛蒂•科黛》。与达维特的《马拉之死》相比,它给予我们别样的感受。画幅是竖式构图。画面右边,25岁的科黛身着一袭灰条纹长裙,像女英雄般昂然挺立在绘有一幅法国地图的墙面前,右侧窗口射进的阳光照亮了她凝眸远望的脸庞,使其具有了纪念碑般的意义。画面左下方是仰面倒在浴缸中、面容恐怖的马拉。画面运用了明与暗、立与卧、美与丑的强烈对比,当人们从画面中看到猥劣的马拉时,会因超出自己的想象而产生浓厚兴趣。接受美学认为,这种出乎意料、震撼人心的现象是理解艺术作品重要而又困难的方面之一,因为作品带给我们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
当历史进入20世纪,又相继出现了许多表现科黛行刺后被捕和被行刑的作品,艺术家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马拉被刺”事件做了新的历史性解读。有的作品描绘了横仰在画面中的马拉尸体以及科黛与拥门而入的激愤人群密切联系的宏大场面,有的作品描绘了科黛被囚禁在狱窗内向窗外渴盼的神态,还有的作品描绘了科黛上断头台前在死牢被狱卒剪下一绺金发时的情景。这些作品的作者尽管默默无名,但每一个细部特征似乎都与整体的完美形式相一致:动与静、明与暗、紧张与松弛统一于一体,与它对生死并置而产生的丰富含义一起,构成使人难忘的凝固瞬间。
艺术家从事创作活动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特定哲学思想的影响,并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比较上述和谐的古典主义理想化作品,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年)作于1907年的两幅《马拉之死》有了更复杂的形式和含义。两幅作品在构图上稍有不同。蒙克似乎并不关心历史背景和有关刺杀的表面资料,而在两幅画面中都表现了科黛和马拉的裸体。杀死马拉的科黛是无表情的——既不对也不错,既不好也不坏。全身裸露的科黛面对观众,正面站立如雕塑般的展示着,似乎拥有足够的时间让人们都来分享她的胜利。马拉横卧在科黛的身后,横竖交叉的男女裸体瞬间会使观众产生迷惑和怀疑。蒙克所描绘的世界是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他刻意表现人的情感、死亡、忧郁和孤独。
蒙克的色彩是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素,补色成对地、一组组地安放,蓝色与橙色、红色与绿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里的色彩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要素,当它与线条、明暗和空间结合时,色彩也是一种含义。科黛的肤色是明亮的,而马拉的肤色却是阴暗的,两人的面部对比尤其明显。蒙克激活了原本是凶杀的悲剧,表现了马拉被害时的骚动,他居然把马拉浸泡身体的浴盆画成了短直线构成的床,这些细节的处理有可能传递着马拉和科黛之间存在某种暧昧关系的暗示。蒙克用涂改室内景物的方法,使他的作品能调控某些历史观点,并用一种重要的社会信息去梳理他的艺术。
国内有学者也认为,蒙克的《马拉之死》把人抽象化、符号化,以此表达他对人世间生死搏斗的恐怖、悲惨的看法。[10]这种对历史题材采取抽象的、直觉观念的表现方法,在毕加索(Picasso Pablo,1881—1973年)的同名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毕加索变形的图像是对古典理想美和取悦于世俗审美标准的人物肖像形式的挑战,相对于精心把马拉的形象画得更有魅力的达维特来说,如此的变形简直是对他刻意营造完美倾向的藐视。
毕加索作于1934年的素描《马拉之死》,用黑、白、灰再现了两个格斗的人物,虽然相当概括,但还是能看出是一男一女,在黑色背景衬托下,甚至能辨识出人体的一些要素。画中的公牛角、匕首以及伸出舌头的狰狞人物形象,虽不逼真、但极为夸张变形的手法,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美与丑、善与恶,醒目而令人震动。
一个艺术形象可能包含多层意义,特别是像毕加索的《马拉之死》这样的艺术形象。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由于视觉艺术的复杂性,二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记载画家当时作画的背景。这也说明欣赏艺术作品离不开两个过程:观者一方面要以自己的偏爱、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理解作品,另一方面还要从艺术家个人的、历史的和文化决定因素上来理解作品。
四、坚持开放性原则,尊重多元文化现象
每一个民族或时代的艺术,都必然深嵌在那一个民族或时代的文化框架之中。以“马拉被刺”为背景创作的多元化艺术作品,作为反映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政见的一种艺术现象,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正负评价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参与和推动历史发展进程,并体现和反映出西方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哲学、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内涵。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雅各宾专制统治的功过是非评价已基本达成共识。[11]但遗憾的是,艺术史学却落后于其他领域,尤其在对《马拉之死》的历史评价上,似乎还未能醒悟。既然西方对此有若干不同解释和多种表现形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作更加全面客观的介绍,而只选择单一偏执、深闭固拒的模式呢?
从艺术的审美认知作用来看。艺术是反映历史的一个独特窗口,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产物。具有矛盾并置、激发冲突特征的艺术作品,对促进人们感受艺术语言魅力、深化对历史的认知思考,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如果过分强调艺术作品要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观点出发,那么失去文化多样性和人文性的艺术,一旦完全异化成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也就自然失去了一部分存在的理由。
因此,我们在选择介绍如《马拉之死》这类历史题材艺术作品时,要尽力拓宽人们的视野,选用那些能表现不同艺术家的思想、情感、愿望等主观世界并能激发人们探究和争论的作品,从而为艺术接受者创造自由表达思想情感和进行鉴赏评论的空间。如果一味规避有争议的艺术作品或在评价艺术作品时规行矩步,就势必削弱人们通过艺术作品感悟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功效。而只有深入感知艺术家出于不同文化和美学目的而创作、风格迥异的艺术形象,才能真正理解作品的艺术意蕴,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生。
从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来看。由于作品的题材内容不同,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不同,使得艺术作品的审美教育作用也各不相同。像《马拉之死》这类表现是与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等历史观点、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作品,显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教育作用。
由于艺术的教育作用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用艺术形象以情感人和潜移默化,所以达维特在《马拉之死》中通过对色彩、明暗和形体的刻意营造,使之具有了典型视觉形象的强烈感染性,使观者在毫无强制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这种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力,确实是其他表现形式很难达到的。选择特点突出、对比强烈的艺术作品,无论好坏,即便是坏的,也可在比较中明辨是非。只要艺术教育的目的一致,殊途仍然可以同归。
总之,只有坚持开放性原则,全面客观的介绍和评价多元化艺术作品,促使人们去质疑、鉴别、判断,才能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尊重多元文化现象、探索艺术人文内涵,应该成为我们的共同理念。
[参考文献]
[1] 张道一.美术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75.
[2]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89.
[3] 高师《外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教材编写组.外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64.
[4] 全国中师美术教材编委会.美术鉴赏[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180.
[5] 施京吾.合法的杀戮——法兰西恐怖历史片断[J].书屋,2003(4):28.
[6] 任学安.大国崛起(法国)[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112.
[7] 米涅.法国革命史[M].郑福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60.
[8] 何敬业.法国大革命三杰[M]//朱一飞.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法国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30-132.
[9] H•G•韦尔斯.世界史纲(下)[M].梁思成,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630-631.
[10] 章文熙.美术创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6.
[11] 楼均信.五十年来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3(5):181-188.
[责任编辑:王继洲]
[关键词] 法国大革命;艺术作品;历史性解读;马拉之死
[中图分类号]K5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6-0075-(04)
“马拉被刺”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但被历史学家写进了每一部法国革命史,而且也为艺术家提供了激动人心的创作素材。艺术家们站在各自不同的历史认知角度,用艺术这种更直观、更感人的特殊语言形式,解读、重现同一历史事件,往往会产生许多发人深思的启迪和遐想。
在表现法国大革命的众多艺术作品中,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达维特(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年) 以“马拉被刺”为背景创作的《马拉之死》是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多年来,中国艺术史界对其一直进行“泛政治化”的褒义诠释。[1-3]“《马拉之死》不是一般的肖像画,而是一幅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光辉历史同样伟大的不朽作品”[4]。对于该作品的不易之论,无声地影响着接受者的审美情感,并使之形成了一种“美的朝圣”的心态,由此造成数十年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艺术史界对该作品提出了与我们截然相反的评价,Edvard Munch在其著的《The Death of Marat》(中译名《马拉之死》)一书中认为,达维特美化了一个以杀人为乐、丧心病狂的屠夫,《马拉之死》既是一幅让人永志难忘的杰作,又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恶!艺术成了恐怖政权的帮凶,刺客成了伸张正义的英雄,谁是悖谬?这已成为我们不容回避、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马拉及其“马拉被刺”事件的历史记述
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年)出生在瑞士纳沙泰尔附近的布德利。16岁开始学医,后获得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荣誉医学学位。1776年,马拉迁居巴黎行医,凭借一位病人的侯爵丈夫的帮助,得以在1777年任职路易十四的幼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阿图瓦伯爵(comted'Artois)私人卫队的医生。这时的马拉兴趣广泛,还希望成为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并连续发表多篇有关火、热、电、光方面的论文,在巴黎科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他却得不到科学院的认可,这使他感到遭受当权势力的迫害之苦,因而加入了反对现存的社会和科学制度的行列。
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他响应革命弃医从政,主编报纸,抨击旧制度和一切统治者。但随着革命的继续,其理论变得越来越激进。他鼓吹独裁政治,积极倡导对旧式贵族和反对派采取暴力恐怖措施,“是所有革命狂热分子中疑心最重的一个”,仅在1789年就提报了数百个该被问斩的名单。马拉及其同党们嗜杀成性,“砍头砍上了瘾”,“革命的刀片落下的太快、太随便”,[5]“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6]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Francois Mignet,1796—1884年)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特别指出,马拉的言论和行径“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他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7]
有人想去阻止马拉的暴行,来自诺曼底的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1768—1793年)挺身而出。科黛并不是保皇党员而同是革命分子,但她和马拉及其党羽势不两立,认为时下的雅各宾党暴力政权让美其名为自由共和国的法国沦为笑柄,而自己正是拯救国家悲剧的女英雄。她认为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和推翻吉伦特温和派统治的马拉是独裁者和暴君,是法国一切灾难的祸根,只有杀死他,法国才可能恢复稳定与和睦。1793年7月13日,科黛写了一篇详述暗杀马拉原因的讲稿,缝在衣服里,然后巧妙地进入了马拉的寓所,将其刺死于浴盆之中。[8]
由西方历史学家韦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年)所著,梁思成翻译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对“马拉被刺”这一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马拉“恐王逮捕潜匿巴黎地沟中,遂患一种难受之皮肤病,氏之暮年因之有一种疯狂之概。氏得此病后,惟有日坐热汤中始能聚精会神从事著作。氏曾受虐待,且备尝艰苦,故性情冷酷。……今则于早晨7点半后坐热汤中浴身;痛苦殊甚;患革命狂之病。……试闻门外又有人叩门!极柔媚之妇女声;必欲入室:彼即效忠法国之女公民也。……马拉自内识其声,呼曰:‘延之入’,夏洛蒂•科黛遂入见矣。此少年之女英雄——盖共和党之领袖系好之猎物,而其刺客必系女英雄,且此辈女英雄之声音必柔媚——自言来报告卡昂(Caen)地方反革命之消息,当马拉正执笔记录此女人所述之事时,此女人即以所挟之利刀刺杀之。”[9]
二、达维特及其《马拉之死》对“马拉被刺”事件的“革命性”表现
达维特出身于巴黎一个铁商家庭。七岁时父亲病故,使他幼小心灵受到很大刺激。叔叔将他抚养成人,并送他跟随表亲洛可可画家布歇(Boucher Francois,1703—1770年)学艺。从皇家美术学院毕业获罗马大奖后赴意大利留学,在象征着古罗马帝国兴衰的残垣断壁中,达维特找到了艺术追求的感觉,启发了创作的灵感。古罗马艺术曾经的雄浑壮观和如今的颓废衰败改变了他的一切,不只是他对艺术的看法,也包括他对国家未来的愿景。
18世纪的法国十分重视插科打诨,但达维特因决斗在脸上留下一道伤疤而导致无法正常说话,从此他沉默寡言,继而对矫饰奢华的洛可可画风和娱乐业不再感兴趣。由于当时法国捐巨资支持美国独立并提高税收而陷入金融危机,王室贵族、神职人员与平民百姓的矛盾日益加剧。身置其中的达维特从古罗马帝国的兴衰中找到了用艺术拯救法国的动力,适时创作了令人激动不安的《贺拉斯兄弟的宣誓》,作品表现了古罗马人为了避免战争派三名勇士与敌人捉对厮杀的残酷情景。当这幅画展出时,法国上下引起了不小的惶恐,Edvard Munch在其著的《The Death of Marat》(中译名《马拉之死》)一书中形容它“如同报丧钟般的把即将国难当头的讯息传达给自满又骄纵的法国人民”。
随着社会的动荡,1789年达维特还创作了《扈从带给布鲁图儿子的尸体》。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达维特对当时法国大革命时期斩首歪风的又一贡献,是他迄今最黑暗的作品。画中躲在黑暗中沉思的人是罗马元老布鲁图,他因儿子密谋复辟而下令将其斩首。扈从将儿子的尸体抬到他身边,他却拒绝回头。这幅画让人不寒而栗,就像达维特的许多作品一样,它让人在赞叹之余却因它的意义而觉得毛骨悚然!尽管后来革命的热情迅速从欢乐变成了偏执,普天同庆变成了挟怨报复,但此时的达维特仍然是个政治的局外人,直到他认识了法国大革命三杰之一的马拉。此后,达维特很快成为马拉的政治追随者,他拥护支持马拉及其同党们的暴力革命和恐怖统治政策,并在新成立的雅各宾派国民议会中任议员。达维特和他的艺术伴随着“革命激情”亦步亦趋地走上了跌宕起伏的悲郁之路。
马拉被刺之前,达维特曾见过他坐在浴缸里工作的情景,对其甚为敬仰。刺杀发生后,达维特立即赶到现场,为他的这位朋友画了速写。随后,他又“应人民的要求”满怀激情的迅速创作了油画《马拉之死》。他拿起画笔为马拉报仇,要让敌人看到马拉被刺的情景发抖。画中的马拉是一名被善良、诚实和无私爱国情操美化的男子,他的皮肤色调犹如冰凉的石头,身上的刀痕醒目又细致,犹如十字架上耶稣体侧的伤口,白色的床单犹如鬼魅般的裹尸布,裹住这名徘徊于现代与后世之间的“伟人”。
《马拉之死》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它刻意营造了一个属于穷人的空间。在封闭狭小的陋室里,马拉倒在浴缸中,一手握着笔,一手握着染了鲜血的信,画的上半部笔触松散凌乱,可能是一面墙,也可能只是含糊不明的空间,代表着永恒的虚无,但那个充当书桌、粗糙平实的木箱,仿佛在诉说着马拉的美德。
完成《马拉之死》的达维特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宣传部主任。但革命的成功并没有改变百姓仍然饿肚子的状况,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达维特成了阶下囚。拿破仑政变称帝后,他又成为御用画家,并创作了多幅歌颂拿破仑的巨作。但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他被迫离开法国流亡到比利时。龙困浅滩的达维特,画风日益矫饰怪异,于1825年病死于布鲁塞尔。法国政府不欢迎屠杀王室的凶手,拒绝让他的家人把他埋在法国,他成了客死异乡的流亡者。葬礼上,他的学生举着写有达维特作品名称的木牌,但唯独没有他最了不起的作品《马拉之死》,从而使这幅恶名昭彰的作品30年未见天日。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893年,《马拉之死》才被布鲁塞尔博物馆收藏,重新成为颇具悲情的稀世珍品。而今天的卢浮宫里虽藏有达维特的数幅作品,但唯独少了他最具魅惑力的《马拉之死》。
三、西方艺术家对“马拉被刺”事件的多元化表现
对“马拉被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出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西方艺术家却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历史题材进行了多元化的表现,创作了很多主体性鲜明的作品。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将艺术家自己对那段历史的独特认识传递给我们,其中所包含的视觉词汇信息,扰乱了我们惯常的思维定势。
1860年,法国画家保罗•雅克•艾梅博德里(Paul Jacques Aimé Baudry 1828—1886年)以刺杀马拉的女人名字为题创作了油画《夏洛蒂•科黛》。与达维特的《马拉之死》相比,它给予我们别样的感受。画幅是竖式构图。画面右边,25岁的科黛身着一袭灰条纹长裙,像女英雄般昂然挺立在绘有一幅法国地图的墙面前,右侧窗口射进的阳光照亮了她凝眸远望的脸庞,使其具有了纪念碑般的意义。画面左下方是仰面倒在浴缸中、面容恐怖的马拉。画面运用了明与暗、立与卧、美与丑的强烈对比,当人们从画面中看到猥劣的马拉时,会因超出自己的想象而产生浓厚兴趣。接受美学认为,这种出乎意料、震撼人心的现象是理解艺术作品重要而又困难的方面之一,因为作品带给我们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
当历史进入20世纪,又相继出现了许多表现科黛行刺后被捕和被行刑的作品,艺术家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马拉被刺”事件做了新的历史性解读。有的作品描绘了横仰在画面中的马拉尸体以及科黛与拥门而入的激愤人群密切联系的宏大场面,有的作品描绘了科黛被囚禁在狱窗内向窗外渴盼的神态,还有的作品描绘了科黛上断头台前在死牢被狱卒剪下一绺金发时的情景。这些作品的作者尽管默默无名,但每一个细部特征似乎都与整体的完美形式相一致:动与静、明与暗、紧张与松弛统一于一体,与它对生死并置而产生的丰富含义一起,构成使人难忘的凝固瞬间。
艺术家从事创作活动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特定哲学思想的影响,并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比较上述和谐的古典主义理想化作品,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年)作于1907年的两幅《马拉之死》有了更复杂的形式和含义。两幅作品在构图上稍有不同。蒙克似乎并不关心历史背景和有关刺杀的表面资料,而在两幅画面中都表现了科黛和马拉的裸体。杀死马拉的科黛是无表情的——既不对也不错,既不好也不坏。全身裸露的科黛面对观众,正面站立如雕塑般的展示着,似乎拥有足够的时间让人们都来分享她的胜利。马拉横卧在科黛的身后,横竖交叉的男女裸体瞬间会使观众产生迷惑和怀疑。蒙克所描绘的世界是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他刻意表现人的情感、死亡、忧郁和孤独。
蒙克的色彩是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素,补色成对地、一组组地安放,蓝色与橙色、红色与绿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里的色彩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要素,当它与线条、明暗和空间结合时,色彩也是一种含义。科黛的肤色是明亮的,而马拉的肤色却是阴暗的,两人的面部对比尤其明显。蒙克激活了原本是凶杀的悲剧,表现了马拉被害时的骚动,他居然把马拉浸泡身体的浴盆画成了短直线构成的床,这些细节的处理有可能传递着马拉和科黛之间存在某种暧昧关系的暗示。蒙克用涂改室内景物的方法,使他的作品能调控某些历史观点,并用一种重要的社会信息去梳理他的艺术。
国内有学者也认为,蒙克的《马拉之死》把人抽象化、符号化,以此表达他对人世间生死搏斗的恐怖、悲惨的看法。[10]这种对历史题材采取抽象的、直觉观念的表现方法,在毕加索(Picasso Pablo,1881—1973年)的同名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毕加索变形的图像是对古典理想美和取悦于世俗审美标准的人物肖像形式的挑战,相对于精心把马拉的形象画得更有魅力的达维特来说,如此的变形简直是对他刻意营造完美倾向的藐视。
毕加索作于1934年的素描《马拉之死》,用黑、白、灰再现了两个格斗的人物,虽然相当概括,但还是能看出是一男一女,在黑色背景衬托下,甚至能辨识出人体的一些要素。画中的公牛角、匕首以及伸出舌头的狰狞人物形象,虽不逼真、但极为夸张变形的手法,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美与丑、善与恶,醒目而令人震动。
一个艺术形象可能包含多层意义,特别是像毕加索的《马拉之死》这样的艺术形象。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由于视觉艺术的复杂性,二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记载画家当时作画的背景。这也说明欣赏艺术作品离不开两个过程:观者一方面要以自己的偏爱、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理解作品,另一方面还要从艺术家个人的、历史的和文化决定因素上来理解作品。
四、坚持开放性原则,尊重多元文化现象
每一个民族或时代的艺术,都必然深嵌在那一个民族或时代的文化框架之中。以“马拉被刺”为背景创作的多元化艺术作品,作为反映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政见的一种艺术现象,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正负评价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参与和推动历史发展进程,并体现和反映出西方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哲学、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内涵。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雅各宾专制统治的功过是非评价已基本达成共识。[11]但遗憾的是,艺术史学却落后于其他领域,尤其在对《马拉之死》的历史评价上,似乎还未能醒悟。既然西方对此有若干不同解释和多种表现形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作更加全面客观的介绍,而只选择单一偏执、深闭固拒的模式呢?
从艺术的审美认知作用来看。艺术是反映历史的一个独特窗口,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产物。具有矛盾并置、激发冲突特征的艺术作品,对促进人们感受艺术语言魅力、深化对历史的认知思考,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如果过分强调艺术作品要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观点出发,那么失去文化多样性和人文性的艺术,一旦完全异化成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也就自然失去了一部分存在的理由。
因此,我们在选择介绍如《马拉之死》这类历史题材艺术作品时,要尽力拓宽人们的视野,选用那些能表现不同艺术家的思想、情感、愿望等主观世界并能激发人们探究和争论的作品,从而为艺术接受者创造自由表达思想情感和进行鉴赏评论的空间。如果一味规避有争议的艺术作品或在评价艺术作品时规行矩步,就势必削弱人们通过艺术作品感悟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功效。而只有深入感知艺术家出于不同文化和美学目的而创作、风格迥异的艺术形象,才能真正理解作品的艺术意蕴,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生。
从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来看。由于作品的题材内容不同,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不同,使得艺术作品的审美教育作用也各不相同。像《马拉之死》这类表现是与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等历史观点、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作品,显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教育作用。
由于艺术的教育作用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用艺术形象以情感人和潜移默化,所以达维特在《马拉之死》中通过对色彩、明暗和形体的刻意营造,使之具有了典型视觉形象的强烈感染性,使观者在毫无强制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这种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力,确实是其他表现形式很难达到的。选择特点突出、对比强烈的艺术作品,无论好坏,即便是坏的,也可在比较中明辨是非。只要艺术教育的目的一致,殊途仍然可以同归。
总之,只有坚持开放性原则,全面客观的介绍和评价多元化艺术作品,促使人们去质疑、鉴别、判断,才能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尊重多元文化现象、探索艺术人文内涵,应该成为我们的共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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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楼均信.五十年来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3(5):181-188.
[责任编辑:王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