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诸多列传当中，有一篇特别有意思，叫作《货殖列传》，是太史公专门记录那些做生意发财的人的事迹的。货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财货积蓄并经营起来，以便增值生利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经商之道。
　　传统的儒家思想，对经商是不怎么看得起的。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经商发财、追名逐利透出一种鄙夷的气息。所以士农工商，经商在古时候，是为人们所鄙视的，是末业。农民在田地里累死累活，商人却耍耍嘴皮子，低价买高价卖便赚到了大钱，这不是不劳而获吗？那什么是正业呢？当然是种地或者是考取功名做士大夫啦！这种正业末业的区分，实际上也体现了政府的意愿：不鼓励商业。这其中自然有利益权衡之处，因为商人们总是八方奔走，居无定所，不方便政府去管理；而相比之下，农户总是定居在一处，不四处游荡，那么管理和税收等事务就会方便很多。科举从政就更不用说了。
　　司马迁先生却发现，如果说养家糊口，老老实实地种田、走正道是可以的；但要想发财致富，则“必用奇胜”，得出些奇招。比如书中提到的陶朱公范蠡，协助勾践打败吴国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说他退隐江湖，先在齐国，后来又到了宋国的陶邑。“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原来范蠡看中陶是一块宝地，与诸侯国四通八达，乃物流人流的交通要道，于是在此囤积货物，与来来往往的人们经商，狠赚了几笔，“三致千金”，为子孙留下大笔财富。书中还提到了很多冶铁、晒盐致富的例子。然而他们都不是靠正业致富，而是搭上了市场经济这趟快车。
　　为什么会有市场经济呢？书中指出：“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原来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地理上的不同，比如山西有木材、竹子、玉石，山东产海鲜、食盐，江南有生姜、水稻、矿产。如果每个地区的人民都干正业，自给自足，没有多余的产品输送出去，那么，海边的人民岂不是吃不到大米了？书中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说是姜太公被分封到齐国的时候，“地舄卤，人民寡”，齐地多盐碱地，无法耕种，有限的耕地根本无法养活人民，“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意思是姜太公便让妇女们潜心钻研纺织、刺绣技术，并用这些纺织品以及齐国的鱼和盐与内地进行贸易。最终天下人都穿着齐国出产的衣服，前来归服。由此看来，市场经济，商品贸易，是不同地区人民互通有无的需要，贸易交流不仅可以让个人富裕乃至国家强大，还可以让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让天下都受益，岂不妙哉！而这一切背后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正是人们的自利自爱之心啊！
　　原来，自利自爱之心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人性中根深蒂固了。书中说：“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意思就是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人们就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为着自利，人民才纷纷攘攘，忙忙碌碌，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且“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也就是说，人们对自我终不能忘情，即使政府挨家挨户劝说，也很難让人们放弃。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司马迁便提出，最好的办法是“因之”，顺应人心这种趋势而不做干涉。其次“利道之”，就是把握时机对人们的利己之心加以引导，使这股力量为自己所用。因为，正是人们的利己之心，才造就了经济的繁荣，内陆各国将粮食卖给齐国，难道是怜悯齐国的困境吗？他们只想着齐国出品的华丽精致的衣服而已；而齐国难道胸怀天下想让大家都穿上好衣服？也只不过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罢了。正是在这种自利的心理下，海边的人吃上了大米，内陆人也穿上了好衣服。更重要的是，人们自主进行了劳动分工，你负责制衣，我负责种地，一分工，劳动效率就提高了，物产更丰富了，然后再通过交换，大家就变得更富裕了，岂不是双赢吗？
　　太史公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意思是农民耕种，虞人采木材，工匠做器物，商人输通财物，这哪里是因为国家颁布了政令来要求才做到的呢？人们竭尽自己的力量，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好像是西方大思想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人差不多总有机会去获得他的兄弟们的帮助，然而只是期望从他们的善意去获得这种帮助，那是徒劳的。但是他如果能激起他们的利己心，使之倾向于他，并向他们表明，正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才去做他所求他们为他要做的事情，那他就很可能达到目的。……我们不能期望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慈善心得到我们的晚餐，而是从他们关怀他们自己的利益去得到。”通过市场交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无己无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司马迁却独辟蹊径，认为只有勿忘我，才能造就商业的财富神话，“道之所符，而自然验”，只有遵循市场的规律，自然就有幸福繁荣的人间。他真不愧为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啊！
　　跨越千年的义利之辨
　　太史公的《史记》，传唱千年，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同时，他还关注了许多正史之外的领域，如《平准书》《河渠书》《天官书》《历书》《货值列传》等经济、地理、历法、水利多个领域。作为一位中学生，于乐天同学能够关注《货值列传》并写一篇读后感而且还能写得这样好，实在是难得。
　　《货值列传》是《史记》中被提到的并不多的一篇。在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刚刚被确立为统治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儒家的统治力还没有那么强。如同作者所说，儒家是有着“义利之辨”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耻于谈利的。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一位，但是社会的运行是缺不了货物的流通的，这个角色必须由商人来扮演。市场是最好的调节手段，商人让不同的地区互通有无，从而达到整体和谐。《国富论》中的那句话很好，“我们不能期望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慈善心得到我们的晚餐，而是从他们关怀他们自己的利益去得到。”作者所说的“勿忘我”，其实就是个人主义。每个人都努力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社会就会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