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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羽宇一郎2010年6月17日来中国前，也许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和钓鱼岛连在一起。
“我的工作从尖阁诸岛（日本对钓鱼岛的称呼）开始，最后也是在尖阁诸岛问题上结束的。”做了两年半驻华大使之后，2012年11月26日，丹羽宇一郎在离职前最后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说。无奈的表情从他脸上一闪而过。
自1962年大学毕业开始进伊藤忠商事工作后，他遭遇过不少困难，但都凭自己的毅力、运气挺过来。
此时，丹羽宇一郎的最大后盾执政的民主党，已经无力顾及他们派出的民间大使。12月16日的大选，对民主党来说更加紧要。
启用民间人士出任驻华大使，曾经显示了民主党内阁改革外交的决心，但在执政党地位难保的时候，外交革新早已无从谈起。当丹羽宇一郎爬上万丈高墙后，民主党撤走了梯子，至于丹羽该怎么下来，變成了他的私事。
11月28日，丹羽宇一郎穿着他平日爱穿的深灰色西服，系一条深色领带，轻装简从悄然回国。
从“抗议”开始
2010年6月，丹羽宇一郎来到中国前，日本外务省为他调配了最强势的从事中国外交的官员、最好的中文翻译。
3个月后，他已经比较熟悉外交工作，准备发挥自己对中日经济、东亚及全球态势的独到见解，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但此时日本大本营方面发生了变化。
进入2010年9月后，50多艘福建小型渔船在他们自古以来的传统渔场钓鱼岛打鱼，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巨大船只驱赶福建渔船。9月7日，还有一条中国小船在抗争，就是不肯从钓鱼岛撤出。日本方面在经过国土交通省大臣的同意，并征得首相菅直人的意见后，决定抓捕中方船长。
之前是日本使馆的低级别外交官与中国外交部交涉，但抓人以后便需要大使出面了。
“中方召见日本大使前，会提前通知我们。到时大使便会准备资料，带上公使、使馆政治部的参赞级外交官、中文翻译，按中方指定的时间去中国外交部。然后是听中方的抗议，日本进行抗辩等等。在9月的一段时间内，这样的工作成了大使馆的主要对华工作内容。”一位日本外交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显然这不是丹羽宇一郎的特长，一切需要按外务省给好的口径向中方抗辩，具体用词规定得十分详细，并没有大使本人可以回旋的地方。这让刚来中国不久的丹羽始料不及。
中日关系在2012年9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党内律师出身的大臣们，开始按日本国内法来处理外交问题。丹羽宇一郎的外交生涯，是从“抗议”及“被抗议”开始的。
不过，在记者和丹羽宇一郎多次接触中，他从未谈及这段经历。“日中关系太重要了，不能让这个关系出现倒退。”丹羽宇一郎对《中国新闻周刊》反复说，似乎也是在说给自己听。
被忽略的经济外交
在按照日本外务省规定的语言履行大使职责的时候，丹羽宇一郎开始时并没有把钓鱼岛问题看得有多严重。
在他看来，中日经济关系看上去发展顺畅，贸易额从2010年的2977亿美元，发展到了2011年的3428亿美元，取得了13%的增长，但是和香港、韩国、欧洲、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对华贸易的增长率比起来，日本已经落后很多。
“中国 1”的论调在日本甚嚣尘上。“能否给我们公司的高管谈谈中国风险？”这是在日本，中国经济问题的评论家最常接到的演讲题目。不断在高估中国风险，是日本疏远与华经济关系的重要原因。
而日本职业外交官又缺少了企业家具有的经济视角，也缺少和中国经济界以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丹羽最大的优势便是这方面的人脉。
“到中国赴任后，我将尽可能走遍中国主要省会、主要城市。”丹羽宇一郎来中国前对日本媒体说。
撞船事件如疾风暴雨一样，很快就过去了。丹羽开始实施走遍中国的计划。
“每次去中国的地方城市之前，丹羽大使会先和在华日本商会打招呼，愿意和大使去地方访问的企业，可以派人随同大使一起去。毕竟能见到省长、省委书记，对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商会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经常会有十几家，有时是二十多家企业的中国地区总裁同时报名参加。
丹羽宇一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随口就能说出那些地方省委、市委官员的名字。这是丹羽在日本最大商社之一的伊藤忠商事工作四十余年积攒下的巨大财富。
“很多中国的省级领导，在丹羽出任大使前便和他有过较多的接触，现在丹羽成为大使了，自然更愿意抽出时间来见他。不单单谈中日关系，经济动向，重温和大使个人的友谊，也是很轻松愉快的事。”前述日本外交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日本企业更是直接从省级干部那里听到了经济发展的重点，能够从地方最高层获取投资、商务方面的机遇。
但是，对丹羽宇一郎去中国地方城市访问，《中国新闻周刊》在日本听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
“丹羽大使一个人差不多把驻华使馆的出差经费都花了，其他外交官反而没有了出差的机会。”一位以外交评论为职业的日本媒体从业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们从未听说过丹羽大使会带企业家去中国地方城市访问，也未见过相关报道。”一家新闻周刊的副主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日关系本来因为领土问题已经非常不易，评论家、日本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丹羽宇一郎的经济外交，让中日关系进一步后退，已在情理之中。
启用丹羽宇一郎来中国做大使，这里面有民主党内阁希望在经济上强化与中国关系的考量，但又因缺乏统一的对华政策，结果让政治目的大大地超越了经济上的诉求。
一己之力无法力挽狂澜
出任大使前，丹羽宇一郎是最成功的企业家。当伊藤忠商事背负4000亿日元不良资产的时候，他挑起公司总裁的重担，迅速扭亏为盈，让企业重新成为日本最具有盈利能力的公司之一。2001年，他和日产公司总裁戈恩一起获得了经团联经济广报中心颁发的最优秀企业家大奖。
“1998年，丹羽当上了伊藤忠商事的总裁。因为公司亏损，他每天乘坐轻轨上下班，不用公司开工资，中午饭去吉野家吃一个盖浇饭解决。”在伊藤忠商事工作的曹先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5年，《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再次采访丹羽宇一郎的时候，他已经是伊藤忠商事董事长。那时他刚出版《工作磨练人生》一书不久。“我的失败别比人更多，所以感触也多了一些。”丹羽宇一郎说。
其他公司的董事长总是前呼后拥，但丹羽宇一郎却很少有人随侍在旁。在职业生涯中，亲赴前线直接应对各种问题，一直是他的特点。
“放弃每年数亿日元的收入，来中国任这个仅有二千万左右收入的大使，如果不是出自一种使命感，丹羽是不会接受这个职务的。”采访外务省的日本记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丹羽宇一郎希望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但中日进入全面合作新时代的大势已去，等待他的只是一个更为动荡的局面。
2012年4月16日，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煞有介事地在美国宣布了自己的购岛计划。
“这会给日中关系带来重大危机。”丹羽宇一郎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警告说。日本国内见到该报道后，顿时炸了锅。在野党纷纷要求解除他的大使职务。外务大臣召丹羽宇一郎回国后，警告他要在语言上多多注意。
“实际上谁都知道丹羽说了句大实话。而且后来的中日关系倒退到现在这个地步，暗合了丹羽的警告。”日本亚洲太平洋论坛理事长田中健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离开中国前的最后3个月里，丹羽宇一郎还是和刚来时一样，需要不断和中国外交部交涉。9月11日以后，使馆及日本企业遇到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中国民众在购岛问题上的抗议游行，中日间领海问题的冲突愈发激烈起来。
“恢复日中（正常）关系，今后要再花40年时间。”10月20日，丹羽宇一郎回到自己的母校名古屋大学发表了关于中日关系的演讲。
临近离职的日子，丹羽宇一郎愈发地忙，除了在公众场合外，记者已经没有了一对一地和他交谈的机会，但依旧能感觉出他对中日关系的期待。
在他离开北京的时候，中日关系因钓鱼岛而出现的裂痕，因为自民党、维新会的候选人而变得更宽更深。今后几年维持2011年经贸规模已经十分困难。民主党的民间外交也脱离初衷，迎来了终局。
再有两个月，丹羽宇一郎就会迎来74岁生日。日本人所说的“73岁大坎”也就要过去了。
“我的工作从尖阁诸岛（日本对钓鱼岛的称呼）开始，最后也是在尖阁诸岛问题上结束的。”做了两年半驻华大使之后，2012年11月26日，丹羽宇一郎在离职前最后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说。无奈的表情从他脸上一闪而过。
自1962年大学毕业开始进伊藤忠商事工作后，他遭遇过不少困难，但都凭自己的毅力、运气挺过来。
此时，丹羽宇一郎的最大后盾执政的民主党，已经无力顾及他们派出的民间大使。12月16日的大选，对民主党来说更加紧要。
启用民间人士出任驻华大使，曾经显示了民主党内阁改革外交的决心，但在执政党地位难保的时候，外交革新早已无从谈起。当丹羽宇一郎爬上万丈高墙后，民主党撤走了梯子，至于丹羽该怎么下来，變成了他的私事。
11月28日，丹羽宇一郎穿着他平日爱穿的深灰色西服，系一条深色领带，轻装简从悄然回国。
从“抗议”开始
2010年6月，丹羽宇一郎来到中国前，日本外务省为他调配了最强势的从事中国外交的官员、最好的中文翻译。
3个月后，他已经比较熟悉外交工作，准备发挥自己对中日经济、东亚及全球态势的独到见解，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但此时日本大本营方面发生了变化。
进入2010年9月后，50多艘福建小型渔船在他们自古以来的传统渔场钓鱼岛打鱼，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巨大船只驱赶福建渔船。9月7日，还有一条中国小船在抗争，就是不肯从钓鱼岛撤出。日本方面在经过国土交通省大臣的同意，并征得首相菅直人的意见后，决定抓捕中方船长。
之前是日本使馆的低级别外交官与中国外交部交涉，但抓人以后便需要大使出面了。
“中方召见日本大使前，会提前通知我们。到时大使便会准备资料，带上公使、使馆政治部的参赞级外交官、中文翻译，按中方指定的时间去中国外交部。然后是听中方的抗议，日本进行抗辩等等。在9月的一段时间内，这样的工作成了大使馆的主要对华工作内容。”一位日本外交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显然这不是丹羽宇一郎的特长，一切需要按外务省给好的口径向中方抗辩，具体用词规定得十分详细，并没有大使本人可以回旋的地方。这让刚来中国不久的丹羽始料不及。
中日关系在2012年9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党内律师出身的大臣们，开始按日本国内法来处理外交问题。丹羽宇一郎的外交生涯，是从“抗议”及“被抗议”开始的。
不过，在记者和丹羽宇一郎多次接触中，他从未谈及这段经历。“日中关系太重要了，不能让这个关系出现倒退。”丹羽宇一郎对《中国新闻周刊》反复说，似乎也是在说给自己听。
被忽略的经济外交
在按照日本外务省规定的语言履行大使职责的时候，丹羽宇一郎开始时并没有把钓鱼岛问题看得有多严重。
在他看来，中日经济关系看上去发展顺畅，贸易额从2010年的2977亿美元，发展到了2011年的3428亿美元，取得了13%的增长，但是和香港、韩国、欧洲、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对华贸易的增长率比起来，日本已经落后很多。
“中国 1”的论调在日本甚嚣尘上。“能否给我们公司的高管谈谈中国风险？”这是在日本，中国经济问题的评论家最常接到的演讲题目。不断在高估中国风险，是日本疏远与华经济关系的重要原因。
而日本职业外交官又缺少了企业家具有的经济视角，也缺少和中国经济界以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丹羽最大的优势便是这方面的人脉。
“到中国赴任后，我将尽可能走遍中国主要省会、主要城市。”丹羽宇一郎来中国前对日本媒体说。
撞船事件如疾风暴雨一样，很快就过去了。丹羽开始实施走遍中国的计划。
“每次去中国的地方城市之前，丹羽大使会先和在华日本商会打招呼，愿意和大使去地方访问的企业，可以派人随同大使一起去。毕竟能见到省长、省委书记，对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商会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经常会有十几家，有时是二十多家企业的中国地区总裁同时报名参加。
丹羽宇一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随口就能说出那些地方省委、市委官员的名字。这是丹羽在日本最大商社之一的伊藤忠商事工作四十余年积攒下的巨大财富。
“很多中国的省级领导，在丹羽出任大使前便和他有过较多的接触，现在丹羽成为大使了，自然更愿意抽出时间来见他。不单单谈中日关系，经济动向，重温和大使个人的友谊，也是很轻松愉快的事。”前述日本外交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日本企业更是直接从省级干部那里听到了经济发展的重点，能够从地方最高层获取投资、商务方面的机遇。
但是，对丹羽宇一郎去中国地方城市访问，《中国新闻周刊》在日本听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
“丹羽大使一个人差不多把驻华使馆的出差经费都花了，其他外交官反而没有了出差的机会。”一位以外交评论为职业的日本媒体从业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们从未听说过丹羽大使会带企业家去中国地方城市访问，也未见过相关报道。”一家新闻周刊的副主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日关系本来因为领土问题已经非常不易，评论家、日本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丹羽宇一郎的经济外交，让中日关系进一步后退，已在情理之中。
启用丹羽宇一郎来中国做大使，这里面有民主党内阁希望在经济上强化与中国关系的考量，但又因缺乏统一的对华政策，结果让政治目的大大地超越了经济上的诉求。
一己之力无法力挽狂澜
出任大使前，丹羽宇一郎是最成功的企业家。当伊藤忠商事背负4000亿日元不良资产的时候，他挑起公司总裁的重担，迅速扭亏为盈，让企业重新成为日本最具有盈利能力的公司之一。2001年，他和日产公司总裁戈恩一起获得了经团联经济广报中心颁发的最优秀企业家大奖。
“1998年，丹羽当上了伊藤忠商事的总裁。因为公司亏损，他每天乘坐轻轨上下班，不用公司开工资，中午饭去吉野家吃一个盖浇饭解决。”在伊藤忠商事工作的曹先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5年，《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再次采访丹羽宇一郎的时候，他已经是伊藤忠商事董事长。那时他刚出版《工作磨练人生》一书不久。“我的失败别比人更多，所以感触也多了一些。”丹羽宇一郎说。
其他公司的董事长总是前呼后拥，但丹羽宇一郎却很少有人随侍在旁。在职业生涯中，亲赴前线直接应对各种问题，一直是他的特点。
“放弃每年数亿日元的收入，来中国任这个仅有二千万左右收入的大使，如果不是出自一种使命感，丹羽是不会接受这个职务的。”采访外务省的日本记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丹羽宇一郎希望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但中日进入全面合作新时代的大势已去，等待他的只是一个更为动荡的局面。
2012年4月16日，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煞有介事地在美国宣布了自己的购岛计划。
“这会给日中关系带来重大危机。”丹羽宇一郎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警告说。日本国内见到该报道后，顿时炸了锅。在野党纷纷要求解除他的大使职务。外务大臣召丹羽宇一郎回国后，警告他要在语言上多多注意。
“实际上谁都知道丹羽说了句大实话。而且后来的中日关系倒退到现在这个地步，暗合了丹羽的警告。”日本亚洲太平洋论坛理事长田中健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离开中国前的最后3个月里，丹羽宇一郎还是和刚来时一样，需要不断和中国外交部交涉。9月11日以后，使馆及日本企业遇到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中国民众在购岛问题上的抗议游行，中日间领海问题的冲突愈发激烈起来。
“恢复日中（正常）关系，今后要再花40年时间。”10月20日，丹羽宇一郎回到自己的母校名古屋大学发表了关于中日关系的演讲。
临近离职的日子，丹羽宇一郎愈发地忙，除了在公众场合外，记者已经没有了一对一地和他交谈的机会，但依旧能感觉出他对中日关系的期待。
在他离开北京的时候，中日关系因钓鱼岛而出现的裂痕，因为自民党、维新会的候选人而变得更宽更深。今后几年维持2011年经贸规模已经十分困难。民主党的民间外交也脱离初衷，迎来了终局。
再有两个月，丹羽宇一郎就会迎来74岁生日。日本人所说的“73岁大坎”也就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