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光绪三年（1876年），严复与林永升、刘步蟾、方伯谦、马建忠等成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出洋留学生。他虽然被派往国外学习军事专业知识，却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在所学专业之外，这一点还与郭嵩焘有直接的关系。
郭嵩焘同年成为清朝第一任驻外公使，他自称“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谓国有人乎？京师知者独鄙人耳”〔1〕。郭嵩焘反对洋务派把“船坚炮利”看成西方强盛的原因，也反对洋务派官僚主张由国家垄断新式工业的做法，主张扶持民间工商业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郭嵩焘在国内少有知音，多受打击。郭嵩焘到英国之后，广泛考察英国社会，注意到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他致书沈葆桢，“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徵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2〕。郭在英国看到日本在英国学习各种技艺的有二百多人，而中国只是学习军事，为此深感不安，建议各督抚多选一些青年才俊，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才质，分别培养。
光绪四年正月初一（1878年2月2日），严复与同学共到郭嵩焘处祝贺春节。其间，严复给郭嵩焘的印象最深。郭氏在日记中讲到：“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二十五岁的严复善于谈吐、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与六十岁的郭嵩焘引为忘年交。严复之子严璩在《侯官先生年谱》中写道：“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3〕郭氏此一时期近一年的日记中，共有三十三处记载有严复的活动。有一次，严复去英国法庭旁听，回来之后“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4〕。严复因其科学知识丰富和才华出众，深受郭嵩焘喜爱。
郭嵩焘在巴黎期间，正好严复、方伯谦、萨镇冰等也赴巴黎游历，严复先后陪同郭游天文馆、参观巴黎下水道、赴凡尔赛宫参观等等，不时为郭做科学解释。次年的春节晚间聚会，郭嵩焘邀请了严复参加，为唯一的留学生。会上，由英国人罗伯逊致贺年词，郭嵩焘致答词，马格里任翻译。事毕，郭嵩焘问严复，翻译如何，严复说，所译的话多数不正确。而专职译员凤夔久、张听帆竟没有能力辨别出来。这件事情使得郭嵩焘认定，严复的英语水平胜过译员。
郭嵩焘在日记中对严复有如下评定：
问：严宗光宜何用之？
曰：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
问：何宜？
曰：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问：陈季同酬应明干，能胜任公使否？
曰：是其识解不逮严宗光。〔5〕
在此基础上，郭嵩焘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八日（1879年1月29日）发出公文，其中向南、北洋大臣保荐严复等六人。这件事情，还让曾纪泽极为不满，认为褒奖严复太过，会纵容严复的狂傲之气。
郭嵩焘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为当时权贵所不容，自行离任，奏请因病销差。严复将英国《泰晤士报》关于郭嵩焘离任的长篇报道翻译了出来，赠别于郭氏。这篇评论认为，中国夜郎自大，将向外派遣公使视为最失国体的事件。而郭嵩焘通晓欧洲事体，“郭钦差此行，凡在英、法两京见过者均为惋惜”。郭嵩焘任使对中国和西方都是有益的，“如郭之为人，中国用之，其益不浅，我等亦更欢喜”。评论认为清朝用人不当，“常念中国如渴睡初醒之人，遇事惝怳，不甚分明”。这篇报道全面分析了郭氏离任的背景和政绩，严复借外文报纸表达了自己对郭氏的感谢、理解和同情。
郭嵩焘1891年7月18日去世。严复将郭氏与羊祜、屈原相比，写挽联道：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二
在英国学习二年零三个月之后，1879年，严复二十七岁，由于福州船政学堂缺乏教师，受调提前回国任教。
福州船政学堂创办初始对教官的要求十分严格，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莫不如是。当时之所以调严复提前回国任教，据后来薛福成考察，是因为“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
但是，此时的福州船政学堂已经“诸事废弛”，积重难返。学生开始丢弃“洋务”，转而学画、学歌词，“该学生等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船厂的提调（厂长）不懂洋务，“日吸洋烟，携姬妾，十数日不到局一次”，所造之船多数“不商不兵”，不能适用：
船政局所雇洋人，艺亦平常。所造之船，多系旧式，即如康济机器，是其明证。洋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食薪俸，往往派华匠造器，宽其限期。如有先期制成者，必以不中式弃之。华匠相率宕延，遂成锢习。管驾以至水手，薪俸太厚。竟有管驾数年，技未必精而已坐拥厚资，难免浮冒侵吞之弊。〔6〕
基于对严复才干的认可，1879年10月18日，李鸿章致函李凤苞，称刘步蟾、林泰曾能调管大船，严复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魏瀚、陈兆翱可胜督造快船。次年4月28日，李鸿章致函福州船政局督办黎兆棠，请饬严复赴天津充天津水师学堂教习；8月12日，严复至天津，被任命为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
严复是中国第一批学习海防的人员，有留学经历，知识超群，善于辞令，具有相当的交际能力，“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王蘧常：《严几道年谱》）。自光绪七年（1881年）开办起，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停办止，天津水师学堂共毕业二百一十名学生，成为北洋舰队的骨干技术力量。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文理通畅，博涉西学”，严复功不可没。
陈宝琛在《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领都统严君墓志铭》中说：“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剪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蕃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李鸿章曾示意严复“执贽称弟子”，而严复不屑，与李保持一定距离。同时由于中国官场长期形成的派系斗争，李鸿章也未视沈葆祯培养的严复为心腹，不让他参与决策。严复自己讲，“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不时有不得志之叹。
应该说，严复与李鸿章的距离感主要产生于根本观点的不同。与郭嵩焘一样，严复不看好限于军事自强的洋务派思想，更反对由国家包办新式工业，这一点与李鸿章后期由“自强”向“求富”思想转变相冲突。
但是，严复与李鸿章关系的阴影，还在于中法战争订立和约一事。1883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获胜。李鸿章认为，此时与法国签订协约最为有利。清廷接受了李的建议，下令停战。由担任广东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撮合双方订约，德璀琳从中欺骗了李鸿章，双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朝野上下要求惩办主张议和的李鸿章。李怀疑严复也参与其中，对严产生了猜忌。严复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愤而自疏。严复的弟弟来信劝他，对李鸿章的门路，还是要多走动走动为好。严复听从之后，回信言道，“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1889年，严复升任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次年升任总办（校长）。但是，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就到此为止。严复与李鸿章接触越多，越感到失望，“不预机要”的情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他甚至一度想投奔张之洞。
抑郁无聊之中，严复染上了鸦片，同时设法投资于王绶云在河南开办的一个煤矿。但是，这些做法仍然没有使他的精神得到解脱。长期的“不预机要”使严复认识到，没有科举出身是一个重要因素，“忽尔大动心，男儿宜此若”。
于是他在1885年秋返回福州参与科举考试，不幸落第。1888年、1889年参加顺天府乡试又以失败告终。1893年已经四十一岁的严复再次回福建参加乡试，仍然落榜。灰心之余，严复认为自己早年学习英文是“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参加科举考试是“谁知不量分，铅刀无一割”。
1895年之后，严复的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异常严厉的抨击，其中明显带有个人屈辱的宣泄成分，“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严复以斯宾塞和赫胥黎反对纯文学和纯书本教育的全部理由来猛烈反对科举，反响极大。他甚至对宋明理学、考据学派、今文经学派、王阳明学派等评论道，“一言以蔽之，曰：无用”，“皆宜且束高阁也”。可以说，1895年之前的严复，虽然对西学有所认识，但明显是一个抑郁不得志的中国读书人，时常觉得自己有所成，却无法“货于帝王家”，自负却又时常失意，以致备受科举的折磨，这段经历，可以说是“惨淡”。
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也成为严复思想的分水岭。在战争之前，严复就时时有一种想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其实，严复自国外回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有见识”的西方著作的研读。1881年，他得斯宾塞《社会学研究》，深为震撼。严复自己讲，“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执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可以说，斯宾塞在此书中的思想，一直支配了严复以后思想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利，使得中国面临空前的社会危机，整个社会面临一种突如其来的紧迫感、压抑感，同时伴随着一种中国会被瓜分的恐惧感。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了，“府君大受刺激”（严璩语），“严复这个看来本不是很有公民勇气的人，终于用文章来呐喊了”〔7〕。这里首先应该想到，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将领基本上都是严复的同学好友，比如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等人，严复“心惊手颤，书不成字”。他认为，战争的失利的首要原因在李鸿章：
合淝用人实致偾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信其婿张蒉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呼，岂不过哉！
甲午战争的失败，除使严复认识到李鸿章的不足之处外，还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1895年至1898年间，严复先后在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的《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这几篇文章其实都是写于1895年。在这些文章里，严复分析了时势，探求了中国富强应走的出路，批判科举，批判封建专制，一再强调了一个观点：西方强大的一个根本原因，不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在于经济政治组织制度，而是在于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领域中去寻找西方强盛之源。“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正是在此时，严复开始“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
严复在英国时就已经知道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甲午战败之后，他着手翻译已经熟读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数月而成。吴汝纶过天津访严复，“读而奇之”，主动为之写序，并劝严复将书出版。此书出版之后，风行海内，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共同成为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指南。
1895年前后的严复是忙碌的。他除了热心于救国救亡、著文高呼之外，还开始参与到维新变法之中，他寄银票百元支持梁启超办《时务报》，并将《天演论》译稿、《原强》修改稿寄给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转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他还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提倡新学，培养维新人才。严复除自己到学堂讲学之外，还推荐自己的侄子到学堂任英文教习。严复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中进行民主启蒙宣传最有力的思想家。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终严复一生，他在实际的政治行动方面始终显得有些被动。严复对“保教”的公开冷漠招致了张之洞的反感，张之洞对《辟韩》一文深恶痛绝，甚至指使屠守仁写了一篇《〈辟韩〉驳议》进行驳斥，若非郑孝胥为严复解围，张甚至一度还想加害于严复。同时代的康有为，因为有科举功名的正统出身，与当时一批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流派，严复则被视为“没有功名”的人而被轻视排斥于这个圈子之外。可以说，正是这种被排斥压抑的心态导致严复对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更多的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严复对政治改革的根本态度。他的门生熊纯如在二次革命后认为中国将有希望获得最后的统一，他立即纠正说：“自复观之，则甚不敢必，何则？前之现象，以民德为之因，今之民德则犹是也。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国家欲为根本计划（如赋税统系，教育改良之类），其事前皆须有无限预备之手续，而今之人，则欲一蹴而几，又乌可得？”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进化不能强迫，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这是严复的一贯思想。
1896年严复奉命创办天津俄文馆；1897年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在天津仿《泰晤士报》而创办《国闻报》，并搜集中外有价值的文章按旬出版《国闻汇编》；同年译亚当·斯密《原富》及斯宾塞《群学肄言》；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1899年译穆勒《群己权界论》，1900年再译其《穆勒名学》。1900年，严复因义和团之乱而脱离海军，避居上海租界闸北长康里。
此后的严复，真正是一名学者了。1900年，严复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这一年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一次“保国保种”的会议，被选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次年，应张翼之约，赴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再次年，奉管学大臣张百熙之聘，任编译局总纂。1904年，严复与张翼为开平矿务局事赴伦敦，其间与孙中山相晤，归国途中顺访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1906年受安徽巡抚恩铭聘，为安庆高等学堂监督，1909年应学部尚书荣庆之聘，任审定名词馆总纂，三年内积稿甚多，并因此而被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出任资政院议员，特授海军协领都统，旋授海军一等参谋官。在武昌起义后，奉袁世凯之命赴汉口见黎元洪，任谈判代表。1912年受袁世凯之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兼任文科学长，出任海军编译处总纂。1915年受聘为宪法起草委员。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严复将欧战发生以来的战时新闻摘要翻译送袁世凯备览，积年余，至数万言。
四
由此，我们不得不讲一讲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严复与袁世凯早已相识，至少有三十年的交往。严复创办《国闻报》时，每周在王修植家里叙谈，袁世凯几乎每次必来。严复后来记述说：
时袁项城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王修植）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不料易世师而后预言之尽成实录也。〔8〕
但是，严复对袁世凯也一向存有戒心，他说，“自庚子以后十余年间，袁氏炙手可热之时，数四相邀，而仆则萧然自远”，这应该算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对所有的权力阶层都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这种态度终被袁氏知晓，袁一怒之下说出“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之”的话。
在光绪死后，时任摄政王的光绪之弟载沣因私仇而欲杀袁世凯，张之洞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戮大臣”；庆亲王奕劻亦担忧：“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载沣于是采纳张之洞“开缺回籍”之建议，代发上谕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任职任，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惊恐不已，一度想赴日本避祸，后经直隶总督杨士骧规劝，才回京接受谕旨，回彰德“养病”去了。他仓皇离京赴河南时，只有严修等三四人到车站相送。
严复此时秉公执议，认为“世凯之才，一时无两”，“奈何置之闲散”。无疑，在袁世凯政治上最为叵测之时，严复的声援令袁氏深为感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离开了袁世凯的清王朝捉襟见肘，陆军大臣荫昌统军开往武昌，但荫昌难以指挥这些北洋旧部。内阁总理奕劻向载沣建议重新启用袁世凯。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具有了向清廷叫板的足够资格。他复奏道：“旧患足疾，迄今尚未痊愈。……一俟稍可支持，即当立疾就道，借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清廷借故开缺袁世凯的借口，如今又成了袁世凯应付清廷的借口，令载沣大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此后载沣再下旨意，也难以说服袁世凯前往武昌扑灭革命，不得已只好答应袁氏的条款，于1911年11月1日宣布解散皇族内阁，由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袁世凯从根本上控制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开始向南方的革命党人施压。
此时，严复所任职的资政院议员们已经作鸟兽散。严复匆忙之中于10月26日将行李十一箱打包发往天津，11月9日离京赴天津，同时“知津郡此夕最危”，友人建议他转赴秦皇岛避难。但是，严复最终没有听从友人建议，而是与自己的三子严琥于11月12日先袁世凯一天重返北京。二十天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方代表团的代表，参加南北谈判。据冯耿光回忆，“当时规定北方的全国代表二十人，系按全国二十行省、每省一额推定的”。严复作为福建省的代表，被指定为代表团的成员：
那天，锡拉胡同袁邸的客厅里济济一堂，在座的除了二十位代表之外，还有些秘书、随员等。其中熟人很多，年纪最长的是陈宝琛（伯潜），他是福建闽侯人，曾任山西巡抚，是新近奉召回京的。不多时，袁就穿着便服出来，见到陈，很客气地说：“这番议和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并希望他“为国宣劳”。陈则谦逊了几句：“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复）去，要好得多了。”〔9〕
这样，严复参加了以唐绍仪为全权大臣的北方议和代表团，于12月9日沿京汉铁路南下，11日抵达汉口，12日与黎元洪见面谈判。严复在给陈宝琛的信中对此时的谈判有所描述，但总的来讲，他对共和政体深表忧虑。议和的代表虽众，起作用的人并不多，严复也并不是关键人物。严复在武汉停留六天之后，随团移居上海，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忙于会客及处理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的私事，在谈判未有成效的时候，就先期返回北京了。
严复回到北京之后，对唐绍仪多有不满。在《辛亥日记》中记有为袁世凯出的六条谋略：“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此时的严复，从内心深处认定袁氏为国家元首的不二人选。他做诗曰，“美人期不来，鸟啼蜃窗白。”将袁世凯比喻为“美人”，盼望国家早日安定。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十七省参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氏获“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的美誉。早在2月14日，严复就拜见了袁世凯，随即被任命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校长），月薪三百两。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自戊戌变法以来就一直由社会名流担任校长一职。
春节后，严复正式上任。但此时的大学堂由于政府将经费大幅用于军事，严复连自己的薪水也不能支付，学校也不能按期开学。他除了整顿校务之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学校经费方面，在借得道胜银行七万洋款之后，学校于5月15日正式开学。不过，新的麻烦又不期而至：“《国风日报》不知有何嫌隙，时时反对，做尽谣言。”严复一月三百两的薪水，难以支付社交应酬，有时一月无进，而支出将近千元。学校开学后的第二天，严复在家书中写道：“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札辞职。”5月下旬，学校开始闹学潮，严复拒绝与学生面谈。6月1日，学生在教育部过夜不归，严复甚为被动。至7月下旬，学校的员工每人能领的薪水只有六十元，“还不足车马费”。严复失望之极，以致想携眷回福建，“卖笔墨过日”。支撑到11月，严复终于辞去京师大学堂监督职务，从此结束了在教育界的生涯。这一时期，严复依靠同乡兼校友海军总长刘冠雄得以兼任海军编译处总纂一职，聊以谋生。
五
民国初建，严复认为“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励精图治之倾向”，他接受袁世凯聘任，担任总统府顾问。但是随后的宋教仁被刺、大借款等事件，使他开始认识到“中央短处在平时矜有使令贪诈之能，于古今成说所谓忠信笃敬诸语，不甚相信，至于今而其弊见矣”。不过，严复对此时的国民党也始终未见好感，他在致熊纯如的信中说：“顾三年以来，国民党势如园中牵牛，缠树弥墙，滋蔓遍地，一旦芟夷，全体遂呈荒象，共和政体名存而已。以愚见言，即此是政界奇险。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严复于1914年5月开始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参政院参议，成为总统的高级咨询机构成员。7月9日，严复到总统府去领取薪水时得知顾问薪水自6月开始停发，所谓“参政”名存实亡。严复无事可做，于是常跟李质斋等人打麻将，有时甚至通宵达旦。9月底，参政院和清史馆开会，严复均告缺席。
10月2日，参政院再次开会讨论日本侵占山东半岛一事，严复忙于赴宴、打牌、“看家私”，再付阙如。10月13日的约法委员会议，也没有参加。严复自动放弃自己的政治参与权。此后，他虽然对欧洲战事特别是日本的二十一条特别关注，但是当时的局势使得严复根本没有的发言权。他在1915年4月被聘为宪法起草委员后说，“宪法起草，亦应故事耳。仰观天时，俯察人事，未必有偌大制作也”。可以说，此时他对所谓的国家政治已经热情散尽，极为冷淡了。
此时的严复，一方面对政治开始疏远冷淡，另一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看来颇为惋惜的事情。除了一度热衷于打麻将之外，他于1913年8月在陈焕章的鼓动下，与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宪法定孔教为国教；同年，他多次发表演说，配合袁世凯提倡“读经”；更为严重的是，1915年8月，他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向袁世凯劝进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其时的社会大名流主要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章被袁软禁于北京，拒不合作；几次试探之后，袁也明了梁启超不会支持自己，严复便成为袁氏集团争取的主要目标。杨度在此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次登门造访，旁敲侧击，鼓动严复参与“筹安会”。杨度问：“公视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兴盛乎？”
严复说：“此一时殊未易答。……或得如英国国君端拱无为而臻于上理，未可知也。”
杨度说：“唯然。我将与同志诸人拟设一会，名曰筹安，专就吾国是不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为学理之研究。古德诺引其端，吾等将竟其绪。国中士庶，向惟公之马首是瞻，请公为发起人可乎？”
严复吃惊地说：“适吾所云，不过追维既往，聊备一说。……国家大事，宁如弈棋，一误岂容再误。”
杨度以研究为旗帜，套出了本质上是学者的严复对国体“未可知也”的判断。此后，杨度以晚宴为名，邀请严复出席筹安会的活动，严复推说有病拒绝；再次来访，亦被婉拒。不得已，杨度派人送来一信，说筹安会的事情，是袁大总统的意思，指定严复为发起人，坚持拒绝恐怕不好，并说已经替严复签名，明天必须见报，来不及听取意见了。
对杨度的信如何处理，严复颇为犹豫。在与弟子商议的过程中，严复认为自己年纪已大，不愿再过逃亡的生活，“盗名不妨听之任之，只是始终不参与其中的活动罢了”，“吾心可告天地，纵被莽大夫之名，庸何伤？”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筹安会的名单，严复名列第三。严复仆人早晨出门，发现门前有荷枪士兵站岗，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此后严复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筹安会的会议，称病缺席。当时报纸称严复为“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实为真实写照。
筹安会成立的第七天，梁启超在天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时洛阳纸贵，很多人买不到报纸就辗转抄读，甚至要求报馆再版。袁世凯认为，由严复出面撰写驳斥文章最为适宜，于是签署四万元金票，由总统府顾问夏寿田转交严复并阐明意图。严复说：“吾苟能为，固分所应尔。若以货取，其何以昭信天下？非主座见命之意也，容吾徐图之以报命。”婉言拒绝了。此后严复收到二十多封恐吓信，他深为苦恼，但仍然不愿意书写，并说“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袁世凯不得已，让孙毓筠写了驳斥梁启超的文章。严复认为，“自是之后，闭门谢客，不愿与闻外事”。袁世凯死后，严复写诗有云：“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群盗，弥天戢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辨贤奸。……”
六
洪宪帝制结束之后，严复彻底退出政界，倾心于研究道家学说尤其是《庄子》。他评点《庄子》的书稿曾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尚未出版就毁于1932年的淞沪战火。留传下来的版本是曾克耑根据严复长子严璩所藏的评点本排印或影印的。此时他的一些政见基本上都存留在与友人的通信之中，今天可以看到的有他对“府院之争”、中国政府参加欧战、护法运动、五四运动等问题的见识，虽说不一定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确有不少真知灼见。他曾借用元好问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纷争的厌烦和苦恼：“何处青山隔尘土，一庵吾欲送华颠。”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病逝，临终遗言：“须知中国不可来，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12月20日，与夫人王氏合葬于闽侯阳崎鳌头山。
在此，我们借用美国汉学家史华兹对严复的一段评论来结束本篇：
严复不是整个中国的代表，他属于一个庞大的、愚昧的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杰出的文人学士，而在这些文人学士中，他又属于对时势作出开创性反应的佼佼者。……他的著述确实对他同时代的青年人，和对现今已七八十岁的中国知识界、政治界的杰出人物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梁启超深受过他的影响，而其他各类人，如胡适、蔡元培、鲁迅以及毛泽东也都在年轻时受过他的影响。当然，我从来也不认为，假如严复从未落笔著文，类似严复这样的思想就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产生。〔10〕
注释：
〔1〕《郭嵩焘致曾国藩》，载柳诒徵编《陶凤楼藏名贤手札》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2〕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转引自徐立亭著《晚清巨人传：严复》，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3〕〔4〕〔8〕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145、356页。
〔5〕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838页。
〔6〕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37页。
〔7〕〔10〕（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9〕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357页。
光绪三年（1876年），严复与林永升、刘步蟾、方伯谦、马建忠等成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出洋留学生。他虽然被派往国外学习军事专业知识，却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在所学专业之外，这一点还与郭嵩焘有直接的关系。
郭嵩焘同年成为清朝第一任驻外公使，他自称“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谓国有人乎？京师知者独鄙人耳”〔1〕。郭嵩焘反对洋务派把“船坚炮利”看成西方强盛的原因，也反对洋务派官僚主张由国家垄断新式工业的做法，主张扶持民间工商业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郭嵩焘在国内少有知音，多受打击。郭嵩焘到英国之后，广泛考察英国社会，注意到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他致书沈葆桢，“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徵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2〕。郭在英国看到日本在英国学习各种技艺的有二百多人，而中国只是学习军事，为此深感不安，建议各督抚多选一些青年才俊，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才质，分别培养。
光绪四年正月初一（1878年2月2日），严复与同学共到郭嵩焘处祝贺春节。其间，严复给郭嵩焘的印象最深。郭氏在日记中讲到：“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二十五岁的严复善于谈吐、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与六十岁的郭嵩焘引为忘年交。严复之子严璩在《侯官先生年谱》中写道：“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3〕郭氏此一时期近一年的日记中，共有三十三处记载有严复的活动。有一次，严复去英国法庭旁听，回来之后“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4〕。严复因其科学知识丰富和才华出众，深受郭嵩焘喜爱。
郭嵩焘在巴黎期间，正好严复、方伯谦、萨镇冰等也赴巴黎游历，严复先后陪同郭游天文馆、参观巴黎下水道、赴凡尔赛宫参观等等，不时为郭做科学解释。次年的春节晚间聚会，郭嵩焘邀请了严复参加，为唯一的留学生。会上，由英国人罗伯逊致贺年词，郭嵩焘致答词，马格里任翻译。事毕，郭嵩焘问严复，翻译如何，严复说，所译的话多数不正确。而专职译员凤夔久、张听帆竟没有能力辨别出来。这件事情使得郭嵩焘认定，严复的英语水平胜过译员。
郭嵩焘在日记中对严复有如下评定：
问：严宗光宜何用之？
曰：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
问：何宜？
曰：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问：陈季同酬应明干，能胜任公使否？
曰：是其识解不逮严宗光。〔5〕
在此基础上，郭嵩焘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八日（1879年1月29日）发出公文，其中向南、北洋大臣保荐严复等六人。这件事情，还让曾纪泽极为不满，认为褒奖严复太过，会纵容严复的狂傲之气。
郭嵩焘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为当时权贵所不容，自行离任，奏请因病销差。严复将英国《泰晤士报》关于郭嵩焘离任的长篇报道翻译了出来，赠别于郭氏。这篇评论认为，中国夜郎自大，将向外派遣公使视为最失国体的事件。而郭嵩焘通晓欧洲事体，“郭钦差此行，凡在英、法两京见过者均为惋惜”。郭嵩焘任使对中国和西方都是有益的，“如郭之为人，中国用之，其益不浅，我等亦更欢喜”。评论认为清朝用人不当，“常念中国如渴睡初醒之人，遇事惝怳，不甚分明”。这篇报道全面分析了郭氏离任的背景和政绩，严复借外文报纸表达了自己对郭氏的感谢、理解和同情。
郭嵩焘1891年7月18日去世。严复将郭氏与羊祜、屈原相比，写挽联道：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二
在英国学习二年零三个月之后，1879年，严复二十七岁，由于福州船政学堂缺乏教师，受调提前回国任教。
福州船政学堂创办初始对教官的要求十分严格，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莫不如是。当时之所以调严复提前回国任教，据后来薛福成考察，是因为“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
但是，此时的福州船政学堂已经“诸事废弛”，积重难返。学生开始丢弃“洋务”，转而学画、学歌词，“该学生等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船厂的提调（厂长）不懂洋务，“日吸洋烟，携姬妾，十数日不到局一次”，所造之船多数“不商不兵”，不能适用：
船政局所雇洋人，艺亦平常。所造之船，多系旧式，即如康济机器，是其明证。洋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食薪俸，往往派华匠造器，宽其限期。如有先期制成者，必以不中式弃之。华匠相率宕延，遂成锢习。管驾以至水手，薪俸太厚。竟有管驾数年，技未必精而已坐拥厚资，难免浮冒侵吞之弊。〔6〕
基于对严复才干的认可，1879年10月18日，李鸿章致函李凤苞，称刘步蟾、林泰曾能调管大船，严复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魏瀚、陈兆翱可胜督造快船。次年4月28日，李鸿章致函福州船政局督办黎兆棠，请饬严复赴天津充天津水师学堂教习；8月12日，严复至天津，被任命为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
严复是中国第一批学习海防的人员，有留学经历，知识超群，善于辞令，具有相当的交际能力，“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王蘧常：《严几道年谱》）。自光绪七年（1881年）开办起，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停办止，天津水师学堂共毕业二百一十名学生，成为北洋舰队的骨干技术力量。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文理通畅，博涉西学”，严复功不可没。
陈宝琛在《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领都统严君墓志铭》中说：“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剪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蕃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李鸿章曾示意严复“执贽称弟子”，而严复不屑，与李保持一定距离。同时由于中国官场长期形成的派系斗争，李鸿章也未视沈葆祯培养的严复为心腹，不让他参与决策。严复自己讲，“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不时有不得志之叹。
应该说，严复与李鸿章的距离感主要产生于根本观点的不同。与郭嵩焘一样，严复不看好限于军事自强的洋务派思想，更反对由国家包办新式工业，这一点与李鸿章后期由“自强”向“求富”思想转变相冲突。
但是，严复与李鸿章关系的阴影，还在于中法战争订立和约一事。1883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获胜。李鸿章认为，此时与法国签订协约最为有利。清廷接受了李的建议，下令停战。由担任广东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撮合双方订约，德璀琳从中欺骗了李鸿章，双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朝野上下要求惩办主张议和的李鸿章。李怀疑严复也参与其中，对严产生了猜忌。严复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愤而自疏。严复的弟弟来信劝他，对李鸿章的门路，还是要多走动走动为好。严复听从之后，回信言道，“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1889年，严复升任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次年升任总办（校长）。但是，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就到此为止。严复与李鸿章接触越多，越感到失望，“不预机要”的情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他甚至一度想投奔张之洞。
抑郁无聊之中，严复染上了鸦片，同时设法投资于王绶云在河南开办的一个煤矿。但是，这些做法仍然没有使他的精神得到解脱。长期的“不预机要”使严复认识到，没有科举出身是一个重要因素，“忽尔大动心，男儿宜此若”。
于是他在1885年秋返回福州参与科举考试，不幸落第。1888年、1889年参加顺天府乡试又以失败告终。1893年已经四十一岁的严复再次回福建参加乡试，仍然落榜。灰心之余，严复认为自己早年学习英文是“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参加科举考试是“谁知不量分，铅刀无一割”。
1895年之后，严复的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异常严厉的抨击，其中明显带有个人屈辱的宣泄成分，“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严复以斯宾塞和赫胥黎反对纯文学和纯书本教育的全部理由来猛烈反对科举，反响极大。他甚至对宋明理学、考据学派、今文经学派、王阳明学派等评论道，“一言以蔽之，曰：无用”，“皆宜且束高阁也”。可以说，1895年之前的严复，虽然对西学有所认识，但明显是一个抑郁不得志的中国读书人，时常觉得自己有所成，却无法“货于帝王家”，自负却又时常失意，以致备受科举的折磨，这段经历，可以说是“惨淡”。
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也成为严复思想的分水岭。在战争之前，严复就时时有一种想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其实，严复自国外回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有见识”的西方著作的研读。1881年，他得斯宾塞《社会学研究》，深为震撼。严复自己讲，“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执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可以说，斯宾塞在此书中的思想，一直支配了严复以后思想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利，使得中国面临空前的社会危机，整个社会面临一种突如其来的紧迫感、压抑感，同时伴随着一种中国会被瓜分的恐惧感。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了，“府君大受刺激”（严璩语），“严复这个看来本不是很有公民勇气的人，终于用文章来呐喊了”〔7〕。这里首先应该想到，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将领基本上都是严复的同学好友，比如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等人，严复“心惊手颤，书不成字”。他认为，战争的失利的首要原因在李鸿章：
合淝用人实致偾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信其婿张蒉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呼，岂不过哉！
甲午战争的失败，除使严复认识到李鸿章的不足之处外，还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1895年至1898年间，严复先后在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的《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这几篇文章其实都是写于1895年。在这些文章里，严复分析了时势，探求了中国富强应走的出路，批判科举，批判封建专制，一再强调了一个观点：西方强大的一个根本原因，不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在于经济政治组织制度，而是在于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领域中去寻找西方强盛之源。“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正是在此时，严复开始“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
严复在英国时就已经知道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甲午战败之后，他着手翻译已经熟读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数月而成。吴汝纶过天津访严复，“读而奇之”，主动为之写序，并劝严复将书出版。此书出版之后，风行海内，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共同成为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指南。
1895年前后的严复是忙碌的。他除了热心于救国救亡、著文高呼之外，还开始参与到维新变法之中，他寄银票百元支持梁启超办《时务报》，并将《天演论》译稿、《原强》修改稿寄给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转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他还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提倡新学，培养维新人才。严复除自己到学堂讲学之外，还推荐自己的侄子到学堂任英文教习。严复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中进行民主启蒙宣传最有力的思想家。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终严复一生，他在实际的政治行动方面始终显得有些被动。严复对“保教”的公开冷漠招致了张之洞的反感，张之洞对《辟韩》一文深恶痛绝，甚至指使屠守仁写了一篇《〈辟韩〉驳议》进行驳斥，若非郑孝胥为严复解围，张甚至一度还想加害于严复。同时代的康有为，因为有科举功名的正统出身，与当时一批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流派，严复则被视为“没有功名”的人而被轻视排斥于这个圈子之外。可以说，正是这种被排斥压抑的心态导致严复对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更多的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严复对政治改革的根本态度。他的门生熊纯如在二次革命后认为中国将有希望获得最后的统一，他立即纠正说：“自复观之，则甚不敢必，何则？前之现象，以民德为之因，今之民德则犹是也。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国家欲为根本计划（如赋税统系，教育改良之类），其事前皆须有无限预备之手续，而今之人，则欲一蹴而几，又乌可得？”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进化不能强迫，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这是严复的一贯思想。
1896年严复奉命创办天津俄文馆；1897年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在天津仿《泰晤士报》而创办《国闻报》，并搜集中外有价值的文章按旬出版《国闻汇编》；同年译亚当·斯密《原富》及斯宾塞《群学肄言》；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1899年译穆勒《群己权界论》，1900年再译其《穆勒名学》。1900年，严复因义和团之乱而脱离海军，避居上海租界闸北长康里。
此后的严复，真正是一名学者了。1900年，严复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这一年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一次“保国保种”的会议，被选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次年，应张翼之约，赴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再次年，奉管学大臣张百熙之聘，任编译局总纂。1904年，严复与张翼为开平矿务局事赴伦敦，其间与孙中山相晤，归国途中顺访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1906年受安徽巡抚恩铭聘，为安庆高等学堂监督，1909年应学部尚书荣庆之聘，任审定名词馆总纂，三年内积稿甚多，并因此而被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出任资政院议员，特授海军协领都统，旋授海军一等参谋官。在武昌起义后，奉袁世凯之命赴汉口见黎元洪，任谈判代表。1912年受袁世凯之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兼任文科学长，出任海军编译处总纂。1915年受聘为宪法起草委员。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严复将欧战发生以来的战时新闻摘要翻译送袁世凯备览，积年余，至数万言。
四
由此，我们不得不讲一讲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严复与袁世凯早已相识，至少有三十年的交往。严复创办《国闻报》时，每周在王修植家里叙谈，袁世凯几乎每次必来。严复后来记述说：
时袁项城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王修植）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不料易世师而后预言之尽成实录也。〔8〕
但是，严复对袁世凯也一向存有戒心，他说，“自庚子以后十余年间，袁氏炙手可热之时，数四相邀，而仆则萧然自远”，这应该算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对所有的权力阶层都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这种态度终被袁氏知晓，袁一怒之下说出“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之”的话。
在光绪死后，时任摄政王的光绪之弟载沣因私仇而欲杀袁世凯，张之洞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戮大臣”；庆亲王奕劻亦担忧：“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载沣于是采纳张之洞“开缺回籍”之建议，代发上谕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任职任，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惊恐不已，一度想赴日本避祸，后经直隶总督杨士骧规劝，才回京接受谕旨，回彰德“养病”去了。他仓皇离京赴河南时，只有严修等三四人到车站相送。
严复此时秉公执议，认为“世凯之才，一时无两”，“奈何置之闲散”。无疑，在袁世凯政治上最为叵测之时，严复的声援令袁氏深为感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离开了袁世凯的清王朝捉襟见肘，陆军大臣荫昌统军开往武昌，但荫昌难以指挥这些北洋旧部。内阁总理奕劻向载沣建议重新启用袁世凯。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具有了向清廷叫板的足够资格。他复奏道：“旧患足疾，迄今尚未痊愈。……一俟稍可支持，即当立疾就道，借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清廷借故开缺袁世凯的借口，如今又成了袁世凯应付清廷的借口，令载沣大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此后载沣再下旨意，也难以说服袁世凯前往武昌扑灭革命，不得已只好答应袁氏的条款，于1911年11月1日宣布解散皇族内阁，由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袁世凯从根本上控制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开始向南方的革命党人施压。
此时，严复所任职的资政院议员们已经作鸟兽散。严复匆忙之中于10月26日将行李十一箱打包发往天津，11月9日离京赴天津，同时“知津郡此夕最危”，友人建议他转赴秦皇岛避难。但是，严复最终没有听从友人建议，而是与自己的三子严琥于11月12日先袁世凯一天重返北京。二十天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方代表团的代表，参加南北谈判。据冯耿光回忆，“当时规定北方的全国代表二十人，系按全国二十行省、每省一额推定的”。严复作为福建省的代表，被指定为代表团的成员：
那天，锡拉胡同袁邸的客厅里济济一堂，在座的除了二十位代表之外，还有些秘书、随员等。其中熟人很多，年纪最长的是陈宝琛（伯潜），他是福建闽侯人，曾任山西巡抚，是新近奉召回京的。不多时，袁就穿着便服出来，见到陈，很客气地说：“这番议和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并希望他“为国宣劳”。陈则谦逊了几句：“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复）去，要好得多了。”〔9〕
这样，严复参加了以唐绍仪为全权大臣的北方议和代表团，于12月9日沿京汉铁路南下，11日抵达汉口，12日与黎元洪见面谈判。严复在给陈宝琛的信中对此时的谈判有所描述，但总的来讲，他对共和政体深表忧虑。议和的代表虽众，起作用的人并不多，严复也并不是关键人物。严复在武汉停留六天之后，随团移居上海，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忙于会客及处理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的私事，在谈判未有成效的时候，就先期返回北京了。
严复回到北京之后，对唐绍仪多有不满。在《辛亥日记》中记有为袁世凯出的六条谋略：“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此时的严复，从内心深处认定袁氏为国家元首的不二人选。他做诗曰，“美人期不来，鸟啼蜃窗白。”将袁世凯比喻为“美人”，盼望国家早日安定。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十七省参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氏获“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的美誉。早在2月14日，严复就拜见了袁世凯，随即被任命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校长），月薪三百两。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自戊戌变法以来就一直由社会名流担任校长一职。
春节后，严复正式上任。但此时的大学堂由于政府将经费大幅用于军事，严复连自己的薪水也不能支付，学校也不能按期开学。他除了整顿校务之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学校经费方面，在借得道胜银行七万洋款之后，学校于5月15日正式开学。不过，新的麻烦又不期而至：“《国风日报》不知有何嫌隙，时时反对，做尽谣言。”严复一月三百两的薪水，难以支付社交应酬，有时一月无进，而支出将近千元。学校开学后的第二天，严复在家书中写道：“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札辞职。”5月下旬，学校开始闹学潮，严复拒绝与学生面谈。6月1日，学生在教育部过夜不归，严复甚为被动。至7月下旬，学校的员工每人能领的薪水只有六十元，“还不足车马费”。严复失望之极，以致想携眷回福建，“卖笔墨过日”。支撑到11月，严复终于辞去京师大学堂监督职务，从此结束了在教育界的生涯。这一时期，严复依靠同乡兼校友海军总长刘冠雄得以兼任海军编译处总纂一职，聊以谋生。
五
民国初建，严复认为“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励精图治之倾向”，他接受袁世凯聘任，担任总统府顾问。但是随后的宋教仁被刺、大借款等事件，使他开始认识到“中央短处在平时矜有使令贪诈之能，于古今成说所谓忠信笃敬诸语，不甚相信，至于今而其弊见矣”。不过，严复对此时的国民党也始终未见好感，他在致熊纯如的信中说：“顾三年以来，国民党势如园中牵牛，缠树弥墙，滋蔓遍地，一旦芟夷，全体遂呈荒象，共和政体名存而已。以愚见言，即此是政界奇险。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严复于1914年5月开始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参政院参议，成为总统的高级咨询机构成员。7月9日，严复到总统府去领取薪水时得知顾问薪水自6月开始停发，所谓“参政”名存实亡。严复无事可做，于是常跟李质斋等人打麻将，有时甚至通宵达旦。9月底，参政院和清史馆开会，严复均告缺席。
10月2日，参政院再次开会讨论日本侵占山东半岛一事，严复忙于赴宴、打牌、“看家私”，再付阙如。10月13日的约法委员会议，也没有参加。严复自动放弃自己的政治参与权。此后，他虽然对欧洲战事特别是日本的二十一条特别关注，但是当时的局势使得严复根本没有的发言权。他在1915年4月被聘为宪法起草委员后说，“宪法起草，亦应故事耳。仰观天时，俯察人事，未必有偌大制作也”。可以说，此时他对所谓的国家政治已经热情散尽，极为冷淡了。
此时的严复，一方面对政治开始疏远冷淡，另一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看来颇为惋惜的事情。除了一度热衷于打麻将之外，他于1913年8月在陈焕章的鼓动下，与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宪法定孔教为国教；同年，他多次发表演说，配合袁世凯提倡“读经”；更为严重的是，1915年8月，他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向袁世凯劝进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其时的社会大名流主要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章被袁软禁于北京，拒不合作；几次试探之后，袁也明了梁启超不会支持自己，严复便成为袁氏集团争取的主要目标。杨度在此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次登门造访，旁敲侧击，鼓动严复参与“筹安会”。杨度问：“公视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兴盛乎？”
严复说：“此一时殊未易答。……或得如英国国君端拱无为而臻于上理，未可知也。”
杨度说：“唯然。我将与同志诸人拟设一会，名曰筹安，专就吾国是不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为学理之研究。古德诺引其端，吾等将竟其绪。国中士庶，向惟公之马首是瞻，请公为发起人可乎？”
严复吃惊地说：“适吾所云，不过追维既往，聊备一说。……国家大事，宁如弈棋，一误岂容再误。”
杨度以研究为旗帜，套出了本质上是学者的严复对国体“未可知也”的判断。此后，杨度以晚宴为名，邀请严复出席筹安会的活动，严复推说有病拒绝；再次来访，亦被婉拒。不得已，杨度派人送来一信，说筹安会的事情，是袁大总统的意思，指定严复为发起人，坚持拒绝恐怕不好，并说已经替严复签名，明天必须见报，来不及听取意见了。
对杨度的信如何处理，严复颇为犹豫。在与弟子商议的过程中，严复认为自己年纪已大，不愿再过逃亡的生活，“盗名不妨听之任之，只是始终不参与其中的活动罢了”，“吾心可告天地，纵被莽大夫之名，庸何伤？”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筹安会的名单，严复名列第三。严复仆人早晨出门，发现门前有荷枪士兵站岗，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此后严复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筹安会的会议，称病缺席。当时报纸称严复为“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实为真实写照。
筹安会成立的第七天，梁启超在天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时洛阳纸贵，很多人买不到报纸就辗转抄读，甚至要求报馆再版。袁世凯认为，由严复出面撰写驳斥文章最为适宜，于是签署四万元金票，由总统府顾问夏寿田转交严复并阐明意图。严复说：“吾苟能为，固分所应尔。若以货取，其何以昭信天下？非主座见命之意也，容吾徐图之以报命。”婉言拒绝了。此后严复收到二十多封恐吓信，他深为苦恼，但仍然不愿意书写，并说“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袁世凯不得已，让孙毓筠写了驳斥梁启超的文章。严复认为，“自是之后，闭门谢客，不愿与闻外事”。袁世凯死后，严复写诗有云：“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群盗，弥天戢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辨贤奸。……”
六
洪宪帝制结束之后，严复彻底退出政界，倾心于研究道家学说尤其是《庄子》。他评点《庄子》的书稿曾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尚未出版就毁于1932年的淞沪战火。留传下来的版本是曾克耑根据严复长子严璩所藏的评点本排印或影印的。此时他的一些政见基本上都存留在与友人的通信之中，今天可以看到的有他对“府院之争”、中国政府参加欧战、护法运动、五四运动等问题的见识，虽说不一定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确有不少真知灼见。他曾借用元好问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纷争的厌烦和苦恼：“何处青山隔尘土，一庵吾欲送华颠。”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病逝，临终遗言：“须知中国不可来，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12月20日，与夫人王氏合葬于闽侯阳崎鳌头山。
在此，我们借用美国汉学家史华兹对严复的一段评论来结束本篇：
严复不是整个中国的代表，他属于一个庞大的、愚昧的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杰出的文人学士，而在这些文人学士中，他又属于对时势作出开创性反应的佼佼者。……他的著述确实对他同时代的青年人，和对现今已七八十岁的中国知识界、政治界的杰出人物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梁启超深受过他的影响，而其他各类人，如胡适、蔡元培、鲁迅以及毛泽东也都在年轻时受过他的影响。当然，我从来也不认为，假如严复从未落笔著文，类似严复这样的思想就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产生。〔10〕
注释：
〔1〕《郭嵩焘致曾国藩》，载柳诒徵编《陶凤楼藏名贤手札》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2〕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转引自徐立亭著《晚清巨人传：严复》，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3〕〔4〕〔8〕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145、356页。
〔5〕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838页。
〔6〕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37页。
〔7〕〔10〕（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9〕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