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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在2014年第2期的《“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第一节的小标题中说“1967年5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这在‘文革’高潮中是不可思议的主张”。这个小标题如何理解？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作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条件———“‘文革’高潮中”。为什么在“文革”高潮中提出“刘邓可以分开”就是不可思议的呢？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让人难以理解。我们撇开这个问题，直奔主题———毛泽东是不是1967年5月才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笔者认为不是，绝对不是———不要光看有没有“刘邓可以分开”这几个字。
一
邓小平究竟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错误究竟说了什么？其他人，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有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所说的通通不算。
毛泽东除了说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派工作组镇压群众外，再就是在1966年10月24日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来他不向我汇报工作。”别的地方还说过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除此以外，毛泽东在“文革”前九年（1966—1975）内，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前，说过邓反党吗？没有。说过邓反社会主义吗？没有。说过邓反毛泽东思想吗？没有。说过邓有历史问题吗？没有。这些，在毛泽东眼里通通没有，他怎么能和刘少奇连在一起而不可以分开？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被打倒的？显然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矛头基本上是指向刘少奇的。在这张大字报中除了“五十多天”的工作组的问题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共同问题外，所谓“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这完全是指刘少奇，与邓无涉。所以这张大字报是要打倒刘少奇，而不是要真正打倒邓小平。就在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当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知刘少奇今后不要再接见外宾了。这是连刘少奇礼节性的活动都取消了。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再没做过任何具体工作。在这点上，邓小平和刘少奇是不同的。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天的议程是改选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是在法定程序上解决了刘少奇不再是接班人的问题，而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新的接班人。在新的常委中，邓小平位列刘少奇之前，居第六位。
按照惯例，中央政治局各常委都有具体分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常委中，刘少奇没分管任何具体工作———从这次中央全会开始一直到他1969年悲惨地离世，除了作检查、挨批，他再没有独立地做过任何工作；他担任的国家主席虽然没撤，但也仅仅是名义上的了。而邓小平还分管中央调查部、中央联络部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专案审查委员会———这就是把“刘邓分开”的一个具体表现。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分管的具体工作即便不是毛泽东提议而是周恩来提议，也要经过毛泽东同意和批准，所以从打倒刘邓（从派工作组执行镇压群众的角度）一开始，两人就是有所区别的，换言之，是“分开的”。
二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继续批判刘少奇，结果却变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把邓小平说成敌我矛盾。邓小平觉得没法工作了，提出把分管的工作交给康生。这次会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意，被毛泽东叫停。
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50天的工作组路线”。对此，刘少奇、邓小平都承担了责任，在会上作了检查。
10月22日，毛泽东对邓小平送审的初步检讨作了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初步检讨的批示是何等亲切、细致，“可以照此去讲”，特别是建议把“初步”二字去掉，不仅是认可和同意了他的这个检讨，而且认为他检讨得不错。谁的检讨如果得到领导这样的批示会不满意、不高兴？连邓的家人都说：“看了他（指毛泽东）的批示，不管是谁，心里都会感到安慰。”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检讨不深刻云云。特别是毛泽东要邓在检讨中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连加什么话都给他指出来了。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几个没作过检讨？谁遇到过这样的领导和听你检讨的人？
三
我们谈谈1967年5月毛泽东所说“刘邓可以分开”的话。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记载：“同月（5月）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说，外面大字报提出的很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一九三一年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询问他“对林彪的看法时，未表态”。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也谈到了这个情况，但比较简略，不如年谱记载详细。我们在前面讲的，是不是都是为这三条做铺垫的；如果没有前面讲的内容，1967年5月突然冒出这样三条，人们是否真会感到突兀？可以想到那是必然的。人们可能真的如《“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作者所说，感到“不可思议”。
一
邓小平究竟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错误究竟说了什么？其他人，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有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所说的通通不算。
毛泽东除了说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派工作组镇压群众外，再就是在1966年10月24日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来他不向我汇报工作。”别的地方还说过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除此以外，毛泽东在“文革”前九年（1966—1975）内，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前，说过邓反党吗？没有。说过邓反社会主义吗？没有。说过邓反毛泽东思想吗？没有。说过邓有历史问题吗？没有。这些，在毛泽东眼里通通没有，他怎么能和刘少奇连在一起而不可以分开？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被打倒的？显然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矛头基本上是指向刘少奇的。在这张大字报中除了“五十多天”的工作组的问题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共同问题外，所谓“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这完全是指刘少奇，与邓无涉。所以这张大字报是要打倒刘少奇，而不是要真正打倒邓小平。就在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当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知刘少奇今后不要再接见外宾了。这是连刘少奇礼节性的活动都取消了。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再没做过任何具体工作。在这点上，邓小平和刘少奇是不同的。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天的议程是改选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是在法定程序上解决了刘少奇不再是接班人的问题，而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新的接班人。在新的常委中，邓小平位列刘少奇之前，居第六位。
按照惯例，中央政治局各常委都有具体分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常委中，刘少奇没分管任何具体工作———从这次中央全会开始一直到他1969年悲惨地离世，除了作检查、挨批，他再没有独立地做过任何工作；他担任的国家主席虽然没撤，但也仅仅是名义上的了。而邓小平还分管中央调查部、中央联络部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专案审查委员会———这就是把“刘邓分开”的一个具体表现。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分管的具体工作即便不是毛泽东提议而是周恩来提议，也要经过毛泽东同意和批准，所以从打倒刘邓（从派工作组执行镇压群众的角度）一开始，两人就是有所区别的，换言之，是“分开的”。
二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继续批判刘少奇，结果却变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把邓小平说成敌我矛盾。邓小平觉得没法工作了，提出把分管的工作交给康生。这次会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意，被毛泽东叫停。
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50天的工作组路线”。对此，刘少奇、邓小平都承担了责任，在会上作了检查。
10月22日，毛泽东对邓小平送审的初步检讨作了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初步检讨的批示是何等亲切、细致，“可以照此去讲”，特别是建议把“初步”二字去掉，不仅是认可和同意了他的这个检讨，而且认为他检讨得不错。谁的检讨如果得到领导这样的批示会不满意、不高兴？连邓的家人都说：“看了他（指毛泽东）的批示，不管是谁，心里都会感到安慰。”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检讨不深刻云云。特别是毛泽东要邓在检讨中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连加什么话都给他指出来了。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几个没作过检讨？谁遇到过这样的领导和听你检讨的人？
三
我们谈谈1967年5月毛泽东所说“刘邓可以分开”的话。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记载：“同月（5月）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说，外面大字报提出的很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一九三一年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询问他“对林彪的看法时，未表态”。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也谈到了这个情况，但比较简略，不如年谱记载详细。我们在前面讲的，是不是都是为这三条做铺垫的；如果没有前面讲的内容，1967年5月突然冒出这样三条，人们是否真会感到突兀？可以想到那是必然的。人们可能真的如《“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作者所说，感到“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