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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非诚勿扰》与《赤壁（上下）》锚定了当下中国的两种主体坐标：旅游者与社群。两者作为有效的主体姿态征唤着个体的认同。但两部影片的结局归于和谐与和平,所强调的乃是秩序的最终框定。无论是在激进的消费乌托邦中释放个人的潜力,还是在历史传统的保守重写中皈依集体,种种主体生存姿态再次证明了对现实秩序的有限僭越和最终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