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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陷入穷途末路,被迫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历经8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国民党政府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一方面向美国寻求帮助,借用美国的飞机和舰船,把远在西南、西北的大批国民党军队抢运到全国各战略要地;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垄断对日受降和接收日伪占领区的权利,由此上演了一场收复闹剧。
各路诸侯向“钱”迈进 为了垄断对日伪占领区的接收工作,国民党政府规定,“凡收复区之党政亦统归陆军总司令部监督指挥接收”,并于9月5日在陆军总司令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党团、经济(包括粮食、农林、水利等)、内政(包括教育、社会、司法、卫生、地方行政等)、财政、金融、外交6个接收小组。委员及各组负责人,均由机关部门的代表担任。同时,各省市也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各战区军事长官主持。
但是大批国民党军队远在大西南、大西北,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收复区进行接收,国民党政府的政令便成了一纸空文。日本投降后,身处收复区的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以及同这些人挂了钩的伪军、汉奸和地痞流氓等各色“先头部队”纷纷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们捷足先登,选择油水最多的地方肆意抢掠,迅速掀起了第一轮“劫收”狂潮。接着,某些占有交通工具的国民党军事机关,如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及其在前线的部队,都纷纷抢先进入收复区,劫夺大量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进行第二轮“劫收”。等到陆军总司令部各主管部门的接收特派员、各省市接收委员会委员等“接收大员”两路进入收复区,开始“正式”接收时,已经是第三轮了。行政院各部、会进入收复区,挂起招牌,站稳脚跟后,也不愿继续受陆军总司令部的控制。1945年10月,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签呈蒋介石批准,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工作仍归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外,一切有关行政范围内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全部划归行政院负责。由此,国民党政府对收复区的接收工作就形成了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军事、行政院负责全国性政治经济、各省市负责本地方的接收局面。
为争夺财产竟发生多起流血冲突 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工作从1945年9月初开始,到1946年3月间大致完毕,进入处理阶段。由于各军政部门都想乘机大捞一把,当时的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竟然出现了四五十个互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他们各行其是,明争暗抢,无所不为。有一次,为了接收一艘船舶,好多个单位争先恐后地抢夺,单中央机构就有联勤总部、海军部、交通部、战时生产局、战时运输局、航政局等6个单位,他们互不相让,吵作一团。对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等财产的接收,因无明确的管辖范围,争夺更为激烈,有时一个敌伪仓库的大门上往往贴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单位的封条,许多有用的物资曾因争执不下而被烧光或偷光,损失殆尽,更有甚者,各接收机关为争夺财产竟发生多起流血冲突。
在接收敌伪资产过程中,接收大员们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疯狂地抢夺汽车、洋房及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接收大员们究竟揽入私囊多少资财,谁也说不清楚。许多敌伪工厂接收后,物资设备被拆卸贩卖,无法开工,商店更是十室九空。据统计,北平“被接收物资不足原有的五分之一”。北平敌伪房产14000多所,连同各县近20000所,而登记造册被接收的只有380余所。第94军军长牟廷芳在天津掠取敌伪物资价值2000万元(旧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仅金条就私吞了10000多根。
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借接收之机,压低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例,变相掠夺了收复区人民的大量财富。当时合理的法币与伪中储券(抗战期间汪伪政府中央储蓄银行发行的钞票,主要流通于华中及华南沦陷区)的兑换率应为1∶50,至多不超过1∶60,但是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却规定,法币1元兑换伪中储券200元。当时的报章评论此举是“随胜利而来的财富大转移”,这一“无形”又“无限”的转移,“真实普遍而深刻地伤害了,甚至是剥夺了京沪一带人的生活”,致使收复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四大家族疯狂吸金 国民党政府接收过程中最大的“劫收”者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打着国家、政府的旗号搞接收,却贪赃枉法,中饱私囊,进一步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工业中的垄断地位。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是宋子文以接收61个日伪工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946年该公司独占了全国纱锭49%、布机86%、棉纱产量39%、棉布产量74%。
然而,四大家族最大的兴趣还不是工业,而是商业贸易。他们通过接收敌伪财产,开设了各种贸易公司,如蒋介石、宋美龄的中美实业公司,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祥熙的扬子建业公司,陈氏家族的太平洋兴业公司等。这些投机的商业机构,几乎都设在上海,垄断国内外贸易,操控买办业务。如扬子建业公司从事外贸业务,与美国16家工厂订有总经销合同,推销美货,并垄断了国内茶叶、猪鬃的出口。
工业或商业方面的掠夺,总是和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四大家族掌控着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通过这些金融组织,接收了大批金融机关及其财产,至1946年6月止,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占国民党统治区银行总数的70%,垄断了金融业。他们操纵这些金融机构,以强购土地、高利放款、高抬物价、套购外汇和票据兑换等手段,无情地对全国民众进行剥削和掠夺。他们聚敛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至今都无法统计。当时有人估计,仅孔、宋两家的财产,就足够全中国人民按照美国人民的水准生活一年。
抗战刚结束时,国民党政府声誉如日中天,全国人民对它充满了期盼。但在接收敌伪财产过程中,这个政府的官员们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弄得民怨沸腾,民心尽失。而最高当局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不做严肃认真的追查处理,却一门心思搞独裁打内战,加剧了国统区经济崩溃的速度,彻底站到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这样的政权必然要被人民唾弃。中国共产党顺应时势,振臂一呼,仅3年时间,便用小米加步枪打垮了号称有八百万军队、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垮的,而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垮的。摘自《龙门阵》
各路诸侯向“钱”迈进 为了垄断对日伪占领区的接收工作,国民党政府规定,“凡收复区之党政亦统归陆军总司令部监督指挥接收”,并于9月5日在陆军总司令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党团、经济(包括粮食、农林、水利等)、内政(包括教育、社会、司法、卫生、地方行政等)、财政、金融、外交6个接收小组。委员及各组负责人,均由机关部门的代表担任。同时,各省市也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各战区军事长官主持。
但是大批国民党军队远在大西南、大西北,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收复区进行接收,国民党政府的政令便成了一纸空文。日本投降后,身处收复区的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以及同这些人挂了钩的伪军、汉奸和地痞流氓等各色“先头部队”纷纷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们捷足先登,选择油水最多的地方肆意抢掠,迅速掀起了第一轮“劫收”狂潮。接着,某些占有交通工具的国民党军事机关,如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及其在前线的部队,都纷纷抢先进入收复区,劫夺大量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进行第二轮“劫收”。等到陆军总司令部各主管部门的接收特派员、各省市接收委员会委员等“接收大员”两路进入收复区,开始“正式”接收时,已经是第三轮了。行政院各部、会进入收复区,挂起招牌,站稳脚跟后,也不愿继续受陆军总司令部的控制。1945年10月,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签呈蒋介石批准,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工作仍归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外,一切有关行政范围内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全部划归行政院负责。由此,国民党政府对收复区的接收工作就形成了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军事、行政院负责全国性政治经济、各省市负责本地方的接收局面。
为争夺财产竟发生多起流血冲突 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工作从1945年9月初开始,到1946年3月间大致完毕,进入处理阶段。由于各军政部门都想乘机大捞一把,当时的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竟然出现了四五十个互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他们各行其是,明争暗抢,无所不为。有一次,为了接收一艘船舶,好多个单位争先恐后地抢夺,单中央机构就有联勤总部、海军部、交通部、战时生产局、战时运输局、航政局等6个单位,他们互不相让,吵作一团。对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等财产的接收,因无明确的管辖范围,争夺更为激烈,有时一个敌伪仓库的大门上往往贴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单位的封条,许多有用的物资曾因争执不下而被烧光或偷光,损失殆尽,更有甚者,各接收机关为争夺财产竟发生多起流血冲突。
在接收敌伪资产过程中,接收大员们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疯狂地抢夺汽车、洋房及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接收大员们究竟揽入私囊多少资财,谁也说不清楚。许多敌伪工厂接收后,物资设备被拆卸贩卖,无法开工,商店更是十室九空。据统计,北平“被接收物资不足原有的五分之一”。北平敌伪房产14000多所,连同各县近20000所,而登记造册被接收的只有380余所。第94军军长牟廷芳在天津掠取敌伪物资价值2000万元(旧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仅金条就私吞了10000多根。
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借接收之机,压低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例,变相掠夺了收复区人民的大量财富。当时合理的法币与伪中储券(抗战期间汪伪政府中央储蓄银行发行的钞票,主要流通于华中及华南沦陷区)的兑换率应为1∶50,至多不超过1∶60,但是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却规定,法币1元兑换伪中储券200元。当时的报章评论此举是“随胜利而来的财富大转移”,这一“无形”又“无限”的转移,“真实普遍而深刻地伤害了,甚至是剥夺了京沪一带人的生活”,致使收复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四大家族疯狂吸金 国民党政府接收过程中最大的“劫收”者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打着国家、政府的旗号搞接收,却贪赃枉法,中饱私囊,进一步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工业中的垄断地位。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是宋子文以接收61个日伪工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946年该公司独占了全国纱锭49%、布机86%、棉纱产量39%、棉布产量74%。
然而,四大家族最大的兴趣还不是工业,而是商业贸易。他们通过接收敌伪财产,开设了各种贸易公司,如蒋介石、宋美龄的中美实业公司,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祥熙的扬子建业公司,陈氏家族的太平洋兴业公司等。这些投机的商业机构,几乎都设在上海,垄断国内外贸易,操控买办业务。如扬子建业公司从事外贸业务,与美国16家工厂订有总经销合同,推销美货,并垄断了国内茶叶、猪鬃的出口。
工业或商业方面的掠夺,总是和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四大家族掌控着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通过这些金融组织,接收了大批金融机关及其财产,至1946年6月止,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占国民党统治区银行总数的70%,垄断了金融业。他们操纵这些金融机构,以强购土地、高利放款、高抬物价、套购外汇和票据兑换等手段,无情地对全国民众进行剥削和掠夺。他们聚敛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至今都无法统计。当时有人估计,仅孔、宋两家的财产,就足够全中国人民按照美国人民的水准生活一年。
抗战刚结束时,国民党政府声誉如日中天,全国人民对它充满了期盼。但在接收敌伪财产过程中,这个政府的官员们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弄得民怨沸腾,民心尽失。而最高当局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不做严肃认真的追查处理,却一门心思搞独裁打内战,加剧了国统区经济崩溃的速度,彻底站到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这样的政权必然要被人民唾弃。中国共产党顺应时势,振臂一呼,仅3年时间,便用小米加步枪打垮了号称有八百万军队、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垮的,而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垮的。摘自《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