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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心理治疗师们来说，84岁的欧文·亚隆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妈妈及生命的意义》、《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诊疗椅上的谎言》……谁的书柜中没有几本他的书呢？10多年来，从他的团体治疗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专著中，从他的心理治疗案例集和心理小说中，我们不断汲取着他的智慧、他对人性的洞察和他的治疗技术。中国的心理学界也曾多次谋划请他讲学，但终因年事已高，亚隆一次次婉拒了，只和中国的心理治疗师有过几次隔空交流。
或许，时光的流逝也让亚隆意识到了，与中国同行交流与联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护卫着自己的时间一如母熊捍卫小熊”的老人，欣然同意了我们前去“家访”。
亚隆的工作室是一座覆着红瓦的米黄色小屋，紧邻他家的另一个花园里。亚隆打开门，整整一面墙的书柜立即夺走了我们的目光。“我在这里做治疗，早上就在这里写作。”亚隆指着书柜前摆着的两张沙发和窗前放着电脑的桌子说。
亚隆曾在书中描述过，一些病人（精神科出身的亚隆，在书中通常称来访者为“病人”）会对他房间中的装饰评头品足，对花园里的植物指指点点，抱怨坏了的纱门怎么老不修，调侃他为什么不换空了的纸巾盒。对于一般人来说，这都是看似与治疗无关的细节，但亚隆却能从中看到“每个人不同的内部世界，同样的刺激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很舍不得离开亚隆的工作室，总觉得在空空的沙发上、在小屋的静谧中，有生命故事在跌宕起伏，有情绪情感在翻滚流动。它们是来访者的，也是亚隆心中的、笔下的。只要你读过他的书，就会觉得这间花园小屋，其实一点儿也不平静，一点儿也不与世隔绝，在亚隆营造出来的具有治疗意义的亲密关系中，来访者可以碰触生命最深处的痛，表达最复杂强烈的情感，而且开始预演未来新的生命。
亚隆又带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他的夫人玛丽琳的著作，我一眼就看到书柜上中文版的《乳房的历史》。玛丽琳抽出几本，封面上的乳房有袒露的，有戴着胸罩的，也有被刻意遮挡的。一本书尽显不同的文化差异，让我们不禁莞尔。
我拿出一本到处都是批注的《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那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上的“漂流书”，许多同学在这本书上留下了自己的感悟和思考。我问亚隆：“可以问你几个关于衰老和死亡的问题吗？”
亚隆说：“好。”
我告诉亚隆，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活七十古来稀”。但是现在呢，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可以活得很高寿。
亚隆很快接上了话题：“是的，这里也是一样。”
我问亚隆：“当人们可能拥有加长版的人生，特别是所谓的晚年变得很长的时候，你所关注的‘存在’问题会不会变得更严峻？比如有的人因病丧失了自理的能力，自由就成了问题；有的人会很早丧偶，就会特别孤单；当一个人只能被别人照顾的时候，像阿尔茨海默病晚期病人，他的生命意义何在？”
亚隆对这个沉重的问题似乎有着很强的同感，因为他的姐姐也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已经不再能认出他是谁了。他说：“这在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有些末期病人，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生活了，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生存状态。”虽然亚隆并未直接从他所擅长的“存在”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能感觉到他看重生命、生活与生存的质量，并不认为活得长才是最好的。
我们很好奇，亚隆还在写作吗？他在写些什么？
亚隆回答得非常干脆：“哦，是的，每天都在写。我喜欢写作，对于我来说那是很大的快乐。每天早晨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开始写，我很享受。我脑袋里还有很多东西，我想把它们写出来。现在我正在写一本回忆录，回想我的一生，看看当初我怎么会想到写那些书的，这么多年以后再回过来读，又带来哪些想法。我现在就在忙这个。”
亚隆曾说，他的写作只是“想与读者交流”，写作对他而言，既是一种教学方式，也是第二种治疗实践。通过写作，他和心理治疗师们分享自己的经验，也为那些遭遇痛苦的人打开新的窗口，使他们能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
亚隆的理论在中国有超过3000名学习者，几百万的读者，但他告诉我们，在日本他的读者几乎为零。
“真的吗？”这让我们大为惊讶。
亚隆说他的著作一直没有翻译成日文，或许日本文化让他们有着太多的羞耻感，不能放开谈论家庭和其他感受，无法像中国人那样敞开自己的感觉。
亚隆接着说：“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中国学生和读者对学习心理治疗感兴趣，我希望你们能释放你们国家很多很多病人的痛苦，所以我衷心祝福你们。”
在纪录片《心灵的疗愈》中，亚隆和他母亲的关系也有一些困难，他说：“当死亡将临时，冲突就被冻结在时光中。”亚隆承认，他和母亲修复了一部分关系，但可能还会有一些没有释怀的东西。他曾为了逃避和母亲在一起，搬到几千公里以外，却还会梦见自己在转椅上大喊“妈妈，我做得好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获得母亲认可的那部分。
当天下午，斯坦福大学为亚隆的太太玛丽琳举办了一个嘉奖仪式，表彰玛丽琳在40年前创办斯坦福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她邀请我们一起参加，自然亚隆也会前去。越过人丛，我看到亚隆听着人们“表扬”自己的妻子时，像个孩子一样把大拇指含在了嘴里。那一刻，他的心里在发生些什么呢？
仪式一结束，亚隆就走上前去亲吻玛丽琳，并顺手接过了她手中装着鲜花的提包。这个小动作，也许最好地阐释了他们的爱情—他从15岁邂逅玛丽琳，“一眼就相中她是我未来的妻子”。
是告别的时候了。我与亚隆拥抱，告诉他此时此刻我有很多不舍，也有很多遗憾，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交流。我忍不住问他：“还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
亚隆说：“好！”
我问亚隆：“在做了半个世纪的心理治疗后，你是否确信心理治疗可以让人变得更好，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亚隆说：“是的，我确信！”
或许，时光的流逝也让亚隆意识到了，与中国同行交流与联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护卫着自己的时间一如母熊捍卫小熊”的老人，欣然同意了我们前去“家访”。
亚隆的工作室是一座覆着红瓦的米黄色小屋，紧邻他家的另一个花园里。亚隆打开门，整整一面墙的书柜立即夺走了我们的目光。“我在这里做治疗，早上就在这里写作。”亚隆指着书柜前摆着的两张沙发和窗前放着电脑的桌子说。
亚隆曾在书中描述过，一些病人（精神科出身的亚隆，在书中通常称来访者为“病人”）会对他房间中的装饰评头品足，对花园里的植物指指点点，抱怨坏了的纱门怎么老不修，调侃他为什么不换空了的纸巾盒。对于一般人来说，这都是看似与治疗无关的细节，但亚隆却能从中看到“每个人不同的内部世界，同样的刺激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很舍不得离开亚隆的工作室，总觉得在空空的沙发上、在小屋的静谧中，有生命故事在跌宕起伏，有情绪情感在翻滚流动。它们是来访者的，也是亚隆心中的、笔下的。只要你读过他的书，就会觉得这间花园小屋，其实一点儿也不平静，一点儿也不与世隔绝，在亚隆营造出来的具有治疗意义的亲密关系中，来访者可以碰触生命最深处的痛，表达最复杂强烈的情感，而且开始预演未来新的生命。
亚隆又带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他的夫人玛丽琳的著作，我一眼就看到书柜上中文版的《乳房的历史》。玛丽琳抽出几本，封面上的乳房有袒露的，有戴着胸罩的，也有被刻意遮挡的。一本书尽显不同的文化差异，让我们不禁莞尔。
我拿出一本到处都是批注的《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那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上的“漂流书”，许多同学在这本书上留下了自己的感悟和思考。我问亚隆：“可以问你几个关于衰老和死亡的问题吗？”
亚隆说：“好。”
我告诉亚隆，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活七十古来稀”。但是现在呢，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可以活得很高寿。
亚隆很快接上了话题：“是的，这里也是一样。”
我问亚隆：“当人们可能拥有加长版的人生，特别是所谓的晚年变得很长的时候，你所关注的‘存在’问题会不会变得更严峻？比如有的人因病丧失了自理的能力，自由就成了问题；有的人会很早丧偶，就会特别孤单；当一个人只能被别人照顾的时候，像阿尔茨海默病晚期病人，他的生命意义何在？”
亚隆对这个沉重的问题似乎有着很强的同感，因为他的姐姐也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已经不再能认出他是谁了。他说：“这在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有些末期病人，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生活了，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生存状态。”虽然亚隆并未直接从他所擅长的“存在”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能感觉到他看重生命、生活与生存的质量，并不认为活得长才是最好的。
我们很好奇，亚隆还在写作吗？他在写些什么？
亚隆回答得非常干脆：“哦，是的，每天都在写。我喜欢写作，对于我来说那是很大的快乐。每天早晨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开始写，我很享受。我脑袋里还有很多东西，我想把它们写出来。现在我正在写一本回忆录，回想我的一生，看看当初我怎么会想到写那些书的，这么多年以后再回过来读，又带来哪些想法。我现在就在忙这个。”
亚隆曾说，他的写作只是“想与读者交流”，写作对他而言，既是一种教学方式，也是第二种治疗实践。通过写作，他和心理治疗师们分享自己的经验，也为那些遭遇痛苦的人打开新的窗口，使他们能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
亚隆的理论在中国有超过3000名学习者，几百万的读者，但他告诉我们，在日本他的读者几乎为零。
“真的吗？”这让我们大为惊讶。
亚隆说他的著作一直没有翻译成日文，或许日本文化让他们有着太多的羞耻感，不能放开谈论家庭和其他感受，无法像中国人那样敞开自己的感觉。
亚隆接着说：“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中国学生和读者对学习心理治疗感兴趣，我希望你们能释放你们国家很多很多病人的痛苦，所以我衷心祝福你们。”
在纪录片《心灵的疗愈》中，亚隆和他母亲的关系也有一些困难，他说：“当死亡将临时，冲突就被冻结在时光中。”亚隆承认，他和母亲修复了一部分关系，但可能还会有一些没有释怀的东西。他曾为了逃避和母亲在一起，搬到几千公里以外，却还会梦见自己在转椅上大喊“妈妈，我做得好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获得母亲认可的那部分。
当天下午，斯坦福大学为亚隆的太太玛丽琳举办了一个嘉奖仪式，表彰玛丽琳在40年前创办斯坦福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她邀请我们一起参加，自然亚隆也会前去。越过人丛，我看到亚隆听着人们“表扬”自己的妻子时，像个孩子一样把大拇指含在了嘴里。那一刻，他的心里在发生些什么呢？
仪式一结束，亚隆就走上前去亲吻玛丽琳，并顺手接过了她手中装着鲜花的提包。这个小动作，也许最好地阐释了他们的爱情—他从15岁邂逅玛丽琳，“一眼就相中她是我未来的妻子”。
是告别的时候了。我与亚隆拥抱，告诉他此时此刻我有很多不舍，也有很多遗憾，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交流。我忍不住问他：“还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
亚隆说：“好！”
我问亚隆：“在做了半个世纪的心理治疗后，你是否确信心理治疗可以让人变得更好，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亚隆说：“是的，我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