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人节约的主意打到市长办公室里去了。3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南京出台办公室装修和办公用品配置标准规定，市长办公家具不得超过1.5万元，处长办公桌每套不超过1000元，局长的笔记本电脑不能超过1.4万元，至于机关办公室装修，则每平方米费用不能超过450元，等等。
　　节约的理念是好的，因为现在的行政成本实在太高，用掉的可都是纳税人的钱。至于规定的“动机”，我们旁观者也不好作诛心之论，硬说人家是为了树立“机关软形象”，建设“软形象工程”。但我还是想起不久前的一条新闻：去年8月，新华社发了一篇述评，主题是反对“办公浪费”，其中反面例证是：皖北一个规模不大的地级市，书记和市长实现了“豪华办公”，每人独占6间办公室，而且还有一间装修精致的卧室。一时间，“市长办公室”新闻引起强烈反响，媒体评论如潮。在反面形象旁边树起正面形象，其“正效应”当然会成倍扩大。
　　可是，从独占6间办公室到家具不得超过1.5万元，我还看不到本质的变化。报道里有个细节：南京市在弄出规定之前，“还专门到其他城市‘取经’，最后出台的标准属‘中等偏下’水准”。如加分析，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规定，竟 “专门到其他城市‘取经’”！这本来打几个电话花一点长途电话费就可以问得清、搞得定的事，有必要消耗这么多“办公经费”把“真经”取来吗？这一头节省一点，那一头又浪费一点，这就是可想象的“市长办公室里的跷跷板”。
　　经济中有一种“跷跷板效应”，那就是此消彼涨。同理，在“市长办公家具”上省下一点，在别的领域就可以多花一点，最终并没有将行政成本真正降下来。而节省的那一点属于“显性成本”，多花的那一点则属“隐性成本”，是公众看不见的。如此这般，市长办公家具就很可能是做做样子的了。
　　办公用具奢华浪费，还是简单节约，都属于“领导自律”的范畴，不要以为出台一个标准、规定就是 “制度化管理”了。而且，此一任规定这样的标准，下一任可以出台那样的标准，这就是所谓“人去政息”。所以，“想简约就简约地动用公帑”与“想豪华就豪华地动用公帑”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政府的行政机构就像一家信托所，须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工作，而不是为受委托人的利益去工作。”因此，真正优质的“信托所”，其办公经费是“委托人”或“委托人”代表说了算的。如果经过“委托人”的同意，办公室装修得豪华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