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到收麦的季节，即便是坐在城市的屋子里，也总能闻到满屋的麦香。想象着波涛一样汹涌的成熟的麦田，心中每每躁动不安。
　　我以为是想起了拾麦。割完麦子，地里会留下很多麦穗，于是便有了拾麦一说。拾麦的多是学生，一般是学校组织了去拾，总是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的歌，到生产队刚割过的麦地里拾麦。那时走在路上会听到藏在树上的黄色的布谷鸟在叫，儿童听到的是“豌豆榆树”，大人听到的是“割麦种谷”。看到有蝴蝶在麦浪上起舞。有时还要有意地掉队。听风吹过时，麦地里发出的神妙的丝丝的乐声，望着阳光下的麦芒，觉得它们简直就像琴弦一般。
　　我以为是想起了割麦。在儿时的记忆里，割麦是件很苦的事，大人们将割麦的季节叫做麦口，象是过一个很大的难关似的。每当麦口来临，奶奶便早早地做好准备，先是给每个人准备一顶草帽。男女的样式是不同的，男式的简单些，圆圆的顶，下面平原一般铺展下来：女式的叫做凉棚儿，先是上面起一个小小的尖，然后一圈圈地往下扩大，看上去如小山一般，帽子是用麦杆做成的，割麦的时侯，奶奶便选好了又长又白而且粗细均匀的麦杆，将麦穗和叶子去掉，再在水里泡了，凉出半干时便可以用来编了，一般是将四根的麦杆编在一起。辫子编好后，奶奶就开始了缝制，麦口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奶奶总是坐在门前的大枣树下缝草帽，无论多麻烦，到了麦口，奶奶总是会给每人一顶新的草帽。奶奶的新草帽已成为家人割麦的动力了，割麦再累，戴着新草帽，就会觉得有了劲头了。
　　有了草帽，还要有一把好用的镰刀，镰刀一般是新买来的，要先磨好，磨刀的任务由爷爷承担。爷爷蹲在井边，左边放着一盆清水，右手握着镰刀把儿，左手按着镰刀，脚踩磨刀石。在磨刀石上洒些水，便开始磨刀了，他的身子一前一后地晃动。头低着，眼睛盯着镰刀。磨一会儿，便停下来，举起镰刀，用大拇指在刀刃上上下移动，试试刀刃是不是利了，然后再磨。爷爷的面前总是堆着一堆要磨的镰刀，小时候看到磨刀就知道要割麦了，蹲在爷爷身边看着他磨刀也成了儿时的一件乐事。
　　生产队时，大伙是听着队里的钟声去割麦的，走得很早，有时月亮还挂在枝头就走了。他们多数戴着新草帽，也带着干粮，干粮一般是馒头，再加上一点自己腌制的咸菜。等到天色大亮，麦子也割得差不多了。有割麦子的高手，割麦的速度很快，他们弯下腰，左手和左脚配合先选定要割的麦子，右手紧握镰刀。一镰下去，便割倒了一小片麦子，他们往往将其他人甩在后边，他们的身旁也总是会荡起轻轻的尘烟。不会割麦的人，只是一小把一小把地割。记得有一个从城里嫁到我村的新媳妇，就是这么割的，大伙好奇得很，就凑过来看她割。近几年，人们一般不用镰刀割麦了。今年割麦时。我回到家里，却见妈妈和弟弟都在家。一问才知是等收割机，弟弟干脆和朋友打起了牌。不知怎地，心中倒升起一种失落的感觉，麦口给我的印象总是轰轰烈烈的，那种热闹与紧张，不亚于一场战斗。现在它变了，就像很熟悉的一个人忽然就变了模样，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每年麦子熟了，都要回去割一会儿麦，即便是有机器割也要让妈妈专门留下一块地来，戴着草帽，在金灿灿的麦田里挥着镰刀，看着麦子一片片地倒下去了，会有一种成功的喜悦。割了麦子，就会觉得今年总算没有白过。有时错过了，感觉象错过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似的。去年回到家，正要去割麦，谁知眨眼功夫，割麦机已割完了，令我懊悔不已。
　　我以为是想起了打场。麦子割完了，就要将割下来的麦子垛在一起，垛麦子的地方叫场，麦子收割前它还是庄稼地，一般是油菜地或大麦地，比小麦熟得早，割完后。将地碾瓷了，用作打小麦用。生产队的场很大，比学校的操场还要大，所有的麦子都垛在一起很是壮观。然后就是碾场了，将带穗的麦杆铺到场上。由生产队的好把式赶着牲口拉着石滚在场里跑，很远都能听到他们吆喝牲口的声音。碾好了。要起场，就是将碾过的麦杆翻翻，免得有麦穗没有碾到，然后再碾，如是者几次，麦穗差不多都脱离了麦杆了，就将麦秸和麦籽分开，麦秸垛在场边上，麦籽堆在场中。这时麦籽和麦糠是在一起的，还要扬场，将麦籽和麦糠分开来。会扬的人，用木锨将麦子拆起，然后扬到空中去，落下时，麦籽和麦糠就会自动分开：不会扬的人，却总不能让二者分开。爷爷是扬场的好手，那时，常常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分过地后，家家户户都有场，面积很小，爷爷担负起了碾场的重任。麦子收割完后一个月，爷爷还在碾场，有时碾场很晚才回家。爷爷赶着牲口披一身月光回到家时，奶奶总是早给他盛好了饭菜。在全家人眼里，会吆喝牲口碾场的爷爷是全家的功臣。现在用收割机割麦了，麦籽直接打出来，已不见了专门碾麦用的场，那种碾场的场面更是看不到了。
　　回家的路上，还在想为什么总是向往着麦田呢?也许我真正所思所想的是远逝的童年，抑或是和麦田联系紧密的亲人……不管怎么说，麦田也许已经成为我一个美丽的旧梦，虽然年年走近它，却觉得再也无法真正地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