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夏天，个别腐败官员被中纪委下架之际，往往会伴随一项新指控：与他人通奸。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通奸可是一件大罪，足以令当事人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都是常事。1997年新刑法废除此罪，代之以重婚罪。赞之者称这是尊重性自由，不以法律越俎代庖道德之事；毁之者则言，就此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性魔鬼将肆虐神州。17年来的社会演变，似乎印证了反对者的预言：我们正处于空前的性混乱，忠贞是忠贞者的墓志铭，放荡是放荡者的通行证。性与感情分离，欲望与婚姻并行，在解除了对配偶的忠贞束缚之后，人们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自由状态。
　　在我看来，废除通奸罪并非肇因，道德乃法律之基础，无道德的社会，法律注定形同虚设，无论法律条文何其繁杂苛严，都难以发生实际效用。中国社会道德的大崩溃，才是性混乱的根源。
　　按照法律解释，通奸是指已婚人士与配偶以外异性发生性行为，其要点是：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无欺诈、胁迫之因素。在一个人性正常的社会里，取消通奸罪确实是一大进步，它保护了公民的性自由权利——法律从道德领域退出，舆论及道德约束即可维持两性关系的稳定，任何一个结婚男女，都会担负起应尽的婚姻责任，对配偶的忠诚本是应有之义务。
　　在中国，官员与异性的通奸，却属于一种特别的情形。貌似你情我愿，情至性起而同床共枕，实则是权力与色相互为诱因的合谋，双方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其中的交易动机可谓心照不宣。看似两人的私密行为，其实是权力与性赤裸裸的勾兑。
　　在中国无道德的社会环境下，性关系变成了最纠结的一种关系。本应自愿产生的自然而然的两性关系，变成了直接的利益博弈游戏。双方在厮杀中苟合，情与性都降为配角，利益平衡，其他东西即尾随而至。官员是唯一的赢家，因为他付出的仅仅是权力成本而已，那是要由纳税人支付的。
　　官员对性的追逐和获取，几乎毫不费力。他们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不需要展示雄性魅力，美丑、有无气质，这些不可或缺的性吸引元素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浑身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不受限制的权力，会让人产生绝对的自信与魔力。他们几乎是手到擒来，对权势者性邀请的拒绝，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他们所看中的性对象，也都是深谙此道的。
　　毋庸置疑，那些女人当然是这个社会的寄生虫。放荡和无耻就可以获得别人劳作一生也难以得到的财富和享受。就欲望的满足而言，官员与他的通奸对象都是大赢家，他们是权力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模式的最大受惠者。
　　“通奸”一词免除了双方的道德负担，甚至会让人们对通奸者产生“性情中人”的误判。所谓两情相悦两厢情愿，给权力与性的交换涂上了一层浪漫而人性的光泽。去除权力因素，将事实上无耻贪婪的交易，变为普通人的性爱自由，故而官员是最大的受益者。该罪名极大降低了其所应承担的道德谴责和法律责任。因为对官员来说，他无须动用胁迫，就能获得对方的投怀送抱。
　　至于女人，他们绝对是这个腐烂社会的受益者。她们知道怎样通过委身官员而获取最大的利益。在这种关系中，这一方绝不是受害者：她们轻而易举获得了切切实实的好处，同时还享受着权力的庇护。通奸罪名相对其丰硕的收益而言，简直轻如鸿毛。
　　那么，在这场通奸交易中，谁是输家呢？
　　首先是双方的配偶。问题在于，他们的配偶真的感受到了这种损害吗？我看未必。官员的配偶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丈夫的情感和身体状况，他在外面有无女人，她应该是一清二楚的。有人把官员的性伙伴归纳为几类：下属、戏子、主持人、大学生和宾馆服务员等等。不妨分而言之：下属的配偶一定是顺从的，戴绿帽子固然不舒服，但他知晓妻子有了靠山，那么多好处击倒了他，补偿的方式也摆在那儿：他可以有自己的性自由。因妻子的出轨，他也顺便获得了空前的性自由，或许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叹。戏子、主持人无非是代价不同罢了，需要提防的倒是大学生和服务员，因为她们容易滋生不切实际的妄想，企图登堂入室，破坏官员超稳定的家庭现状。
　　通奸的后果，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当官员满足不了女方的利益需求之时，你情我愿就变成了诱奸、欺骗，甚至演变成床上反贪的闹剧。
　　从玩弄到通奸，官员跟另一方处于平等位置，这就是合谋时代的特征。道德上他们本来就乏愧疚之心，从此更不会有负罪感，因为是被需要。被通奸的一方，也丧失了弱者身份，不能以受害者的面目获取额外的同情。一般人在如今的中国，还想与人通奸，无异于痴人说梦，他一个暧昧的笑脸都得不到。
　　通奸的流行与泛滥，在中国社会树立了非常可怕的示范：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的那些东西是可以交换的，有权力而不使用便是愚蠢；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从交换中获得多少好处。官员使用权力猎取财富和肉体，是一种值得炫耀的本事；女性运用肉体和感情从官员生殖器那儿获取利益，也是这个社会的成功者。通奸，真的是一桩好生意。W
　　责编 /杨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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