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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现实经济状况和经济史依据，在中西“经济人”观念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经济基础、文化根源对中西 “经济人”问题差异的实质进行研究。分别从经济和文化根源上探讨和比较中西“经济人”观念各自形成和差异。
[关键词]中西 经济人 根源 比较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08)1010193－02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的专业概念，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假设之一。因此，“经济人”应该说是一个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而非中国原有的。
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个类似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法人概念。但是关注中国古代思想史，就可发现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思想家就不断在讨论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应该遵循的价值标准，即“义利之辨”，这种讨论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关于人性讨论的一部分，但又和当时的经济思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于“经济人”观念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基于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差异的比较分析
任何经济思想的产生，都是当时经济现实的反映。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一条真理。因此，对于经济思想领域“经济人”根源的探寻，必然首先关注于中西经济道路的差别。
考察中西封建经济发展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中西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的封建领主经济，为一种纯粹的“封建制经济”，在分散的邦国、公国间，广大的欧洲平原，散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封建城堡和庄园，封建领主为这些城堡和庄园的统治者，他们不仅拥有城堡的统治权，还牢牢的控制着城堡周围的广大乡村的土地，发展了拥有严格人身依附的租佃关系。西方的封建领主经济最终要的特征，则是它乃是一个个独立性比较强的封闭性经济实体。正如一些西方经济史家所指出：“庄园之间没有或很少有社会经济联系，在庄园以外旅行要冒很大风险……因此一个个村落都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和封闭的”①。这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领主经济，一切经济活动均在内部进行，完全没有市场，“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迫于需要，土地所有者不得不消费自己的生产品。这样，每一个大地产酒构成这样一种经济，即人们曾经不大正确地称之为‘关闭的领主经济’，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没有市场的经济……不是由于它不愿意出卖产品，而是由于没有买主”②。这样的经济形态，构成了欧洲满足入侵罗马衰亡后中世纪一千年来的主导经济形势。对于此，胡寄窗先生评价道：“它是蛮族特有的原始部落组织和罗马帝国残存的传统合并而成的一种简单实用但落后的经济运行形态”。③
相比西欧封闭化的领主经济，中国的封建社会呈现出独特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一是表现在从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时间，比欧洲要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即已过渡到有别于西欧领主制的地主制经济时代。二是中国的封建制经济，从建立初期起，就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市场作为个体农业经济的补充作用非常显著，这种状况始终伴随着中国封建经济从未消亡。而且在一定情况比如轻商意识不太浓的时代下，市场的作用更加突现。中国农业的基础小农经济，是一种分散个以个体劳动为主的分散型弱小经济，并不具备西欧领主制那样完备的自给自足功能，除了耕织收获的粮食和衣料外，很大部分生活所需都必须由市场供给。于是，市场就在中国经济中获得了长久以来部占主导，但却一直不可或缺的地位④。这两点尤其是第二点，是我们考察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两个基本结论。
这种经济发展道路和特征的差异，对于中西“经济人”观念的发展，实有基础性的决定意义。西方封闭式的领主经济，于自给自足之中完成一系列经济过程，在这种几乎不依赖市场的带有浓厚政治特征的经济形态下，利益的拥有、分配，是一个固定化了的模式，农奴和佃农均依附于封建领主进行生产，他们的劳动付出和收益机制，是僵化、死板的。在这样一个没有希望获得普遍更大利益的社会经济机制下，谈论人的自然欲望并且肯定之，这无论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基督教严格的教义在另一个角度制约了人们探求这种规律的宗教合理性。这样，欧洲人，在启蒙运动之前，实际上并不涉及所谓“经济人“问题，结果，他们对于自利和利他禁欲二者，从经济基础上讲，均无自身理论下的倾向性选择，就看未来经济世界更鼓励哪一种思维并且让之发展。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确立，个人利益的获得，产生了巨大空间和可能性的情况下，人本主义思潮及利己动机的充分发展，立即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是为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因此，西方就顺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向着个人利己的一路发展下去。这是一个经济基础决定的必然趋向。
而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发展，由于市场的作用的存在，始终在冲击和改变着小农农耕经济的形态并且以不断的巨大影响。这种表现，即为历代不断的商品化的土地兼并，以及商人阶层的不断兴起，二者在中国经济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古代，尽管官府和其经营的官手工业经济实力最强，但市场的存在，理论上任何人都可通过这个途径致富成商，平民经商致富的例子，从战国到秦汉、唐宋、明清，从未停止。范蠡、吕不韦、沈万三之类，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以农业为根本的社会来讲，商业的发展是和这种政策在根本上冲突的。商业在中国古代社会充分发展的一般结果，就是大量劳动力弃农转而从事商业经营。西汉初、明初、清初等处于生产恢复期的社会都产生了这样的现象，这无异于是对封建经济和以农业立国的封建帝国的公开冲击和挑战。因此，中国在封建经济形成和巩固之后，始终奉行严格的重农抑商政策。对于利益的获取这个主宰这一切的关键性问题上，更是毫不放松，严格倡导以“义”为上，贬低和否定“利”的一切正当不正当的行为，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义利之辨”。
二、基于中西文化系统差异对经济伦理影响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不失为一有力的社会经济分析工具，然而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主要集中于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以及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对于人及其地位的考察，似乎有所忽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⑤。但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一些文化分析法，对于此问题根源的探索，更加有意义⑥。因为对于人的心理和伦理来说，文化是最直接的原动力。
考察西方的近代思想史，我们知道，西方的文化精神和商业、经济原则，源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下的个人主义特征，而欧洲的分散的封建领主经济，长期以来均以各自近乎独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存在。宗教和经济的这两个原因，使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个人的关注，在这个文化和经济系统中已经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念。这样的结果，当资本主义萌芽渐渐发生，封建领主经济被打破之后，又和资本主义初期原始积累下冒险、激进的思潮取得了更高意义上的契合，个人主义的思想更加催生和助长了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个人主义原则，则不断得到强化。作为这种原则在经济领域的确立，则表现为如上所述的“经济人“思想从启蒙时代到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巩固。关于这一过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已在其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予以了详尽而信服的说明。笔者认为，马克斯·韦伯的基于文化根源的分析法，是一种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同视角的分析法，自有其特色和合理性，从文化角度探讨西方“经济人”，是有充分历史文化依据的。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强烈的个人主义因素，中国文化对于个人的定位则完全不同。这并非说中国文化中个人无地位，而是这种个人的地位，是和集体强烈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化对个人要求极高，主要集中于人格修养方面，所谓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社会对个人的自觉提出了相当高标准和详细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个人的要求，终极目标则在于集体，在于服从和满足家和国不同层次集体的需要。所以，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以后，将个人推向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中国文化系统的最终归宿。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立足于集体的思维，个人被重视，但逻辑归宿上讲，是从属于集体的。因此，对于一切功利性的欲望，则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叙述看到，中国古代对于“利”的各个时代、各种方式的不断抨击和攻击，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其根源正在此。
三、结束语
以上分别从经济和文化根源上探讨和比较中西“经济人”观念各自形成和差异的本质。经济和文化，作为一个社会中下层和上层的基本元素，在互相作用、影响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深刻地决定着社会的一切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西“经济人”观念的差异，是双方各自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注释：
①[美]道格拉斯·诺思·P·托马斯著，厉以宁等译：《西方世界的兴起》29-32页，华夏出版社，1989。
②[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史》8页。
③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51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④参见同上513-525页。
⑤参见马艳：《基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的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
⑥关于此方法，可参考马克斯·韦伯，日本学者内滕湖南，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相关著作。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
[2]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4]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商务印书馆，1993.
[5]邓春玲，《经济人假说的理论回顾及其启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作者简介：
赵丽琦，女，白族，云南鹤庆，云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李亚斌，男，云南昆明，营销师，管理学学士，主要从事市场营销研究。
[关键词]中西 经济人 根源 比较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08)1010193－02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的专业概念，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假设之一。因此，“经济人”应该说是一个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而非中国原有的。
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个类似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法人概念。但是关注中国古代思想史，就可发现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思想家就不断在讨论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应该遵循的价值标准，即“义利之辨”，这种讨论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关于人性讨论的一部分，但又和当时的经济思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于“经济人”观念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基于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差异的比较分析
任何经济思想的产生，都是当时经济现实的反映。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一条真理。因此，对于经济思想领域“经济人”根源的探寻，必然首先关注于中西经济道路的差别。
考察中西封建经济发展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中西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的封建领主经济，为一种纯粹的“封建制经济”，在分散的邦国、公国间，广大的欧洲平原，散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封建城堡和庄园，封建领主为这些城堡和庄园的统治者，他们不仅拥有城堡的统治权，还牢牢的控制着城堡周围的广大乡村的土地，发展了拥有严格人身依附的租佃关系。西方的封建领主经济最终要的特征，则是它乃是一个个独立性比较强的封闭性经济实体。正如一些西方经济史家所指出：“庄园之间没有或很少有社会经济联系，在庄园以外旅行要冒很大风险……因此一个个村落都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和封闭的”①。这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领主经济，一切经济活动均在内部进行，完全没有市场，“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迫于需要，土地所有者不得不消费自己的生产品。这样，每一个大地产酒构成这样一种经济，即人们曾经不大正确地称之为‘关闭的领主经济’，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没有市场的经济……不是由于它不愿意出卖产品，而是由于没有买主”②。这样的经济形态，构成了欧洲满足入侵罗马衰亡后中世纪一千年来的主导经济形势。对于此，胡寄窗先生评价道：“它是蛮族特有的原始部落组织和罗马帝国残存的传统合并而成的一种简单实用但落后的经济运行形态”。③
相比西欧封闭化的领主经济，中国的封建社会呈现出独特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一是表现在从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时间，比欧洲要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即已过渡到有别于西欧领主制的地主制经济时代。二是中国的封建制经济，从建立初期起，就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市场作为个体农业经济的补充作用非常显著，这种状况始终伴随着中国封建经济从未消亡。而且在一定情况比如轻商意识不太浓的时代下，市场的作用更加突现。中国农业的基础小农经济，是一种分散个以个体劳动为主的分散型弱小经济，并不具备西欧领主制那样完备的自给自足功能，除了耕织收获的粮食和衣料外，很大部分生活所需都必须由市场供给。于是，市场就在中国经济中获得了长久以来部占主导，但却一直不可或缺的地位④。这两点尤其是第二点，是我们考察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两个基本结论。
这种经济发展道路和特征的差异，对于中西“经济人”观念的发展，实有基础性的决定意义。西方封闭式的领主经济，于自给自足之中完成一系列经济过程，在这种几乎不依赖市场的带有浓厚政治特征的经济形态下，利益的拥有、分配，是一个固定化了的模式，农奴和佃农均依附于封建领主进行生产，他们的劳动付出和收益机制，是僵化、死板的。在这样一个没有希望获得普遍更大利益的社会经济机制下，谈论人的自然欲望并且肯定之，这无论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基督教严格的教义在另一个角度制约了人们探求这种规律的宗教合理性。这样，欧洲人，在启蒙运动之前，实际上并不涉及所谓“经济人“问题，结果，他们对于自利和利他禁欲二者，从经济基础上讲，均无自身理论下的倾向性选择，就看未来经济世界更鼓励哪一种思维并且让之发展。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确立，个人利益的获得，产生了巨大空间和可能性的情况下，人本主义思潮及利己动机的充分发展，立即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是为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因此，西方就顺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向着个人利己的一路发展下去。这是一个经济基础决定的必然趋向。
而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发展，由于市场的作用的存在，始终在冲击和改变着小农农耕经济的形态并且以不断的巨大影响。这种表现，即为历代不断的商品化的土地兼并，以及商人阶层的不断兴起，二者在中国经济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古代，尽管官府和其经营的官手工业经济实力最强，但市场的存在，理论上任何人都可通过这个途径致富成商，平民经商致富的例子，从战国到秦汉、唐宋、明清，从未停止。范蠡、吕不韦、沈万三之类，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以农业为根本的社会来讲，商业的发展是和这种政策在根本上冲突的。商业在中国古代社会充分发展的一般结果，就是大量劳动力弃农转而从事商业经营。西汉初、明初、清初等处于生产恢复期的社会都产生了这样的现象，这无异于是对封建经济和以农业立国的封建帝国的公开冲击和挑战。因此，中国在封建经济形成和巩固之后，始终奉行严格的重农抑商政策。对于利益的获取这个主宰这一切的关键性问题上，更是毫不放松，严格倡导以“义”为上，贬低和否定“利”的一切正当不正当的行为，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义利之辨”。
二、基于中西文化系统差异对经济伦理影响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不失为一有力的社会经济分析工具，然而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主要集中于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以及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对于人及其地位的考察，似乎有所忽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⑤。但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一些文化分析法，对于此问题根源的探索，更加有意义⑥。因为对于人的心理和伦理来说，文化是最直接的原动力。
考察西方的近代思想史，我们知道，西方的文化精神和商业、经济原则，源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下的个人主义特征，而欧洲的分散的封建领主经济，长期以来均以各自近乎独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存在。宗教和经济的这两个原因，使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个人的关注，在这个文化和经济系统中已经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念。这样的结果，当资本主义萌芽渐渐发生，封建领主经济被打破之后，又和资本主义初期原始积累下冒险、激进的思潮取得了更高意义上的契合，个人主义的思想更加催生和助长了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个人主义原则，则不断得到强化。作为这种原则在经济领域的确立，则表现为如上所述的“经济人“思想从启蒙时代到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巩固。关于这一过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已在其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予以了详尽而信服的说明。笔者认为，马克斯·韦伯的基于文化根源的分析法，是一种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同视角的分析法，自有其特色和合理性，从文化角度探讨西方“经济人”，是有充分历史文化依据的。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强烈的个人主义因素，中国文化对于个人的定位则完全不同。这并非说中国文化中个人无地位，而是这种个人的地位，是和集体强烈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化对个人要求极高，主要集中于人格修养方面，所谓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社会对个人的自觉提出了相当高标准和详细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个人的要求，终极目标则在于集体，在于服从和满足家和国不同层次集体的需要。所以，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以后，将个人推向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中国文化系统的最终归宿。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立足于集体的思维，个人被重视，但逻辑归宿上讲，是从属于集体的。因此，对于一切功利性的欲望，则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叙述看到，中国古代对于“利”的各个时代、各种方式的不断抨击和攻击，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其根源正在此。
三、结束语
以上分别从经济和文化根源上探讨和比较中西“经济人”观念各自形成和差异的本质。经济和文化，作为一个社会中下层和上层的基本元素，在互相作用、影响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深刻地决定着社会的一切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西“经济人”观念的差异，是双方各自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注释：
①[美]道格拉斯·诺思·P·托马斯著，厉以宁等译：《西方世界的兴起》29-32页，华夏出版社，1989。
②[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史》8页。
③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51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④参见同上513-525页。
⑤参见马艳：《基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的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
⑥关于此方法，可参考马克斯·韦伯，日本学者内滕湖南，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相关著作。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
[2]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4]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商务印书馆，1993.
[5]邓春玲，《经济人假说的理论回顾及其启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作者简介：
赵丽琦，女，白族，云南鹤庆，云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李亚斌，男，云南昆明，营销师，管理学学士，主要从事市场营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