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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最熟悉的是日文和德文，能读能译，日语说得相当流畅。在留日期间专门学过俄语，对世界语也极感兴趣。鲁迅说：“我于英语是漠不相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但这是过谦之词。实际上，鲁迅学过英语，能用英语简单会话，还根据英文书籍翻译过少量文章。
鲁迅17岁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就学过英文，“一星期中，几乎有4天是英文”。虽然只有半年，但毕竟打下了一点基础。早年他翻译英国作家哈葛德《红星佚史》中的16首诗，就是从英文译出。他翻译《裴彖飞诗论》，也是依据英文版的《匈牙利文学史》。1925年，梁社乾将《阿Q正传》译为英文，鲁迅就指出其中的几处小错。鲁迅到上海后购买了一些日英词典，用日文英文进行对读。他能指出赵景深教授把英文中的“银河”望文生义地译成“牛奶路”，并写了一首诗进行讽刺，说明他具有一定的英文阅读能力。
鲁迅在上海接触了一些外国友人，如史沫特莱、肖伯纳，曾用英语简单对话。史沫特莱请美国肺病专家为鲁迅看病，以为鲁迅不懂英语，便用英语进行交谈，其实鲁迅基本上听懂了美国医生讲的意思。这位医生说，鲁迅是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如果是欧洲人，也许5年前就死掉了。后来他把这句话引在了他的杂文《死》里面。
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发端的。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共翻译了15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两百多种作品，印成了33个单行本，版面字数多达365万多字，规模跟他的创作大致相当。他的作品中还对25个国家和民族的380多位作家进行过评论。外国语，帮助鲁迅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
关于学习外语，鲁迅的主张是：一、年轻人应该学外语，至少精通一门。无论是搞文学，搞科技，“不懂一种外国文，是非常不便的”（1936年5月8日致曹白）。二、学外语必须坚持。“青年记性好，日记生字数个，不要间断，积四五年，一定能到看书的程度的”（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学外国文，断断续续，是学不好的。”（1936年3月17日致唐弢）三、要认真，不要粗心。鲁迅阅读外文书或进行翻译时，经常是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在听、说、读、写译诸方面都一丝不苟。四、要硬看。他认为，学外文先学字母正音及拼法，有了一定基础，就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要看完，自然不太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这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这正是小儿学语一样的方法。”鲁迅开始学习日文时，就是“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的。五、要比较。鲁迅认为，先由外文译为中文，然后从中文译成外文，反复比较，掌握规律，是一个最合理的学习外语的方法。他指出：“教师愈会比较，就愈有益处。否则，发音即使准确，所得的每每不过一点皮毛。”六、要口耳并重。许广平回忆，鲁迅学外国语的方法是口耳并重。鲁迅教许广平学日语时，遇到日常简单的对话他就用日语教，要许广平用日语回答。以上这些，就是鲁迅学习外国语的主要体会。
鲁迅对翻译工作十分重视，比喻为普罗米修斯窃天火到人间。为了对年轻的中国翻译工作者进行扶持，当翻译家穆木天提出要译出一本“一劳永逸”的书时，鲁迅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虽有“一劳永逸”这个成语，但没有“一劳永逸”这种事情。他在《关于翻译（下）》中打了一个“挖烂苹果”的比方：苹果如果有了烂疤可以挖掉，光吃那没有烂的地方；倘不是穿心烂，就不必把整个苹果都扔掉，造成浪费。对待译文也应该如此，即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有人将鲁迅的译文称之为“硬译”，并予以嘲讽。所谓硬译，是主张在翻译文字的“三要素”，即信、达、雅中，将信（即忠实于原文）放在首位，宁“信”而不顺（即不流畅）。如果“宁顺而不信”，那就成了乱译。鲁迅提出的“硬译”主张，目的是不但输入新的内容，而且还要输入新的表现方法，以改造中国语言的不精密。比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主体是“山”，虽不顺，他也不译成“日落山阴”。鲁迅认为中国的语法不精密，证明中国人思路不精密。倘若永远说的是糊涂话，读的是糊涂书，留下的只能是一个糊涂的影子。周作人跟鲁迅的主张差不多，认为这种中不像中、西不像西的直译或硬译才是“真翻译”。不过，单纯从读者的角度，译文的晦涩毕竟让人头疼，所以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只卖了数十册，从营销上说是“大为失败”。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仅有些作家和翻译家反对“硬译”，而且也反对“重译”，如自由主义阵营的梁实秋，左翼阵营的蒋光慈。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也不能说都不正确。反对者认为，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已经失掉原文许多神韵；再经转译，又像掺了一份水，更散发掉原文的醇厚气息。但鲁迅支持转译或重译，原因是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在中国，懂英文的人最多，日文次之，如果不允许转译，那我们就不可能读丹麦安徒生的童话，不能读挪威易卜生的剧本，不能读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小说，更不能读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我们的眼光就会狭小很多。
鲁迅翻译了许多外国作品，他的作品也被译成外文在全世界广为传播。鲁迅之所以被誉为“人类明灯”式的作家，很大程度上也应该感谢于外文翻译。早在1922年，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就把《孔乙己》、《兔和猫》等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文版《北京周报》。1926年，鲁迅《阿Q正传》的英文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经罗曼·罗兰推荐，节译的《阿Q正传》法文译文在《欧罗巴》杂志连载。1929年，《阿Q正传》的两种俄文译本分别在列宁格勒（今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版。迄今为止，可以说鲁迅的主要著作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了译文。正是外文翻译使鲁迅著作插上了翅膀，越过千山万水，飞进了各国读者的心房。
（作者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第五、六届全委会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
鲁迅17岁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就学过英文，“一星期中，几乎有4天是英文”。虽然只有半年，但毕竟打下了一点基础。早年他翻译英国作家哈葛德《红星佚史》中的16首诗，就是从英文译出。他翻译《裴彖飞诗论》，也是依据英文版的《匈牙利文学史》。1925年，梁社乾将《阿Q正传》译为英文，鲁迅就指出其中的几处小错。鲁迅到上海后购买了一些日英词典，用日文英文进行对读。他能指出赵景深教授把英文中的“银河”望文生义地译成“牛奶路”，并写了一首诗进行讽刺，说明他具有一定的英文阅读能力。
鲁迅在上海接触了一些外国友人，如史沫特莱、肖伯纳，曾用英语简单对话。史沫特莱请美国肺病专家为鲁迅看病，以为鲁迅不懂英语，便用英语进行交谈，其实鲁迅基本上听懂了美国医生讲的意思。这位医生说，鲁迅是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如果是欧洲人，也许5年前就死掉了。后来他把这句话引在了他的杂文《死》里面。
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发端的。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共翻译了15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两百多种作品，印成了33个单行本，版面字数多达365万多字，规模跟他的创作大致相当。他的作品中还对25个国家和民族的380多位作家进行过评论。外国语，帮助鲁迅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
关于学习外语，鲁迅的主张是：一、年轻人应该学外语，至少精通一门。无论是搞文学，搞科技，“不懂一种外国文，是非常不便的”（1936年5月8日致曹白）。二、学外语必须坚持。“青年记性好，日记生字数个，不要间断，积四五年，一定能到看书的程度的”（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学外国文，断断续续，是学不好的。”（1936年3月17日致唐弢）三、要认真，不要粗心。鲁迅阅读外文书或进行翻译时，经常是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在听、说、读、写译诸方面都一丝不苟。四、要硬看。他认为，学外文先学字母正音及拼法，有了一定基础，就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要看完，自然不太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这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这正是小儿学语一样的方法。”鲁迅开始学习日文时，就是“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的。五、要比较。鲁迅认为，先由外文译为中文，然后从中文译成外文，反复比较，掌握规律，是一个最合理的学习外语的方法。他指出：“教师愈会比较，就愈有益处。否则，发音即使准确，所得的每每不过一点皮毛。”六、要口耳并重。许广平回忆，鲁迅学外国语的方法是口耳并重。鲁迅教许广平学日语时，遇到日常简单的对话他就用日语教，要许广平用日语回答。以上这些，就是鲁迅学习外国语的主要体会。
鲁迅对翻译工作十分重视，比喻为普罗米修斯窃天火到人间。为了对年轻的中国翻译工作者进行扶持，当翻译家穆木天提出要译出一本“一劳永逸”的书时，鲁迅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虽有“一劳永逸”这个成语，但没有“一劳永逸”这种事情。他在《关于翻译（下）》中打了一个“挖烂苹果”的比方：苹果如果有了烂疤可以挖掉，光吃那没有烂的地方；倘不是穿心烂，就不必把整个苹果都扔掉，造成浪费。对待译文也应该如此，即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有人将鲁迅的译文称之为“硬译”，并予以嘲讽。所谓硬译，是主张在翻译文字的“三要素”，即信、达、雅中，将信（即忠实于原文）放在首位，宁“信”而不顺（即不流畅）。如果“宁顺而不信”，那就成了乱译。鲁迅提出的“硬译”主张，目的是不但输入新的内容，而且还要输入新的表现方法，以改造中国语言的不精密。比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主体是“山”，虽不顺，他也不译成“日落山阴”。鲁迅认为中国的语法不精密，证明中国人思路不精密。倘若永远说的是糊涂话，读的是糊涂书，留下的只能是一个糊涂的影子。周作人跟鲁迅的主张差不多，认为这种中不像中、西不像西的直译或硬译才是“真翻译”。不过，单纯从读者的角度，译文的晦涩毕竟让人头疼，所以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只卖了数十册，从营销上说是“大为失败”。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仅有些作家和翻译家反对“硬译”，而且也反对“重译”，如自由主义阵营的梁实秋，左翼阵营的蒋光慈。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也不能说都不正确。反对者认为，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已经失掉原文许多神韵；再经转译，又像掺了一份水，更散发掉原文的醇厚气息。但鲁迅支持转译或重译，原因是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在中国，懂英文的人最多，日文次之，如果不允许转译，那我们就不可能读丹麦安徒生的童话，不能读挪威易卜生的剧本，不能读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小说，更不能读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我们的眼光就会狭小很多。
鲁迅翻译了许多外国作品，他的作品也被译成外文在全世界广为传播。鲁迅之所以被誉为“人类明灯”式的作家，很大程度上也应该感谢于外文翻译。早在1922年，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就把《孔乙己》、《兔和猫》等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文版《北京周报》。1926年，鲁迅《阿Q正传》的英文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经罗曼·罗兰推荐，节译的《阿Q正传》法文译文在《欧罗巴》杂志连载。1929年，《阿Q正传》的两种俄文译本分别在列宁格勒（今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版。迄今为止，可以说鲁迅的主要著作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了译文。正是外文翻译使鲁迅著作插上了翅膀，越过千山万水，飞进了各国读者的心房。
（作者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第五、六届全委会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