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系列政治变动标志着世界旧秩序的瓦解。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知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适时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但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似乎并未验证福山的预言，历史并未走向终结，反倒是充满危机和创伤。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15位享有国际盛誉的思想家几乎同时给出了一个略为悲观的结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大衰退”的时代，民粹勃兴、移民恐慌……自由市场出现了功能性失调，整个社会弥漫着严重的受挫情绪，以及因之而生的不满和怨怼;政客被财团势力裹挟;党争渐趋白热化，致使公共事务所必须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我们置身于流动的现代性中，强制的流动性和由此引发的不安全感摧毁了个人、集体，以及政治认同旧有的根基。大多数人体验到若有所失之感，并对体制抱有一种强烈不满。
　　正如书中所言，西方社会在发展中，确立了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市场、适者生存和小政府观念。结果却造成了企业和资本家越來越强势，也即资本的愈发强势。但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是带血的，是无国界的，是利益至上的。
　　于是，西方社会在逐利过程中，缺乏对资本有利的约束，造成了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虽然财富总体在增长，但西方普通民众的收入却增长缓慢，贫富的差距越拉越大。当西方政客、政府把大部分精力、资源投入到种族、性、移民等平等事项时，却忽略了更多人民的诉求。
　　如今，西方社会危机四伏，多年来盛行的“投票民主”，却难以找出合理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所以民粹主义的强人纷纷登场。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所关心的，永远都应当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永远都不能脱离群众，永远都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南茜·弗雷泽的家族背景与中国革命深刻的渊源。她的姐姐嫁给了把毕生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阳早（欧文·恩格斯特）、寒春（琼·辛顿）夫妇的大儿子阳和平。南茜·弗雷泽曾于1992年在寒春的带领下对中国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受到中方热情的接待。
　　她在本书中指出，这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我们应该丢掉虚假的神话，在精英虚伪的多样性、宽容之下重新承担起责任，重新制定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