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文艺形式都趋向娱乐化的今天，“纪念”往往成为一场商业行动的起床号，以“纪念”之名而行的种种活动也仿佛距离真正值得纪念的东西非常遥远。当我们以各种方式试图向公众展示“大师”著作和显赫成就时，更多的感觉是在强化一种“成功”符号，而绝非成功背后曾经血淋淋的现实和痛苦曲折。
　　易卜生，这位一生中创作了25部戏剧，被誉为与莎士比亚齐名、并人选影响当代中国50人之一的异国人士，在逝世100周年之际被拎回舞台的聚光灯下。
　　由国家话剧院主办的第二届国际戏剧节“永远的易卜生”推出了6部作品轮番上演。其他类似的纪念活动也同时进行，比如杭州越剧院赴挪威国家歌剧院用越剧演唱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据称全球大约共有4000多项“易卜生年”的相关活动展开，包括戏剧演出、电影、音乐会、展览、研讨会、书籍、易卜生艺术节等。
　　但，这又如何?
　　挪威POS剧团此次带来的(群鬼探弋》堪称精彩(总政话剧团也将同期排演这部作品)，但很少有人想到这部作品在刚出版时遭到的各种谴责。1885年《皇后报》曾这样评价：“《群鬼》充满了赤裸裸的恶心事……
　　叛逆性的暗示和亵渎神明……
　　是撤旦恶魔的诗歌……最恶名昭著的剧本。”看到这类的历史记载，我总是不由得想到，如果今天我们身边也有被同样评价的作品存在，那有没有可能是位“易卜生”?
　　戏剧界和其他地方一样，充满了荒诞不经的可笑与谬误。我们所纪念的人，是身边不存在的人，或即使存在也不可能得到我们尊重和敬仰的人。易卜生，这个被挪威人当作君主一般对待的人完全蔑视他的子民。
　　在他一生里多次声明他的血管里没有一滴挪威人的血液。事实上，他的研究者们证明，他是将近2／3的挪威人，1／6的丹麦人。他甚至表达出一种憎恨：“在挪威，生活多么悲惨、痛苦。可是国外的人就不是这样。”我们曾喋喋不休地赞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影响之大，并慨叹为何中国没有易卜生、阿瑟·米勒等这类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大师。其实原因并不奇怪，一是因为当下还没有给这种大师提供足够的空间；二是在浩浩荡荡的拜金主义狂潮洗礼下，“大师”们都忙着为票房和奖座而奋斗，宁愿杜撰无数的飞侠神女或将哈姆雷特改成母后太子什么的，也不愿意向我们身边的现实看上一眼。
　　如果集体患上了“精神侏儒症”，那么不管用什么方式、纪念多伟大的精神巨人都不管用。胡适曾写过一篇《易卜生主义》的文章，指出：“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当某些媒体在报道国话纪念易卜生的《建筑大师》时还热衷于将镜头对准设计服装的马艳丽和以“徐峥温馨探班”、“濮存昕爬天梯吓坏观众”这样的花絮招人耳目，我们就似乎很难指望从这场纪念活动中挖掘出易卜生的真正价值，那不过是一场娱乐秀，表演者们拉上死了一百年的易卜生作陪，观众们来看看“大师+明星”的热闹，仅此而已。
　　沉重的社会问题，是否也会变成一百年以后的话题?今天的中国戏剧人还能不能担起这个重任?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