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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想要避免因绝望而引发新的暴力活动,还必须减少人们的贫困和痛苦。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已经为赢得这场更持久和艰难的战争,拟订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提案
仅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想要避免因绝望而引发新的暴力活动,还必须减少人们的贫困和痛苦。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已经为赢得这场战争拟订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提案。
布朗的提案是上周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份提案的目的在于将目前世界日均生活水平在1美元以下的人口减少一半,普及基础教育,改善公共健康。在联合国千年峰会上,140位各国领导人曾经确定2015年为解决有关问题的最后期限。要想在这一期限之前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把每年的援助资金从目前的5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
布朗提案的核心是“国际金融工具”(IFF)。提案以捐助国长期(15年以上)的援款项目而非年付援款项目为基础,其目的就是要在从现在到2015年的这段时间内,每年从国际资本市场多募集50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作为官方援助发放下去。而要达到这些目标,捐助国无须再投入新的资金,只要延长其正在实行的援款项目的时间就行了。
当然,目前也有人认为,政府间援助会助长受援国政府的无能、腐败和政策不当等问题。甚至连世界银行也承认,对非洲一些国家进行的援助不啻为一种灾难,通常人们衡量一个援助计划成功与否,不是看贫困减少的程度,而是看花费的多少。然而,我们并不能把部分援款被浪费或流失的现象作为否定所有援款项目的理由。
布朗的提案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对援助效能的评价是以可测量的产出而不是货币的投入为标准的。衡量一个援助项目是否成功,我们可以考察受援国道路修建的里程数,人群接种疫苗的数量,儿童在校的成绩,可获得清洁水源的多少等具体指标——对于每个独立审核者而言,这些指标都是有效的。但全球性以及地区性的组织还需要了解文化的变动及差异等内容。
布朗还明确表示,私有成分是世界各地发展的动力。没有生机勃勃的私有经济, 贫困就永远不可能消除。而要实现私有成分的发展,政府必须对财产所有权进行明确界定并为其提供法律保护,与此同时,政府还须减少官僚主义。此外,私有成分要取得发展,还需要降低贸易壁垒,增强人们承担风险的意识。如果没有清洁的水源,基础教育得不到普及,道路建设滞后,公共健康未能改善,生存与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实施援助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其有条件性。增加对世界最贫困国家的援助是道义的需要。但对援助本身进行有效分配也同样是道义的需要。资金只能分配给那些致力于稳定物价、刺激公众消费、努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这就要求受援国进一步提高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透明度,及时地发布有关数据信息,时刻准备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管理更加公开,彻底根除腐败。这些措施意味着:执行不当政策的国家将不能得到援款。
捐助国所订立的受援条件各不相同。美国除了考虑经济稳定、对居民健康和教育的投入以外,还对公民自由、政府效率、法制化以及反腐败等方面提出了要求。而欧洲国家则可能对其他一些方面进行限定。
尽管布朗的“国际金融工具” 提案,是关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从国际资本市场筹集更多资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捐助国都可以保留仅向那些满足其各种条件的国家提供额外资金援助的权力。“国际金融工具”不会简单地把资金转交给世界银行并由世行来决定这些资金该如何分配。正因为处在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发展银行,而是各捐助国,所以捐助国的纳税人就能够掌握援款的用途。
与目前实行援助的方式不同,这种援助资金是大量地通过捐款而非贷款的形式进行发放的。而在过去发展银行创立的“贷款文化”氛围下,援助的成功是以贷款额的增加而不是贫困的减少为标准的。
布朗的提案是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一个分水岭。他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和平的惟一有效的途径:将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加倍、延长对其援助的时间,发展和增强其私有经济以及加速这些国家的改革。
仅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想要避免因绝望而引发新的暴力活动,还必须减少人们的贫困和痛苦。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已经为赢得这场战争拟订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提案。
布朗的提案是上周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份提案的目的在于将目前世界日均生活水平在1美元以下的人口减少一半,普及基础教育,改善公共健康。在联合国千年峰会上,140位各国领导人曾经确定2015年为解决有关问题的最后期限。要想在这一期限之前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把每年的援助资金从目前的5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
布朗提案的核心是“国际金融工具”(IFF)。提案以捐助国长期(15年以上)的援款项目而非年付援款项目为基础,其目的就是要在从现在到2015年的这段时间内,每年从国际资本市场多募集50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作为官方援助发放下去。而要达到这些目标,捐助国无须再投入新的资金,只要延长其正在实行的援款项目的时间就行了。
当然,目前也有人认为,政府间援助会助长受援国政府的无能、腐败和政策不当等问题。甚至连世界银行也承认,对非洲一些国家进行的援助不啻为一种灾难,通常人们衡量一个援助计划成功与否,不是看贫困减少的程度,而是看花费的多少。然而,我们并不能把部分援款被浪费或流失的现象作为否定所有援款项目的理由。
布朗的提案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对援助效能的评价是以可测量的产出而不是货币的投入为标准的。衡量一个援助项目是否成功,我们可以考察受援国道路修建的里程数,人群接种疫苗的数量,儿童在校的成绩,可获得清洁水源的多少等具体指标——对于每个独立审核者而言,这些指标都是有效的。但全球性以及地区性的组织还需要了解文化的变动及差异等内容。
布朗还明确表示,私有成分是世界各地发展的动力。没有生机勃勃的私有经济, 贫困就永远不可能消除。而要实现私有成分的发展,政府必须对财产所有权进行明确界定并为其提供法律保护,与此同时,政府还须减少官僚主义。此外,私有成分要取得发展,还需要降低贸易壁垒,增强人们承担风险的意识。如果没有清洁的水源,基础教育得不到普及,道路建设滞后,公共健康未能改善,生存与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实施援助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其有条件性。增加对世界最贫困国家的援助是道义的需要。但对援助本身进行有效分配也同样是道义的需要。资金只能分配给那些致力于稳定物价、刺激公众消费、努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这就要求受援国进一步提高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透明度,及时地发布有关数据信息,时刻准备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管理更加公开,彻底根除腐败。这些措施意味着:执行不当政策的国家将不能得到援款。
捐助国所订立的受援条件各不相同。美国除了考虑经济稳定、对居民健康和教育的投入以外,还对公民自由、政府效率、法制化以及反腐败等方面提出了要求。而欧洲国家则可能对其他一些方面进行限定。
尽管布朗的“国际金融工具” 提案,是关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从国际资本市场筹集更多资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捐助国都可以保留仅向那些满足其各种条件的国家提供额外资金援助的权力。“国际金融工具”不会简单地把资金转交给世界银行并由世行来决定这些资金该如何分配。正因为处在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发展银行,而是各捐助国,所以捐助国的纳税人就能够掌握援款的用途。
与目前实行援助的方式不同,这种援助资金是大量地通过捐款而非贷款的形式进行发放的。而在过去发展银行创立的“贷款文化”氛围下,援助的成功是以贷款额的增加而不是贫困的减少为标准的。
布朗的提案是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一个分水岭。他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和平的惟一有效的途径:将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加倍、延长对其援助的时间,发展和增强其私有经济以及加速这些国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