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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下境遇及未来的发展前途与我们有着直接和必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文章从内蒙古“非遗”中“传统美术”类项目着手，以生态美学为视角，对生态美学视野中的“非遗”及其保护与传承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试图找到一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非遗”之路。
【关键词】非遗 生态美学 “非遗”生态 保护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J502 【文献标识码】A
截至2012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已拥有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项目63个，自治区级项目251个，盟市级项目461个，旗县级项目1313个。所有这些“非遗”项目，无论级别与类型，无不生动鲜活地体现着内蒙古地区独特的文化风貌，彰显着“文化遗产”的无限价值与精神品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人类具有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它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与人类的相互关系中，主要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等基本价值以及经济价值、教育价值等时代价值，具有多样性、动态性和系统性。”①所谓“时代价值”，即“非遗”项目本身对于时代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作为“遗产”，“非遗”不仅记载着过去，更切实地传承着现在，直至延续着未来。“非遗”项目过去的风采已成历史，我们当代人无法参与；而其当下的境遇及未来的发展前途则与我们有着直接和必然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我们创造和改变的继承与发展“非遗”的生态系统中。
作为文化艺术的具体形态，“非遗”与“特定历史发展以及特定文化空间的生活、生产方式甚至信仰形式息息相关，是对这些生产生活内涵的表征与延伸。”②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生产生活、宗教信仰，还是作为绝对载体的人与自然环境，无不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势必会使“非遗”的原初“表征与延伸”和当下的“生态系统”产生或大或小的隔阂与错位。因此，在“生态系统”的整体观照中，运用艺术美学的研究视角来审视“非遗”，是适应形势且科学而有价值的，甚至是必须的。
生态美学与内蒙古“非遗”的契合
“狭义的生态美学着眼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关系，提出特殊的生态美范畴。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存在论美学观。”③对于“非遗”而言，显然广义的生态美学定义更为恰当。
通过内蒙古现有的“非遗”项目的艺术样态可以看出，“传统美术”类与“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相比较，具有更为鲜明的特点。首先，静态性。“传统美术”类项目作为艺术形态展示，是固定可见、静止存在的，而非表演类、风俗类项目具有运动性与互动性。这就要求对于“传统美术”类项目的解读、保护、继承和发展应当与其它项目区别对待，找到与之艺术样态发展规律相适的模式与路径。
其次，视觉性。“传统美术”类项目是纯粹的视觉艺术，观者对其进行欣赏与交流仅依靠视觉语言—造型与色彩。
最后，保存性。这里所说的保存性，是指将“非遗”物化之后的可保存、易保存的特点。“传统美术”类项目列入“非遗”名录是因其巧妙的制作工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文化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艺术样态的最终呈现，是物化的作品，内在的文化属性已然渗透进了每一件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作品中。
因此，在众多“非遗”项目中，尤其是艺术类项目中，“传统美术”类是为数不多的“物质遗产”，具有艺术本体与载体的可保存性。这也是由工艺美术的艺术特征所决定的。作为“有形”的艺术遗产，如何科学、全面、健康地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美术”类项目，是需要区别于其他项目对待的。
这些特点决定了“传统美术”类项目对于外在的生态环境有着更加强烈的依赖性和更加直接的互动性。正是因为这些特点，才使得在众多内蒙古“非遗”项目中，对“传统美术”类项目在生态美学视野下的讨论变得更加切合实际，更能体现出生态美学视野的直观性和前瞻性。
生态美学较之传统美学，丰富了“美之存在”的范畴和内涵，扩大到了人、自然、社会的有机整体中，包含着自然、社会对人、艺术的影响的哲学思辨。笔者认为，对于已成“遗产”的“非遗”项目来说，“生态观”的审视远比“艺术本体”的讨论更为重要，更有意义。艺术的生成发展机制告诉我们，任何一门艺术，无论形式简单与复杂，流行范围广泛与狭小，流传时间漫长与短暂，流行阶层是上层还是草根，都与其所处的人群、自然、社会密不可分，即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提出的“艺术批评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他进一步指出：“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因为这缘故，每个新形势都要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批新的作品。也因为这缘故，今日正酝酿的环境一定会产生它的作品，正如过去的环境产生过去的作品。”④中国“非遗”保护工程的实施，就是旨在“正在酝酿的环境”中，在“新的精神状态”下挖掘、抢救、保护“旧形势”、“旧精神状态”中产生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对当下人类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内蒙古“非遗”面临的问题
对于内蒙古“非遗”而言，其最大的价值和影响力，莫过于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和蕴含其中的文化韵味，乃至其扎根生长的那片土壤—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或努力进入城市图求发展，或虽在故乡故土，却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新的观念一同引入，以努力改变其生存条件与生产方式。”⑤这样一来，孕育和培养、发展“非遗”项目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势必要得到改变，也由此给“非遗”带来了危机。
笔者认为，当下内蒙古“非遗”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地域和类型两方面的普泛性，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各类“非遗”项目中普遍存在。相比较其他类别项目，“传统美术”类所面临的问题更为集中和直观。目前，就艺术类项目而言，“传统美术”较之音乐、舞蹈，与生活更为贴近，与大众接触更为频繁，在人们的日常衣食住行中，所占有的比重更大。因此，“传统美术”类项目对于宏观生态、微观生态就更加敏感。就目前而言，对于“非遗”的保护工作更多的还是在整理和展示方面，基本是就“非遗”项目本身而言，从而使之脱离与孤立于其扎根生长的土壤。 “非遗”展示与渗透并进，才能保证其传承与发展的有效延续。通过一直以来“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相关部门对于“非遗”的搜集、整理、展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甚至一度出现了“申遗”热潮。不论出发点是什么，“申遗”热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非遗”的认识和重视，有效促进了全社会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在“申遗”热过后，又出现了“非遗”展示热，各级各类各项“非遗”展示活动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众多借“非遗”之手提升经济指标的案例。如果能从尊重、求实、全面的出发点进行展示，对于“非遗”无疑是重要和必需的，可以尽可能地普及大众对“非遗”的认知，从而营造积极健康的“非遗”生态。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将“非遗”过度包装，甚至是胡乱包装的作秀，其原因就是经济效益在作祟。当然，展示对于“非遗”的推广、宣传和保护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冯骥才先生认为：“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当代使命是抢救。第一就是抢救。我认为抢救比研究更重要。我不轻视研究，研究当然重要，但是抢救是我们时代特有的使命。”⑥毋庸置疑，在社会飞速发展、民间文化艺术急剧衰退的大背景下，当务之急就是抢救，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抢救。实际上，对于“非遗”来说，成功列入“非遗”名录，并落实到具体传承人肩上并不是抢救的最后胜利，而是抢救工作的第一步。让“非遗”的“肌体”重新得到新鲜“血液”的润泽，重新焕发出强劲并持久的生命力，才可以说抢救工作圆满结束。拿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来说，将广泛流传的各种图案（包括服饰图案、剪纸图案、蒙古族民间图案和刺绣图案等）收集、整理、展示（出版图集、举办展览等），将各级传承人选定、安置好，并非就完成了“非遗”的保护与抢救，这仅仅可以说是完成了最基础的“心血复苏”，日后生命力能否持续，是一个更加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当然，冯先生所谓的“抢救”，应该是狭义的理解—将濒临消失的民间文化通过任何方式留存下来，先把它固化、物化，再考虑其他。笔者以为，“抢救”的同时研究其为何消亡、怎样保存、如何发展，似乎要更符合“文化生态”的要求，要更科学些。
“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可以说都属工艺美术范畴，是民间手工艺，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广大民众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鱼水相依。人为的强行保护极易造成这些项目脱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壤而“缺水”、“缺氧”，最终孤立消亡。蒙古族服饰图案、刺绣是为了装饰蒙古袍，剪纸是为了装饰居所，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美好祝愿蕴含其中。当社会发展到传统蒙古袍不再是日常着装之选，剪纸也不再是唯一的家庭装饰的时候，单纯的抢救只能将之请进档案馆，而不会再走进寻常百姓家，传承与发展就无从谈起。在进行“非遗”抢救和展示的同时，及时开展研究，就其消亡原因、保护措施、传承模式和文化生态的复苏与建设进行客观的、科学的、前瞻的研究与探讨，使“非遗”从名录中走出来，重新渗透进入生之养之的土壤中（也或许是具有全新接纳力的新土壤），找寻一条“新生态”中“非遗”传承与发展的可持续化道路，才是“非遗”工作的最终目标与追求。
改善“非遗”生态，尊重“非遗”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⑦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日益推进，“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非遗”赖以生存的原生生态或多或少的改变，都会影响“非遗”的存在与发展。当下流行文化的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美术”类项目已然不像原初那样是生活生产的必需，而是成为了生活的调剂和点缀，甚至是偶然闪现的奇趣。
借着“非遗”热的东风，各级地方政府把“非遗”工作纳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保护与推广工作，呈现出了“非遗”工作的繁荣景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对“非遗”的过度、过快开发，也使其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和同化。所谓异化，是指经过开发、包装所展示的“非遗”较之原初样态已经产生了变异，这其中有市场、经济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也受到了“非遗”生态异化的影响。同化是指在不同区域的同类“非遗”项目在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在现代媒介、审美取向、经济杠杆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渐产生出的艺术特征模糊、精神指向趋同的同质化现象。这一点在“传统美术”类项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旅游经济，尤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经济的飞速发展让各地政府尝到了甜头，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以破坏传统文化习俗为代价，不尊重“非遗”本身的文化属性和艺术风貌，人为地强制性干预“非遗”的传播与展示活动，“非遗”的文化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
“一些最具感染力的文化符号，由于在不同种类的媒体上多次曝光，就失去了它们的原初意义，获得了新的内涵。非语境化一方面导致一种文化的全部象征内容大幅度增加，但另一方面，由于一再被复制、并置和剪辑，全部象征内容中的每一次内容的有效性会被非语境化降低。一旦形象和概念失去了它们的影响力，就会出现孤注一掷地寻求替代物的情况，由于过度使用和不断重复，这些替代物相应地被排空了意义。”⑧长此以往，“非遗”之“非”将成“面目全非”之“非”。
物质文化遗产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罢，都是有生命的活的有机体，它对生存的外界生态环境是有要求且敏感的，不论是保护还是传承都得尊重这一点。“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同样如此。现实情况是：一窝蜂的“申遗”，一股脑推广，一言堂的发展，一阵风的狂欢。只要有可能，就要将“非遗”的各种价值最大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传承人都要在“非遗”的大蛋糕上切下一块，置“非遗”本身的属性和规律于不顾。追求经济利益本身并无大错，但将其看作是发展“非遗”的根本目标，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跟经济发展相比，“非遗”的发展，慢一些，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和未来。
无论是针对内蒙古“非遗”，还是放眼全国，也无论是“传统美术”类还是其它项目，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非遗”生态都是必需的。生态美学的视野下，我们不仅要对“非遗”及“非遗”生态进行探讨，还要从“非遗”的生态位出发，对其历史要尊重，对其当下要求实，对其未来要把握。
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11年6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非遗”专门立法的国家。这一切旨在从国家法律制度层面唤醒全民的“非遗”意识，保障“非遗”工作的顺利有效进行。但更重要的是构建良好的“非遗”生态，从内心唤醒大众的“非遗”自觉，重新激活适合“非遗”生长及壮大的“新生态”。
（作者为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本文系中国文联部级课题（2013年）项目“草原艺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②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③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2页。
④[美]丹纳：《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⑤宋生贵：《传承与超越：当代民族艺术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⑥冯骥才：《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⑦马知遥，孙锐：《文化创意和非遗保护》，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⑧[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页。
责编/韩露（实习）
【关键词】非遗 生态美学 “非遗”生态 保护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J502 【文献标识码】A
截至2012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已拥有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项目63个，自治区级项目251个，盟市级项目461个，旗县级项目1313个。所有这些“非遗”项目，无论级别与类型，无不生动鲜活地体现着内蒙古地区独特的文化风貌，彰显着“文化遗产”的无限价值与精神品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人类具有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它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与人类的相互关系中，主要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等基本价值以及经济价值、教育价值等时代价值，具有多样性、动态性和系统性。”①所谓“时代价值”，即“非遗”项目本身对于时代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作为“遗产”，“非遗”不仅记载着过去，更切实地传承着现在，直至延续着未来。“非遗”项目过去的风采已成历史，我们当代人无法参与；而其当下的境遇及未来的发展前途则与我们有着直接和必然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我们创造和改变的继承与发展“非遗”的生态系统中。
作为文化艺术的具体形态，“非遗”与“特定历史发展以及特定文化空间的生活、生产方式甚至信仰形式息息相关，是对这些生产生活内涵的表征与延伸。”②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生产生活、宗教信仰，还是作为绝对载体的人与自然环境，无不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势必会使“非遗”的原初“表征与延伸”和当下的“生态系统”产生或大或小的隔阂与错位。因此，在“生态系统”的整体观照中，运用艺术美学的研究视角来审视“非遗”，是适应形势且科学而有价值的，甚至是必须的。
生态美学与内蒙古“非遗”的契合
“狭义的生态美学着眼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关系，提出特殊的生态美范畴。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存在论美学观。”③对于“非遗”而言，显然广义的生态美学定义更为恰当。
通过内蒙古现有的“非遗”项目的艺术样态可以看出，“传统美术”类与“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相比较，具有更为鲜明的特点。首先，静态性。“传统美术”类项目作为艺术形态展示，是固定可见、静止存在的，而非表演类、风俗类项目具有运动性与互动性。这就要求对于“传统美术”类项目的解读、保护、继承和发展应当与其它项目区别对待，找到与之艺术样态发展规律相适的模式与路径。
其次，视觉性。“传统美术”类项目是纯粹的视觉艺术，观者对其进行欣赏与交流仅依靠视觉语言—造型与色彩。
最后，保存性。这里所说的保存性，是指将“非遗”物化之后的可保存、易保存的特点。“传统美术”类项目列入“非遗”名录是因其巧妙的制作工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文化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艺术样态的最终呈现，是物化的作品，内在的文化属性已然渗透进了每一件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作品中。
因此，在众多“非遗”项目中，尤其是艺术类项目中，“传统美术”类是为数不多的“物质遗产”，具有艺术本体与载体的可保存性。这也是由工艺美术的艺术特征所决定的。作为“有形”的艺术遗产，如何科学、全面、健康地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美术”类项目，是需要区别于其他项目对待的。
这些特点决定了“传统美术”类项目对于外在的生态环境有着更加强烈的依赖性和更加直接的互动性。正是因为这些特点，才使得在众多内蒙古“非遗”项目中，对“传统美术”类项目在生态美学视野下的讨论变得更加切合实际，更能体现出生态美学视野的直观性和前瞻性。
生态美学较之传统美学，丰富了“美之存在”的范畴和内涵，扩大到了人、自然、社会的有机整体中，包含着自然、社会对人、艺术的影响的哲学思辨。笔者认为，对于已成“遗产”的“非遗”项目来说，“生态观”的审视远比“艺术本体”的讨论更为重要，更有意义。艺术的生成发展机制告诉我们，任何一门艺术，无论形式简单与复杂，流行范围广泛与狭小，流传时间漫长与短暂，流行阶层是上层还是草根，都与其所处的人群、自然、社会密不可分，即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提出的“艺术批评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他进一步指出：“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因为这缘故，每个新形势都要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批新的作品。也因为这缘故，今日正酝酿的环境一定会产生它的作品，正如过去的环境产生过去的作品。”④中国“非遗”保护工程的实施，就是旨在“正在酝酿的环境”中，在“新的精神状态”下挖掘、抢救、保护“旧形势”、“旧精神状态”中产生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对当下人类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内蒙古“非遗”面临的问题
对于内蒙古“非遗”而言，其最大的价值和影响力，莫过于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和蕴含其中的文化韵味，乃至其扎根生长的那片土壤—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或努力进入城市图求发展，或虽在故乡故土，却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新的观念一同引入，以努力改变其生存条件与生产方式。”⑤这样一来，孕育和培养、发展“非遗”项目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势必要得到改变，也由此给“非遗”带来了危机。
笔者认为，当下内蒙古“非遗”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地域和类型两方面的普泛性，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各类“非遗”项目中普遍存在。相比较其他类别项目，“传统美术”类所面临的问题更为集中和直观。目前，就艺术类项目而言，“传统美术”较之音乐、舞蹈，与生活更为贴近，与大众接触更为频繁，在人们的日常衣食住行中，所占有的比重更大。因此，“传统美术”类项目对于宏观生态、微观生态就更加敏感。就目前而言，对于“非遗”的保护工作更多的还是在整理和展示方面，基本是就“非遗”项目本身而言，从而使之脱离与孤立于其扎根生长的土壤。 “非遗”展示与渗透并进，才能保证其传承与发展的有效延续。通过一直以来“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相关部门对于“非遗”的搜集、整理、展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甚至一度出现了“申遗”热潮。不论出发点是什么，“申遗”热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非遗”的认识和重视，有效促进了全社会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在“申遗”热过后，又出现了“非遗”展示热，各级各类各项“非遗”展示活动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众多借“非遗”之手提升经济指标的案例。如果能从尊重、求实、全面的出发点进行展示，对于“非遗”无疑是重要和必需的，可以尽可能地普及大众对“非遗”的认知，从而营造积极健康的“非遗”生态。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将“非遗”过度包装，甚至是胡乱包装的作秀，其原因就是经济效益在作祟。当然，展示对于“非遗”的推广、宣传和保护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冯骥才先生认为：“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当代使命是抢救。第一就是抢救。我认为抢救比研究更重要。我不轻视研究，研究当然重要，但是抢救是我们时代特有的使命。”⑥毋庸置疑，在社会飞速发展、民间文化艺术急剧衰退的大背景下，当务之急就是抢救，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抢救。实际上，对于“非遗”来说，成功列入“非遗”名录，并落实到具体传承人肩上并不是抢救的最后胜利，而是抢救工作的第一步。让“非遗”的“肌体”重新得到新鲜“血液”的润泽，重新焕发出强劲并持久的生命力，才可以说抢救工作圆满结束。拿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来说，将广泛流传的各种图案（包括服饰图案、剪纸图案、蒙古族民间图案和刺绣图案等）收集、整理、展示（出版图集、举办展览等），将各级传承人选定、安置好，并非就完成了“非遗”的保护与抢救，这仅仅可以说是完成了最基础的“心血复苏”，日后生命力能否持续，是一个更加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当然，冯先生所谓的“抢救”，应该是狭义的理解—将濒临消失的民间文化通过任何方式留存下来，先把它固化、物化，再考虑其他。笔者以为，“抢救”的同时研究其为何消亡、怎样保存、如何发展，似乎要更符合“文化生态”的要求，要更科学些。
“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可以说都属工艺美术范畴，是民间手工艺，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广大民众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鱼水相依。人为的强行保护极易造成这些项目脱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壤而“缺水”、“缺氧”，最终孤立消亡。蒙古族服饰图案、刺绣是为了装饰蒙古袍，剪纸是为了装饰居所，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美好祝愿蕴含其中。当社会发展到传统蒙古袍不再是日常着装之选，剪纸也不再是唯一的家庭装饰的时候，单纯的抢救只能将之请进档案馆，而不会再走进寻常百姓家，传承与发展就无从谈起。在进行“非遗”抢救和展示的同时，及时开展研究，就其消亡原因、保护措施、传承模式和文化生态的复苏与建设进行客观的、科学的、前瞻的研究与探讨，使“非遗”从名录中走出来，重新渗透进入生之养之的土壤中（也或许是具有全新接纳力的新土壤），找寻一条“新生态”中“非遗”传承与发展的可持续化道路，才是“非遗”工作的最终目标与追求。
改善“非遗”生态，尊重“非遗”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⑦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日益推进，“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非遗”赖以生存的原生生态或多或少的改变，都会影响“非遗”的存在与发展。当下流行文化的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美术”类项目已然不像原初那样是生活生产的必需，而是成为了生活的调剂和点缀，甚至是偶然闪现的奇趣。
借着“非遗”热的东风，各级地方政府把“非遗”工作纳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保护与推广工作，呈现出了“非遗”工作的繁荣景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对“非遗”的过度、过快开发，也使其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和同化。所谓异化，是指经过开发、包装所展示的“非遗”较之原初样态已经产生了变异，这其中有市场、经济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也受到了“非遗”生态异化的影响。同化是指在不同区域的同类“非遗”项目在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在现代媒介、审美取向、经济杠杆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渐产生出的艺术特征模糊、精神指向趋同的同质化现象。这一点在“传统美术”类项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旅游经济，尤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经济的飞速发展让各地政府尝到了甜头，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以破坏传统文化习俗为代价，不尊重“非遗”本身的文化属性和艺术风貌，人为地强制性干预“非遗”的传播与展示活动，“非遗”的文化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
“一些最具感染力的文化符号，由于在不同种类的媒体上多次曝光，就失去了它们的原初意义，获得了新的内涵。非语境化一方面导致一种文化的全部象征内容大幅度增加，但另一方面，由于一再被复制、并置和剪辑，全部象征内容中的每一次内容的有效性会被非语境化降低。一旦形象和概念失去了它们的影响力，就会出现孤注一掷地寻求替代物的情况，由于过度使用和不断重复，这些替代物相应地被排空了意义。”⑧长此以往，“非遗”之“非”将成“面目全非”之“非”。
物质文化遗产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罢，都是有生命的活的有机体，它对生存的外界生态环境是有要求且敏感的，不论是保护还是传承都得尊重这一点。“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同样如此。现实情况是：一窝蜂的“申遗”，一股脑推广，一言堂的发展，一阵风的狂欢。只要有可能，就要将“非遗”的各种价值最大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传承人都要在“非遗”的大蛋糕上切下一块，置“非遗”本身的属性和规律于不顾。追求经济利益本身并无大错，但将其看作是发展“非遗”的根本目标，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跟经济发展相比，“非遗”的发展，慢一些，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和未来。
无论是针对内蒙古“非遗”，还是放眼全国，也无论是“传统美术”类还是其它项目，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非遗”生态都是必需的。生态美学的视野下，我们不仅要对“非遗”及“非遗”生态进行探讨，还要从“非遗”的生态位出发，对其历史要尊重，对其当下要求实，对其未来要把握。
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11年6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非遗”专门立法的国家。这一切旨在从国家法律制度层面唤醒全民的“非遗”意识，保障“非遗”工作的顺利有效进行。但更重要的是构建良好的“非遗”生态，从内心唤醒大众的“非遗”自觉，重新激活适合“非遗”生长及壮大的“新生态”。
（作者为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本文系中国文联部级课题（2013年）项目“草原艺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②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③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2页。
④[美]丹纳：《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⑤宋生贵：《传承与超越：当代民族艺术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⑥冯骥才：《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⑦马知遥，孙锐：《文化创意和非遗保护》，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⑧[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页。
责编/韩露（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