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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是家礼的教育和实践场所”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发表于《中国教师》2016年7期的一篇短文的核心主张。楼氏为学界前辈，按理，“先生之道高矣！美矣！岂予末小子之所敢知？”[1]然其主张却有似是而非之处，于家礼、于学校认识都不周，且颇能迷惑一部分热心传统的人士，故而不得不辨。
一
“中国的家训内容极其丰富，总的来说，不外乎家法和家礼”，而“学校应该是家礼的教育和实践场所”，这是楼氏的见解。此判断难免令人心生疑惑。既然“家法”和“家礼”同为“家训”的核心，而学校为何独独选择“家礼”而舍弃“家法”呢？
有人或许会说，选择本是学校教育的题中之义，必须要面对的，人类改造社会的经验是如此的丰富，不可能所有的内容都纳入到学校中，正如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所指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或那个知识有没有价值，而在于它的比较价值”[2]，童年太短，儿童的光阴太宝贵了，应当把这时间用来学最值得学的东西，把这精力用去做最有益的事情。“家礼”与“家法”相比，其价值更高，故而入选。
上述的解释自然是符合教育学理的。问题在于，我们见不到详细的推理的过程，也没有目睹到最有信服力的证据，只是获得了一个较为武断的结论—“家礼”更重要。
近代以来，家庭有一大变化，即从传统的大家庭变为核心家庭，在这一过程当中，大家庭的不少阴暗面，甚至是罪恶也被揭露了出来，曾遭遇过不少社会先进的批判，如吴虞曾撰文论述“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3]”。当时尚是青年的傅斯年在《新潮》创刊号上撰文，直接称旧家庭是“万恶之原”[4]，控诉了封建家庭对青年个性的压制和摧残，希望能够改造成新式的。李大钊也说中国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5]”当时学者除了撰文抨击旧家庭制度之外，也有分析其背后的依据，如周建人认为中国的旧家庭制度“有一个蔑视个性的道德律，来做极有力的维系”[6];顾颉刚认为旧家族制度存有三个主义，即“名分主义”“习俗主义”“宿命主义”[7]，揭露了其背后的心理基础。到了小说家的笔下，通过对事实的描绘，批判得也更加彻底，如巴金笔下的《家》，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充满了矛盾，高老太爷是家庭的最高统治者，安排和支配着家庭成员的命运，他有句名言：“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高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罪恶，几乎都与他有关。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明白“家礼”之下实有很多不堪之处，如当时表彰孝女、烈女的贞节牌坊，被视为家族的荣耀、地方的良俗，其实背后不知掩埋了多少女子的泪与血。
二
楼氏对“家礼”与“家法”孰更重要也不是没有一点分析，他甚至引了清代一位未具名的学者的话作为注解。“法使人遵，有了这个法就要遵守这个法;礼使人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法使人畏，礼使人亲”。名家之所以为名家，在于他们分析事物时能做到不盲从、不迷信、持客观，他们的论述往往可视为不刊之论。问题在于，此处楼氏并未查考原文，而是依靠自己的记忆，原本这应是令人佩服的，但是人的记忆不可能百分百准确，会有错误，这句话与原文略有差别。这话乃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陆世仪（1611—1672）的高论，他在《思辨录》中明言：“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礼;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只此是一家中王霸之辨。”（《思辨录》卷十）清末张之洞曾告诫天下士子“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其实引用古籍、参考文献何尝不是宜看全文、宜引全文呢？特别忌讳的是截头去尾导致句意改变之引用，原本作者是反对的，一修改反而变成赞成的了;或原是赞成的，一修改反而变成反对的了;抑或原本是有限的赞成或反对，一修改反而变成全部赞成或反对了，凡此种种，均为治学者之大忌。楼氏之引用并未犯这种大错误，但将“士大夫家”变成“人们”，原本是少数人的事情，一跃变成了多数人的事情，抹灭了其背后的阶级差异。
考“家训”一词，出自《后汉书·边让传》，本指家庭教育。汉代也出了不少“教子文”，如王褒的《幼训》、王僧虔的《诫子书》、孔臧的《与子琳书》、刘向的《诫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郑玄的《诫子益恩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乱世之中，朝不保夕，连世代簪缨之家亦不能幸免，颜之推亲见“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而变乱发生之后，这些子弟“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只能改换行头、靠典卖祖产过活，兵荒马乱之中颠沛流离，最终落得个抛尸荒野的命运;他还见到一些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其实，这也是他切身的经历，“三为亡国之人”先后委身四朝，才得以存活，这段刺心的经验也让他思考如何保持家运于不坠，于是这才有了传世名作《颜氏家训》。他的思路对于后世士人很有启发，不少人仿而效之，这些人毫无例外都是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的，知道封建统治的翻云覆雨，这才构成了文化史上延绵不绝的家训文化。手工业家庭、商业家庭、农业家庭是否也有相似的家训文化呢？答案是显明的。
三
少数与多数的矛盾，在今日学校教育制度之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学校是公共教育机构，非私家教育机构，其中“教什么”“学什么”不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而是有一套规章制度加以保证的，这套规章制度必须保证其“公共性”，其背后乃是以国家意志为支撑。说白了，不是某个个人所能决定，或妄加修改的。
古代中国皇权不干涉私家教育，即所谓“父兄之教”也，可以叫子弟歆羡科举，也可以叫他轻视科举，也可以只叫他识文断字，也可以叫他一字不识，全看家庭的意愿和能力。但学校教育不是如此，近世教育观念有很大的改变，主张人人都可受教育、人人也都应受教育。至于“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又由中央政府决定，也非个人所能决定。自21世纪以来，因施行“三级课程”，部分地区及部分学校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课程”，于是“xx进校园”“xx进课堂”的争议此起彼伏，这是改革之初的乱象，随着时间的激荡，“为新而新”的假象终究会被扫灭，所以这种思路不是长久之计。
概言之，学校是公共教育机关，传统家训乃是私家之事;学校是多数人的，传统家训是少数人的;学校造就新道德，传统家训保持旧道德;学校维护的是现代国家，传统家训维护的是旧式家庭。没有道理让造就现代公民的学校去造就维护私家利益的分子。或许有谓，传统家训中有不少关乎个人道德修养的部分，这部分确有一定的价值，或许将它们置于校本課程中，让学生有所了解、能够欣赏即可。至于是否要照着做，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传统家训中也培养不少伪道学家，也是历史的明证。事实上，还应当告诉学生们，家训中也有不少束缚人的东西，它并不全是善的。
最后，还是引斯宾塞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在花许多年月去学习趋时尚、凭爱好的科目以前，去十分审慎地衡量一下结果的价值，再比较一下这些年月如果用在其他方面会有些什么不同结果，有些什么价值，肯定是件聪明的事。”[8]
参考文献：
[1]谢铎.复兴书院记[G]//王映霞.濂溪志（八种汇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75.
[2][8]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胡毅，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0，10-11.
[3]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J].新青年，1917（6）：1-4.
[4]孟真.万恶之原[J].新潮，1919（1）：124-128.
[5]李守常.随感录·万恶之原[N].每周评论，1919-07-30（4）.
[6]周建人.中国旧家庭制度的变动[J].妇女杂志，1921（6）：1
[7]顾诚吾.对旧家庭的感想[J].新潮，1919（2）：160-161.
【张礼永，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张楚然
一
“中国的家训内容极其丰富，总的来说，不外乎家法和家礼”，而“学校应该是家礼的教育和实践场所”，这是楼氏的见解。此判断难免令人心生疑惑。既然“家法”和“家礼”同为“家训”的核心，而学校为何独独选择“家礼”而舍弃“家法”呢？
有人或许会说，选择本是学校教育的题中之义，必须要面对的，人类改造社会的经验是如此的丰富，不可能所有的内容都纳入到学校中，正如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所指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或那个知识有没有价值，而在于它的比较价值”[2]，童年太短，儿童的光阴太宝贵了，应当把这时间用来学最值得学的东西，把这精力用去做最有益的事情。“家礼”与“家法”相比，其价值更高，故而入选。
上述的解释自然是符合教育学理的。问题在于，我们见不到详细的推理的过程，也没有目睹到最有信服力的证据，只是获得了一个较为武断的结论—“家礼”更重要。
近代以来，家庭有一大变化，即从传统的大家庭变为核心家庭，在这一过程当中，大家庭的不少阴暗面，甚至是罪恶也被揭露了出来，曾遭遇过不少社会先进的批判，如吴虞曾撰文论述“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3]”。当时尚是青年的傅斯年在《新潮》创刊号上撰文，直接称旧家庭是“万恶之原”[4]，控诉了封建家庭对青年个性的压制和摧残，希望能够改造成新式的。李大钊也说中国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5]”当时学者除了撰文抨击旧家庭制度之外，也有分析其背后的依据，如周建人认为中国的旧家庭制度“有一个蔑视个性的道德律，来做极有力的维系”[6];顾颉刚认为旧家族制度存有三个主义，即“名分主义”“习俗主义”“宿命主义”[7]，揭露了其背后的心理基础。到了小说家的笔下，通过对事实的描绘，批判得也更加彻底，如巴金笔下的《家》，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充满了矛盾，高老太爷是家庭的最高统治者，安排和支配着家庭成员的命运，他有句名言：“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高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罪恶，几乎都与他有关。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明白“家礼”之下实有很多不堪之处，如当时表彰孝女、烈女的贞节牌坊，被视为家族的荣耀、地方的良俗，其实背后不知掩埋了多少女子的泪与血。
二
楼氏对“家礼”与“家法”孰更重要也不是没有一点分析，他甚至引了清代一位未具名的学者的话作为注解。“法使人遵，有了这个法就要遵守这个法;礼使人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法使人畏，礼使人亲”。名家之所以为名家，在于他们分析事物时能做到不盲从、不迷信、持客观，他们的论述往往可视为不刊之论。问题在于，此处楼氏并未查考原文，而是依靠自己的记忆，原本这应是令人佩服的，但是人的记忆不可能百分百准确，会有错误，这句话与原文略有差别。这话乃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陆世仪（1611—1672）的高论，他在《思辨录》中明言：“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礼;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只此是一家中王霸之辨。”（《思辨录》卷十）清末张之洞曾告诫天下士子“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其实引用古籍、参考文献何尝不是宜看全文、宜引全文呢？特别忌讳的是截头去尾导致句意改变之引用，原本作者是反对的，一修改反而变成赞成的了;或原是赞成的，一修改反而变成反对的了;抑或原本是有限的赞成或反对，一修改反而变成全部赞成或反对了，凡此种种，均为治学者之大忌。楼氏之引用并未犯这种大错误，但将“士大夫家”变成“人们”，原本是少数人的事情，一跃变成了多数人的事情，抹灭了其背后的阶级差异。
考“家训”一词，出自《后汉书·边让传》，本指家庭教育。汉代也出了不少“教子文”，如王褒的《幼训》、王僧虔的《诫子书》、孔臧的《与子琳书》、刘向的《诫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郑玄的《诫子益恩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乱世之中，朝不保夕，连世代簪缨之家亦不能幸免，颜之推亲见“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而变乱发生之后，这些子弟“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只能改换行头、靠典卖祖产过活，兵荒马乱之中颠沛流离，最终落得个抛尸荒野的命运;他还见到一些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其实，这也是他切身的经历，“三为亡国之人”先后委身四朝，才得以存活，这段刺心的经验也让他思考如何保持家运于不坠，于是这才有了传世名作《颜氏家训》。他的思路对于后世士人很有启发，不少人仿而效之，这些人毫无例外都是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的，知道封建统治的翻云覆雨，这才构成了文化史上延绵不绝的家训文化。手工业家庭、商业家庭、农业家庭是否也有相似的家训文化呢？答案是显明的。
三
少数与多数的矛盾，在今日学校教育制度之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学校是公共教育机构，非私家教育机构，其中“教什么”“学什么”不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而是有一套规章制度加以保证的，这套规章制度必须保证其“公共性”，其背后乃是以国家意志为支撑。说白了，不是某个个人所能决定，或妄加修改的。
古代中国皇权不干涉私家教育，即所谓“父兄之教”也，可以叫子弟歆羡科举，也可以叫他轻视科举，也可以只叫他识文断字，也可以叫他一字不识，全看家庭的意愿和能力。但学校教育不是如此，近世教育观念有很大的改变，主张人人都可受教育、人人也都应受教育。至于“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又由中央政府决定，也非个人所能决定。自21世纪以来，因施行“三级课程”，部分地区及部分学校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课程”，于是“xx进校园”“xx进课堂”的争议此起彼伏，这是改革之初的乱象，随着时间的激荡，“为新而新”的假象终究会被扫灭，所以这种思路不是长久之计。
概言之，学校是公共教育机关，传统家训乃是私家之事;学校是多数人的，传统家训是少数人的;学校造就新道德，传统家训保持旧道德;学校维护的是现代国家，传统家训维护的是旧式家庭。没有道理让造就现代公民的学校去造就维护私家利益的分子。或许有谓，传统家训中有不少关乎个人道德修养的部分，这部分确有一定的价值，或许将它们置于校本課程中，让学生有所了解、能够欣赏即可。至于是否要照着做，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传统家训中也培养不少伪道学家，也是历史的明证。事实上，还应当告诉学生们，家训中也有不少束缚人的东西，它并不全是善的。
最后，还是引斯宾塞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在花许多年月去学习趋时尚、凭爱好的科目以前，去十分审慎地衡量一下结果的价值，再比较一下这些年月如果用在其他方面会有些什么不同结果，有些什么价值，肯定是件聪明的事。”[8]
参考文献：
[1]谢铎.复兴书院记[G]//王映霞.濂溪志（八种汇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75.
[2][8]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胡毅，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0，10-11.
[3]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J].新青年，1917（6）：1-4.
[4]孟真.万恶之原[J].新潮，1919（1）：124-128.
[5]李守常.随感录·万恶之原[N].每周评论，1919-07-30（4）.
[6]周建人.中国旧家庭制度的变动[J].妇女杂志，1921（6）：1
[7]顾诚吾.对旧家庭的感想[J].新潮，1919（2）：160-161.
【张礼永，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张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