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室里，金星女士已经坐在沙发上，一身棕绿色的套装，腰挺得笔直，任化妆师为她补妆。
　　两分钟前，她还在一场发布会的舞台上，对着台下的长枪短炮，露出标志性的微笑。此刻，她接过录音笔，放在手边，面向机器，挪了挪身子，露出节目的宣传牌：“开始了吗？”
　　没有中场休息，没有一丝拖沓。镜头里的女人，一手拿着麦克，指甲涂成天蓝色，眼睛里放着光。
　　她的语速也快，问题抛出去，话音刚落，回答已经开始。与媒体来往多了，一招一式，她烂熟于心。“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她讲起前一天晚上录制《中国达人秀》时，台上一个女孩子，没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唱了一首西洋歌剧的名曲，“虽然不是完美无瑕，但那声音，像被天使吻过，好极了”。
　　她欣赏的“达人”，不是那种“炫技”型的。“一个舞蹈演员，跳舞跳得好，就应该跳得好，这是你的专业，不要告诉我这有多么奇特。但一个科研人员表演了一场神奇的魔术，一个片鸭子的师傅跳了一段钢管舞，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唱了一曲咏叹调，这太棒了。”
　　有论点、有论据，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每一个问题后面，埋伏着记者怎样的期待与陷阱。这种圆熟和老练，不似电视上那个“毒舌”的金姐，但并没有掩盖她的真实和直接。她不回避任何提问，没有囫囵和吞吐，抛出一团团密集的话语，层层叠叠，虚虚实实——除去舞蹈，那是她最坚实的铠甲，抵挡着八方风雨、四面楚歌。

真实的人在跳舞

　　8月11日，《中国达人秀》第六季开播。第一期节目里，有一个26岁的四川男孩，在工厂剪过线头，做过伐木工人，送过快递，直到3年前接触了杂技，才找到自我。在朴树《No Fear in My Heart》的歌声里，他用一根简单的杆，表演了一段空中杂技。
　　演完后，金星与另一位观察员蔡国庆，展开了辩论：
　　蔡：就今天的表演而言，我认为非常简陋，只看到一个会杂技的男孩做一些正常的基本动作。
　　金：正因为他没有受到杂技的刻板训练，反而没那么多束缚，表演风格是自由的。我唯独不满足的是，他在一开始倾斜伸懒腰的时候，可以再运用力量往上爬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
　　蔡：差这么一点，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金：不，听我说完，中国杂技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高峰，但艺术创作性和国外还是没法比的。
　　蔡：不，不是这样的……
　　另两位观察员杨幂与沈腾赶紧起身，为他们揉肩捶背，缓解下“尴尬”气氛。
　　金星摆摆手：“没关系，我和蔡老师多年的哥们了，这只是艺术观点上的辩论。”
　　曾经，金星也是一个坚定的技术主义者。

　　9岁那年，那时的金星还是个伶俐的小男孩，进了部队文工团，开始学跳舞。每天早上，练功房里，一个孩子一根柱子，脚尖向上，用绳子把腿绑在上面，捆得死死的。正腿、旁腿、后腿，一条腿15分钟。前两分钟风平浪静，5分钟后一片鬼哭狼嚎。老师在一旁，低头翻着报纸，喝着茶，不紧不慢地说：“还有3分钟。”
　　那时，他一米四多一点的个头，只能演小战士，被发配到舞台工作队，做了一年服装，帮人家熨衣服，做头饰，打灯光。有一次，团里排练《金山战鼓》，一個小演员病了，找了金星和另外两个女孩做替补，谁学会了谁上。其他动作都没问题，但一出场的扳后腿，他的柔软度不如女孩，扳起来十分困难。他苦练了一星期，硬是把腿扳上去了。
　　1985年，金星参加“桃李杯”比赛，获得全国第一名，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王光美亲自颁奖，和他说，你怎么跳得那么好。他跳的是《帕米尔牧歌》，充满新疆风情，演出时特意贴上小胡子，画上了胸毛。其中有一组动作是牧羊少年跟小羊逗趣，需要双脚立起跳舞。这不像芭蕾舞，有专门的舞鞋，完全靠两根脚趾的力量支撑整个身体。当时，没有人敢这样跳。而他就像一台完美的机器，输入什么舞蹈动作，就能跳出什么舞蹈来。

　　3年后，一切改变了。当他带着一身技术，被派到美国学现代舞，痛苦也随即开始。现代舞注重的是思想和灵魂，是自我意识的开发，而不是棋子一样的规范动作，或体操一样的肢体展示。他开始痛苦地蜕变，放下荣誉，放下技术。
　　“现代舞追求的是真实美，是真实的人在跳舞。”也正是因为对内心真实的极致追求，他在28岁的时候，做了个惊世骇俗的决定，转换身份，成为一个女人。

是“独到”的“独”，不是“恶毒”的“毒”

　　人到中年后，对金星来说，在电视上，更得是真实的人在说话。
　　《达人秀》上的“艺术辩论”，早在2011年的《舞林大会》上就几番上演。有选手说自己韧带受伤，跳完了突然倒地，金星说，如果换成自己，就算化脓，也要想办法掩盖起来。另一位以性感著称的女演员上台跳舞，金星又不买账，说女人的性感不是摆在桌面上的，上赶着不是买卖，那是猪肉，不是性感。不仅批评选手，还和评委吵，把杨丽萍气得拍桌子，她自己笑着摇晃扇子。 　　传媒时代，人们需要这种“不知眼力见为何物”的真实。金星身上的特质，被摄像机无限放大，以至“毒舌”，已成为长在她身上的标签。
　　到了2015年的《金星秀》，似乎更坐实了“毒舌”的名号。从“小鲜肉”“花瓶”“毯星”到炙手可热的大腕、“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都是她调侃的对象。制片人商量着让她说得隐晦点儿，她也明白，但还是会坚持，结果“猜金星在节目里说的是谁”，又成了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事不对人。我是针对某件眼前发生的事情，评判、发表我的观点。如果你听不懂我的话，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个人恩怨，那是你面对事物的态度，不是我金星的，我心里坦荡极了。媒体可能找不到合适的词，就给我贴了个‘毒舌’的标签。我只是比较直率，喜欢真实的表达，有独到的观点——是‘独到’的‘独’，不是‘恶毒’的‘毒’。”
　　金星的独到，在于她的姿态，“就是一个老百姓主持了一个节目而已”——一个穿着精致旗袍的舞蹈家，一张嘴却是一套“东北老娘们”接地气的语言系统，说剩女，说小三，说教育，说打工，说留学，说广场舞，说食品安全，说夫妻关系……有一次说到国际航班的“崇洋媚外”，“有个空乘对中国乘客态度特不好。我一改说英文，态度立刻柔和了，一直用英文问我要什么。结果到最后，我给她一句纯正的东北话：橙汁！” ……
　　“橙汁”的故事，来自1993年她在回国飞机上的真实经历。金星的秀，没有虚构的段子，说的都是自己——在国外打工的受罪经历，多年带领现代舞团的曲折艰辛，多姿多彩的情感经历，3个孩子的教育经……“比我境界高的人有很多，我不会把人家的话放在我身上，以示我的高深，那太假了。别人说金星，你不对、你偏激，那我等着时间告诉我我的偏激和片面，等我再老一点，我看世界的方式肯定又会不一样。”
　　“对每件事、每个人，我都是走心的，長年累月的积累给了我一个诉说的平台，一切都是水到渠成，让我在44岁进入电视圈，站在银屏前。如果我在22岁、33岁，你给我这个舞台，我不会上的，因为我还没准备好。”

我不想改变世界，也不想被世界改变

　　这个准备，金星用了十多年。
　　几年前，她带孩子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看到派对老天爷喊：“我失去了我的家人，失去了一切，你还要什么呀？”她浑身一激灵，想起彻底改变自己的那个手术。那个时候，他就像那个少年派。
　　手术成功了，却留下了医疗事故。她的左小腿肌肉到脚趾间，神经全部坏死。她不信命。半年后，她拖着一条冰凉的病腿，登上了现代舞《红与黑》的舞台。每跳完一个舞，就有医生来替她按摩。
　　如果当时真瘸了怎么办？
　　“那我就到深山里的小山村里，教孩子们跳舞，跟他们讲外边的世界，或许能发现另一个‘金星’。”
　　“如果说我是少年派，那次手术是那场暴风雨，那我遭遇的社会偏见就像是那只老虎。”这些年来，金星面对那只“老虎”，有恐惧，有抵抗，但最后它成了相与相随的伙伴，陪着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
　　误解、放大、扭曲、断章取义、流言蜚语，她早已淡然处之。“我的个性不说浑然天成，也历练到一定程度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我心里没有承受能力，干什么要坐在大庭广众面前？外边怎么说，那不是我，那是你想象中的我，你期待中的我。”
　　她没像人们期待中的成为一个女权先锋，也不像很多人想象中那么“封建”。“我要是坚持男尊女卑，为什么还要费劲地来到女人世界？”金星写过一本散文集《掷地有声》，书的封面印着——“我不想改变世界，也不想被世界改变”。她始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她告诉自己的观众们，如何化被动为主动，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和情感。
　　去年，金星看《如懿传》，流泪了，为剧中男人的自私多疑，也为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原来每个人都在努力生存，艰辛地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她说，“突然间放空了，有那么一个机会，怜悯一下自己，我也被那么误解过，被那么排斥过，那时候怎么过来的？”
　　金星不是没想过放弃。1988年到了美国，看到花花世界，摇摆得一塌糊涂，只想着赶快改行，拿绿卡办移民。
　　第一次进到美国学校的排练厅，周围都是俊男靓女，他穿着最简单的衣服，不自觉就往最后一排站。跳了15分钟，发现自己在第一排了——外国演员们一脸惊异地退到后面，看着他跳。回家路上，改行的念头烟消云散。
　　国内的奖学金只支持一年。一年后，金星决定留下。为了挣学费，他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在皮包店当过售货员，给别人当过保姆，批发过运动服，在餐厅里洗过盘子……就这么咬牙坚持了下来。
　　1999年，金星舞蹈团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首个私人舞蹈团。那一年，金星32岁，无房无车，存折里只有1万多块钱。最初，他们没有自己的排练厅，只能到处换，2003年遇上非典，一年都没有演出。最窘迫时，她把房子抵押给别人，结果被骗了400多万，雪上加霜。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是，感觉就是一只被宰的小白羊。上午忙着跑东跑西打官司，下午回舞团安排工作，晚上回家门一关，孩子们在眼前依旧阳光灿烂。” 　　如今的金星舞蹈团，矗立在黄浦江畔。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掏钱来看他们的演出。团里现在有17个演员，女孩10个，男孩7个;最小的22岁，最大的45岁。
　　她把自己的舞团比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的孩子急功近利地来了，一年后学了一些东西，就到市场上兜售自己。一定要待到3年，我才承认你确实在金星舞蹈团历练过。3年以后，孩子们会发生很多变化，开始进入一个成长期。7年以后，演员就会很清楚，作为一个舞者该怎么生活，那是最好的时候，他/她开始在舞台上发光了。所以从第三年到第七年，又是一个坎，很多人迈不过去，被市场诱惑，被生活诱惑，改变了方向;很多人觉得自己能有一片天地，走向社会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不要以为这条路能赚大钱、出大名，不可能。”对每一个来舞蹈团的演员，她首先要戳破那些不切实际的野心。她希望演员们都扎实一点，踏实一点，除了技术和艺术，更要学会舞蹈之外的东西——怎么面对社会，怎么做自己，怎么在坚持和放弃之间做抉择。

每一刻有每一刻准确的金星

　　某种程度上，参加综艺节目，也是为了养舞蹈团。金星毫不讳言自己的“曲线救国”。如果沒有录制，她每天都去舞蹈团上班，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她每天仍要练功，即便不去舞蹈团，在家里也要“抻一抻”，“每天不动动，身体会发皱的”。
　　她刚刚度过自己的52岁生日，慢慢迈入从“金姐”到“金姨”的年纪。她和儿子开玩笑，说妈妈过完50岁生日，每一年就往回过了，去年49，今年48，明年47……总有一天，咱俩过同一个岁数。
　　“衰老不是个问题，重要的是心，要干净、单纯，如果你负重前行，会老得很辛苦。” 过了50岁，金星开始做减法。她把手机变到最简单的模式，接收电话、发微信、看微博、看新闻。“我连支付宝都没有，虽然网购很方便，但我喜欢有行为的方式，一定要走出家门，到实体店去购物。”
　　她需要真实地看到这个世界，与社会保持紧密的接触。作为一个先锋的现代舞者，她甚至开始关注广场舞，穿着旗袍跳起《茉莉花》，谈论“我们中老年朋友如何优雅地老去”：“几个老哥们老姐们，在广场聚在一起，通过舞蹈的方式寻找到自己的快乐和存在价值，不给儿女添麻烦，彼此报团取暖，丰富生活，多朴实、多简单、多伟大！”
　　对金星来说，衰老确实不是个问题。她还有一个生日，1995年4月5日，改变自己的这一天。如今，女孩刚刚24岁，青春正好。
　　就算哪一天，她告别了电视、网络与社交媒体，也不会离开舞台。“因为它告诉我‘金星是谁’。在舞台上，我单纯极了，把所有的社会身份——3个孩子的母亲、一个男人的妻子、毒舌评委、脱口秀主持人……全部抛开。我就是一个会跳舞的人，一个用身体和世界交流的人。它是我精神上的一块自留地，是属于我自己的空间。”
　　1991年，金星自编自导了一个舞蹈《半梦》，音乐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这一年，他24岁，从此这个舞蹈一年年跳下去，直到如今。“每一年跳《半梦》，都是不一样的。哪怕同一个音符、同一个动作、同一个舞台调度，我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金星停顿了几秒，“就像一坛好酒，放得越久它越醇香，它凝聚的东西越多。”
　　《半梦》里，所有的群舞演员都是黄色服装，唯独金星，一条鲜红的裙子，被一束追光的圆圈照亮。她就像太阳系中的那颗行星，公转时汇入人群，让你看看舞蹈家的脸;自转时逆向而行，留下一个孤独的剪影。
　　“到了八九十岁，你希望大家谈起你，会怎么说？”
　　“这是个真实的人，彻底把自己活明白了。”
　　“世界从来没那么单纯过，人生永远是个半梦的状态。”她说，“我不知道答案，但也从不会迷茫。每一刻有每一刻准确的金星，我每一刻都努力完成，每一步都走得特别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