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12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获奖名单中，《你好香港》立于优秀纪录片奖一栏，这是导演陈真第三次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即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奖了，之前是电影纪录片《布达拉宫》、《千秋三峡》。1984年，为了自己的梦想，在上海生活了20年的陈真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来到北京，后进入中央电视台从事长纪录片创作，成为了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他参与拍摄的有：系列片《黄河》、《中国人》、《周恩来》、《儿女英雄传》、《新香港故事》，纪录片《西藏大祈愿》、《访苏印象》等等。同时，2001年起，他担任了中央电视台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编委、《东方时空·百姓故事》制片人。在陈真的这些纪录片里，有着他的梦想，困惑，遗憾，甚至痛苦，但不管是怎样的情感，能执著于纪录片那么久，必定蕴藏着非同一般的热爱。
　　
　　
　　记者：最近《你好，香港》又得了华表奖，这是你第三次得奖了，有什么获奖“秘诀”吗？《布达拉宫》《千秋三峡》《你好，香港》三部影片选的题材都很大，它们对你而言，各自有怎样的挑战？
　　陈真：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电视的纪录片工作者，偶然涉足电影纪录片，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应该感谢观众，感谢颁奖给我的评委，更该感谢我所拍摄的这三个地方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这三部影片对我而言，既是一次纪录片的制作经历，更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和特殊的体验，而且西藏和长江三峡包括香港，与我自己现在生活的城市相距遥远，生活环境也大相径庭，因此谈不上什么挑战，每一次都足够让我兴奋。
　　
　　记者：我采访过一些纪录片人，能感觉到纪录片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物质方面的回报并不是太重要，但是精神方面还是很需要鼓舞与支持的。你得了三届华表奖，这个奖对你而言有多大的意义？
　　陈真：“华表奖”号称是中国电影的最高奖，但我想，我肯定不是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他们给我这个奖，让我得到了很多鼓舞和支持，但我觉得最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影片得奖，而是人们通过影片再一次关注布达拉宫、三峡工程和香港。因为国产影片的放映机会并不多，流行面较窄，获奖可以扩大影响，增加发行量。
　　
　　记者：三部得奖的纪录片，你最喜欢哪一部？载入纪录片史册的话，如果让你写，你会各写怎样的一段评价？
　　陈真：喜欢总是出于感情。我自己最喜欢的当然是《布达拉宫》，因为在这部影片长达5年的筹备、拍摄与制作期间，我几乎只专注于这一件事情，我不仅承担了导演的工作，也承担了撰稿、策划、制片人、剧务、录音，包括发行等等等等的工作，其中艰辛不足道来，虽然因为各种原因片子有很多硬伤和遗憾，但毕竟是我投入心血最大的一部。《千秋三峡》和《你好，香港》两部影片，分别由两个电影制片厂出品，我只是他们外聘的导演，工作起来多少轻松一些，不用承担导演以外的事情。
　　
　　记者：你在媒体上说过“在布达拉宫的时候，我会常常一个人找个角落坐着发呆，话更少。这种状态，甚至影响了我和摄影师等人的交流和沟通。”那时你在想些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如果你不时常跟摄影师等人交流沟通的话，拍出来的片子是否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陈真：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位写诗的同学总跟我说，你为什么喜欢拍电影，他们写诗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而拍电影需要很多人、很多工种，还要很多钱，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前功尽弃，当时体会不深，现在想来，确实如此。我是学文学出身，文字还行，与人沟通交流技巧不高，《布》片拍摄时压力较大，所以和其他成员的沟通交流受到影响，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后两部影片与各工种的合作非常愉快，或许是因为有了《布》的成功，人们对我有了一定的认识，交流的基础就显得非常良好。
　　
　　记者：《布达拉宫》用60多岁老喇嘛的个人化的视角反映了布达拉宫的历史文化。听说最早一稿拍摄大纲是以两位去拉萨朝圣的藏族少女一路的经历为主线，审稿的领导问你，这个片子布达拉宫在哪里啊？你当时回答，在人们的心里。我看了你拍的《布达拉宫》，知道了解了很多西藏的历史、西藏的文化，但是那种人们心里的布达拉宫的感觉不是特别深刻，没有让心灵非常震撼的东西。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按你原来的拍摄大纲会怎样？如果让你有选择的自由的话，你会选择原来的拍摄大纲吗？
　　陈真：事情过去很多年了，我第一次写的《布》拍摄大纲成形于1999年，距今已经8年多了，我觉得还是现在的《布》好，不管去没去过布达拉宫，我想每个人心中的布达拉宫都是不同的，现在影片呈现的不是我心中的布达拉宫，而是外表的、真实的、物质的布达拉宫，真实性无可置疑，至于这种真实能否让人震撼，我没有把握。我想人们还是喜欢一些超现实的幻想，这样更能打动人，但我是拍摄纪录片的，真实纪录是我们的第一要义。
　　
　　记者：你曾在媒体上说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拍过最好的纪录片。”之前拍过的纪录片有怎样的遗憾？
　　陈真：虽然我拍摄纪录片的年头超过20年，但我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纪录片工作者，我对纪录片创作规律的认识依然不很清晰，自己的信念时有摇摆，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坚定，我记得巴金说过，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事，纪录片也同样道理，纪录片也应该拍摄导演熟悉的生活，可我每次都千里迢迢，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见我是如此不成熟。
　　
　　记者：你认为最好的纪录片是怎样的？表达你自己怎样的想法？你特别喜欢的纪录片有哪些？
　　陈真：我认为好的纪录片首先应该有深刻的思想，其次应该有真实的影像，并且还有导演自由的个性化的表达，我最喜欢的纪录片有很多，因为好的纪录片总是极富个性，它们的表现形态也完全不同，我特别喜欢纪录片《浩劫》。
　　
　　记者：据说你中学时就去考北京电影学院了，你是如何喜欢上纪录片的？因为纪录片，你大学毕业去了北京，后来又去了国外，然后回国留在北京，其中也有不少曲折，为何那么执著于纪录片？你现在的工作与纪录片密切相关，你有多少表达的自由？
　　陈真：应该说我一开始并不喜欢纪录片，很多做纪录片的人跟我一样，一开始都有个电影梦，想拍摄故事片。但在80年代，能够成为故事片导演的人，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犹如天方夜谭，最后很多人加入了电视台，成为电视工作者，而在电视行业多少能表达自己观点，体现创作个性的，唯有纪录片。幸运的是80年代后期，中国兴起了“新纪录片运动”，我们都成为最早的参与者，拍摄记录片使得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当然在今天，很多人已经不再拍摄纪录片，而我只是因为身无旁及，只能和纪录片干上了。但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并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能让你自由地表达，这也是我自己感到痛苦的原因。
　　
　　记者：工作与兴趣结合在一起，你觉得幸运、满足吗？
　　陈真：对我来说，我依然在拍摄制作纪录片，就很幸运和满足。如果有一天，别人告诉我：“该歇了，你已经落伍了，你所做的工作也毫无价值。”那时我就会和纪录片不得不说再见。影视工作是一项耗费体力的事业，我们离干不动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记者：你说过你的困惑表现在你所拍的纪录片里，是怎样的一种困惑？拍记录片只是想表达还是希望解决自己的困惑？
　　陈真：我们出生于一个传统势力非常强大的年代，当我成年的时候，又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迅猛、最不可思议的社会变迁，我们既是这种变化的受益者，也是这种变化的受害者，我们无法沉静下来思考与我们人有关的更深刻的命题，我们被外部世界牵着鼻子团团乱转、丧失自我、找不着北。我总是想知道一个文化、一段历史包括我们自己将有怎样的未来，我看不到，这既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
　　
　　记者：你是上海人，选择呆在北京的原因是什么？你现在对于上海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陈真：上海是我的故乡，上海人生活得非常精致、讲究实惠，这和我的粗放性格多少有些不合，我在上海生活了20年，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异类，所以当时我特别想离开这个城市，离开上海后，在北京、甚至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又呆了20多年，我现在回到上海，突然发现我有一些喜欢上海，我生命的很多部分是和这个城市无法分割的，但我已经不是上海人，我曾经熟悉的上海生活与我更是远去，留下的是一份情感。我曾经想过，我会拍一部关于上海的纪录片，如果允许，我想我将表达我的这种情感，就像你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地爱一个人，但这个人却早已离你远去，你够都够不着。
　　
　　记者：作为新纪录片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你对纪录片今后的发展如何看待？
　　陈真：应该说，现在纪录片创作已经成为壮观之势，很多比我们年轻的人具有极强的活力，拍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随着数码技术的不断完善，价格不断下降，任何人都可以拿起DV，记录他身边的任何事，一不小心，就出一部，尤其是播客的出现，将会对记录的方式以及观看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所以纪录片未来的发展，也将会出现超出我们想象的奇迹。